王煜 康轶琼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除形象化地表达对宇宙模式的认识和想象外[1]，古人还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形式，即以抽象的数字和符号系统来模拟天地及其运动，在战国秦汉时期往往表现为术数的形式，通过模拟宇宙及其运行来推演“规律”，预测吉凶。此种模拟和表达宇宙的抽象模式，在《周易》，尤其是对《周易》符号系统的解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周易·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2]《周易》推演的基本原则即是以数字系统模拟天地构造及其变化。如《系辞上》中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3]即是以数字来抽象模拟和推演天地构造及时空变化，当然是一种抽象的术数化的宇宙模式的表达[4]。
《周易》的数字系统过于抽象和简略，可以说是以宇宙模式为基础，但还难以直观地反映这个抽象的宇宙模式。而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占卜工具——式盘上的图式则更颇能进行直观的反映，在这个方面学界已经有许多成果，不仅较为系统的梳理了目前所见的秦汉时期式盘，也较为完整、深入地讨论了式盘图式与宇宙模式的关系[5]。学者们普遍认为，此时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六博，其棋盘即博局上的图式与式盘的图式，构造一致，关系密切，甚至直接是博局图式的来源[6]。除式盘和博局外，此种图式及其简化形式在铜镜、画像石、画像砖及某些器物上广泛出现。不论其是直接来源于式盘图式，还是具有另外的共同来源和背景[7]，或是后期发展中的趋同[8]，目前所见的材料中，式盘的图式确实是最为完整全面和标注最为系统的，所以这里我们将其统称为“式盘类”图像。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往往直接称为“式图”，有些只指代式盘上的图式，有些则涵盖博局及其他器物上的类似图式。从目前材料来看，是否所有类似图式都直接来源于式盘这一问题并不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谨慎起见，我们使用其最具代表性的图式即式盘上的图式来比类。以往学者们对这一类图像的研究主要偏重术数方面，术数方法和观念当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研究的基础，但此类图像既然流变和影响到了其他装饰图样甚至实用器物，其中恐怕就不全是术数的问题，还要图像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拟跨载体地从图像本身对其分类，再考察其后的宇宙观背景，当然也要以基本的术数问题为基础，好在这个方面学界已经提供了坚实基础[9]，也就便于我们从图像本身的角度来增加对这些图式研究的丰富性。
一、基本图式：钩绳图
此类抽象图式有一种图式最为简略，却也最为稳定，应为一种最为基本的图式。整个构图或方或圆，以方形为多，中间有两条线在中心处垂直相交，呈“＋”形，四角对称分布四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呈“∨”形，开口向外。
在术数类简牍帛书中常有此种图式。如湖北荆州30 号秦墓出土简牍中即有一幅[10]，在“＋”形线的四端和四个“∨”形线形成的八个端头，共十二个线端依次标出十二支（“子”居正北，顺时针排列），在十二支内侧的“＋”形四端和中心交互处则按方位标出十干，甲乙在东，丙丁在南，戊己居中心，庚辛在西，壬癸在北（图一）。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廷》中有三幅[11]，一幅十二端依次标出十二支及占语，一幅为十二支和十二月，一幅为五行（析为十二种）和占语，最后一幅上还标有十干，位置同周家台出土者（图二）。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禹藏图》周围的十二个小图亦是此种图式[12]，“＋”形中心标月份，四周线端则标数字（图三）。马王堆帛书 《堪舆》 章首亦有一幅相似的图式[13]，不过中间省略了“＋”形线，但相应位置的十干仍然标出，另外在最外侧的边框上还按方位标出二十八宿（逆时针排列）（图四）。
图一 湖北荆州30号墓出土简牍示意图
（采自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7页，线图一）
图二 孔家坡汉简日廷图示意图
（采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图一、二、三）
图三 马王堆汉墓帛书《禹藏图》示意图
（采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附图二）
图四 马王堆《堪舆》示意图
（作者绘）
在式盘的地盘也见有此种图式。如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式盘[14]（图五）和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M1出土一件式盘的地盘背面[15]。汝阴侯墓出土者四角部分还有四条对角线，增加了对四维的表现（后详），图式上还标有数字和节气（图六）。江苏仪征刘集联营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一件漆盘，很可能也是一种式盘，其上也为此种图式[16]。稍有不同的是其“＋”形线中心与四边之间断开，但整个构图显然是相连的。盘上朱书隶书文字五层，内容较一般的此种图式复杂。外层边框按方位标出二十八宿（逆时针排列），十二条线外端标十二月（顺时针），向内标十二支（逆时针，按十二支一般为顺时针排列，此或为特例），内端及中心交叉处按方位标十干和五行，除二十八宿外皆与图式中线的位置相关，可见，也是因为其内容过多，所以才断开中间的线条，使其出现更多的可供标注的线端（图七）。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M1（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出土的另一件式盘地盘正面应该也是此种图式，虽然天盘遮挡了盘面中心大部分位置，但从天盘为遮挡的四端和四角来看，仍然是中央“十”字形线加上四角“∨”形线的布局，十二个线端也标出十二支（顺时针），再外围为二十八宿（逆时针）。十二支内也按方位标出十干，四角标天（西北）、土（地，东南）、人（西南）、鬼（东北）（图八）。
图五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式盘结构示意图
（作者绘）
图六 安徽阜阳双古堆M1出土二号式盘地盘背面示意图
（作者绘）
图七 江苏仪征刘集联营西汉墓出土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图八 安徽阜阳双古堆M1出土一号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博局的图式比起此类图式来更为复杂（后详），但在四川地区汉代画像的仙人六博图像中，往往将博局简化表现为此种图式。如新津宝子山崖墓1号石棺一侧之左部为一幅仙人六博画像，其上二人跪坐于一“上广下狭”的山顶上对博[17]。二人为裸体，身形清癯，头顶有长耳，肩后生羽，其旁又有凤鸟和凤尾状的芝草（图九）。罗二虎先生认为二人坐于云气之上[18]，其实当为仙山，古人观念中的仙山多为“上广下狭”。《十洲记》云：“（昆仑山）广万里，形如偃盆，下狭上广。”[19]《拾遗记》亦云：“海中三山，一名方壶方丈，二曰蓬壶蓬莱，三曰瀛洲。形如壶，上广下狭。”[20]汉画像上常以此种形象表现仙山。二人肩后有羽翼，头顶有长耳，皆是时人观念中仙人的基本形象。《楚辞·远游》中说“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王逸注“《山海经》言有羽人之国，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21]。《论衡·无形篇》中也说“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22]。汉乐府《长歌行》中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23]。可见，此画像表现的是仙人六博于仙山之上，而其所用之博局，正是四川汉墓画像中所特有的这一类。类似的画像还见于新津崖墓所出另一石棺[24]（图一○），彭山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右侧[25]（图一一）。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右侧右上部有一幅羽人六博画像，自题为“先（仙）人博”[26]，意义十分明确。其所用博局也属于此类，只不过略有一些变化，即在四角的四个“∨”形中再对置四个“∨”字形线，但其“＋”形格局及四角设“∨”形的基本格局则是一致的。德阳市出土一方画像砖上亦有一幅仙人六博画像，其所用博局亦属此类，只不过在四角的四个“∨”形线中又多出一两条短线[27]，基本设计与上述画像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在四川出土东汉画像砖的中心也有不少此种图式（图一二）。
图九 四川新津宝子山崖墓一号石棺仙人六博画像
（采自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 年 ，第 39 页，拓本一二）
图一○ 四川新津崖墓石函仙人六博画像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
图一一 四川彭山梅花村496号崖墓石棺仙人六博画像
（采自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 年 ，第52 页，图三六）
图一二 四川芦山县“规矩、十字折线纹”砖
（采自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第528页）
《淮南子·天文训》中对于宇宙模式的基本框架有一段记述：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南为背羊之维，西北为蹏通之维。[28]
案“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曰二绳”[29]，则“子午”、“卯酉”二绳代表最基本的一对经纬线。在此二绳之间，等分安排十二辰中其他八辰，丑与寅、辰与巳、未与申、戌与亥相钩，是为“四钩”。二绳的四头即是“四正”，四钩所在即是“四隅”，四隅之线即是“四维”，合而言之即是“八紘”，也称“八维”，高诱注“八紘，天之八维也”[30]。
由此二绳、四钩、四正、四隅、四维、八紘、十二辰即构成了宇宙模式的基本框架，如果用图式表示出来，正好就是上述“＋”形和“∨”形构成的图式（图一三），也即宇宙模式的基本图式。由于构成此种框架的最基本元件为“钩”和“绳”，我们依此称之为钩绳图。有学者根据孔家坡汉简术数文献中的此种图式的题名结合《论衡》的记载，将其称为“日廷图”[31]，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不过，如前所述，本文不重在术数方面的探讨，而重在图像方面的观察，另外，不同的术数也可共用一种基本图式，为更便于直接揭示其核心构图，我们还是按照其产生将其称为钩绳图。
图一三 钩绳图与《淮南子》中的宇宙模式
（作者绘）
“钩”即规、矩，与“绳”同为营造、设计的基本工具。《庄子·马蹄》：“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中绳。”[32]《汉书·扬雄传》：“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颜注引应劭曰：“钩，规也。”[33]绳是用来作直线或测量垂直的工具，规为画圆或弧的工具，矩为画方或直角的工具。实际上只要用一直角的“钩”，方或圆都能画成，所以钩即包括了规、矩。“钩”又可作“钜”、“巨”。潘岳《西征赋》云“驰青鲲于纲钜”，李善注“钜，钩也”[34]。《庄子·马蹄》云：“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中绳。”[35]《淮南子·天文训》云：“ 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根。”[36]
钩（规、矩）、绳不仅是建构宇宙模式的基本元件，而且是管理和运行宇宙的基本工具。《淮南子·天文训》中说：
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37]
在钩（规、矩）、绳以外又加以权、衡以治四时五方。而《天文训》中讲宇宙中基本要素四时（四季）、五星（金木水火土星）、五宫（田、司马、理、司空、都）、六府（十二地支的相配）、八风（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九野（钧天、苍天、变天、玄天、幽天、颢天、朱天、炎天、阴天）、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卯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的运行时，都是以二绳、四钩作为其基本图式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添。
可见，合则为“钩”，分则为“规”、“矩”，加入规、矩的元素来更加详细的反映宇宙模式，我们可以来看下一种图式。
二、经典图式：博局图
二绳四钩是此类图式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表现，比较复杂的是另一种图式，数量极多，应用广泛，不仅出现在占卜遗存上，还大量被运用到相关的生活器具中，所以我们称之为经典图式。
此种图式即一般所谓的博局图[38]，因为其最典型的反映即是汉代博局上的图式，由于已经广泛使用，我们仍然沿用这一名称。具体图式为：内外两重方框；内方外侧的四正位置对称分布四个“⊥”形线，竖线朝内，横线朝外；相对的外方内侧的四正位置分布四个“∟”形线，竖线朝外，横线朝内，开口逆时针方向排列；四角仍然为四个“∨”形线，开口向外，扣在四角；内外方之间对角的位置上或连为直线，更多的则以圆圈、花叶、乳突等方式来表现（图一四）。已有学者指出此种博局图式是在西汉前期才定型，由于我们这里不涉及其起源、演变问题[39]，且整个汉代均以此种图式为绝对主流，在本文的问题中以其为经典代表是不成问题的。
图一四 博局示意图
（作者绘）
除了上述四川地区仙人六博画像中使用的博局为钩绳图外，大量的秦汉时期所有出土博局实物及图像上的图式皆为此种图式（个别图像刻画上可能有一些省略），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尤其是新莽时期的大量博局纹镜，也是以此种图式为基本构图格局（图一五）。由于此类铜镜上个别有铭文为“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40]，可信其构图应该与博局纹有关。除大量的博局和博局纹镜外，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墓Ｍ14中出土木板画一面也绘有此种图式[41]，另一面为一只虎栓于树下（图一六）。江苏东海尹湾西汉晚期墓出土占卜木牍“博局占”上也有此种图式[42]，其上还标有六十干支（图一七）。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43]和北宫南面砖瓦窑遗址[44]出土方砖上也刻画有此种图式，也可能是一种简易的博局（图一八）。甚至还见于一些陶罐之上的刻画（图一九），可见其流行。
图一五 博局镜示意图
（作者绘）
图一六 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木板画背面示意图
（采自姜守诚：《放马滩 M14 秦墓板画中的宗教信仰》，《老子学刊》2014 年第五辑，图4）
图一七 尹湾汉墓“博局占”示意图
（采自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5页）
图一八 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出土博局纹砖拓片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考古》2011年第6期，图八：8）
图一九 咸阳塔尔坡秦墓出土陶罐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塔尔坡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图三：1）
如前所述，二绳四钩虽然是宇宙模式最基本的反映，但确实过于简单，无法在其上标注更多的符号系统。上述江苏仪征刘集联营式盘上增加了五行、十干、十二月、二十八宿等内容，原来的图式上的线条便已不能胜任，但即使该图断开了“＋”形的四方中间线条，从而增加了八个线端，仍然不够使用，还在同一个线端上标注各个系统的内容，使得五行、十干和十二支处于一处。我们发现在博局图的图式中，内方外侧的四个“⊥”形，四条竖线正好可以标注五行的四方，横线的两端正好也可以标注十干在四方的八个符号，这也与上述汝阴侯墓出土式盘地盘正面图式上的十干位置一致。于是我们按照刘集联营式盘和汝阴侯墓式盘，再参照其他有标注的式盘类图式上的格局和位置将其所用的符号系统标注在此种图式上，发现其确实更加满足多种符号体系的共同使用，也完全符合所用图式和标注反映出的基本模式（图二〇）。
图二〇 博局图与符号体系示意图
（作者绘）
其实，有的博局镜上也在图式的相关位置标注了干支，只是由于其已经是一种生活用具，更多是一种装饰，符号系统可以尽量简化和装饰化。秦汉铜镜的传统为圆镜，只是将博局图放在圆形背景中而已，我们试图将其放在方形图式中并补出上述符号系统，发现二者完全一致，符号系统也与其图式完全吻合，不仅完全证明了其图式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为此种图式及其符号系统的完整表现增加了证据（图二一）。
图二一 博局图（博局镜图式）与符号系统的配伍示意图
（作者绘）
值得指出的是，尹湾汉墓出土木牍“博局占”上的此种图式上，标注系统与上述有别，是将干支组合在一起，从东北方位（甲子）开始按一定规律依次排列六十干支。有学者认为此种标注顺序可能与六博中行棋规则有关[45]，由于六博毕竟还是一种实际生活中的棋类游戏，宇宙模式是其观念背景，但还要考虑现实的行棋规则，可能在这个以宇宙模式为基本格局的棋盘上，还有实际的行棋方式。
我们看到，此种图式与上一种图式的最大区别，即是在相同位置上将两条直线（二绳）改为了里面四个“⊥”形和外面四个“∟”形，以往将它们称为规矩纹，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形和 “∟”形与汉代图像中常见的伏羲、女娲手中所持的规、矩具有相似性。而上文已经讨论过，四角的四个“∨”形来源于四钩，而钩正好是规、矩的合称。可见，此种图式即是以钩（规、矩）代替绳，一方面纯粹以钩（规、矩）来作为构成宇宙模式的基本元件，另一方面增加基本图式上的符号系统容量。关于规、矩在宇宙模式中的意义，上文已经论述，兹不赘述。实际上很好理解，规、矩为画方、圆的工具，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而天圆地方为人们的基本观念，如《淮南子·天文训》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46]，纯粹以规矩纹来构建宇宙模式是可以理解的。
三、简易图式：八位图
汉代式盘以及其他相关图像中还有一种更为简易的图式，即以四正四隅的四条连线直接构成一个指示八方的图式。由于此种图式过于简单，并不比一般线条纹和几何纹复杂多少，如果运用在一般装饰上也可能是受对称、美观等观念下产生的纹饰，不具有多少意义。但其作为式盘和其他占卜用具上的主要图式出现，情况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M1出土两件式盘[47]，其图式不同。一件天盘上为北斗、十二月和二十八宿，为后来“罗列图式”中天盘部分的来源（详下述），地盘上为钩绳图式（详上述）。另一件的天盘上直接以四正四隅四条连线构成，并标有数字和文字，地盘与之相应的八个位置也分两层标写文字。具体来说，天盘过圆心划四条等分线，在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绕圆心刻“吏”、“招”、“摇”、“也”四个字。地盘在天盘槽外至边缘中间刻一方框线，框内外按八方刻字。框内按顺时针的次序为：“当者病”，“当者有喜”，“当者有憀”，“当者显”，“当者死”，“当者有盗争”，“当者有患”，“当者有忧”。框外相对依次为：“立春天溜□六日废明日”，“春分仓门□六四废明日”，“立夏阴洛□五日废明日”，“夏至上天□六日废明日”，“立秋玄委□六日废日明”，“秋分仓果□五日明日”，“立冬新洛□五日明日”，“冬至叶蛰□六日废明日”。可见，其框内部分是占辞，框外部分则二分二至四立八个节气（图二二）。地盘背面整个为钩绳图式。
图二二 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二号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由于两件式盘的图式和符号、文字系统差异很多，不少学者按照后世式法的一些标准，将前者称为“六壬式”，而将后者称为“太一式”。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不去讨论，恐怕也很难讨论得清楚，这里的重点是讨论此种图式与当时人观念中的宇宙模式及其抽象系统之间的关系。
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M1也出土一件式盘[48]，根据出土文字，时代在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双古堆汝阴侯墓年代极为接近。式盘分为天盘和地盘，但其上的线条、符号和文字大多磨灭漫漶。天盘上已无痕迹字迹保留，地盘四正四隅方向等列八个方框，由于为刻出，尚能清晰看到，其中一框内还保留有朱书的干支，推测其他框中也应该有干支排列。地盘背面也有钩绳图式，只是缩小为符号，且有多个。虽然该式盘保存状况较差，但根据其地盘总体分为四正四隅八个方位构图的形式，再加上底面也有钩绳图式的特点，应该也是上述汝阴侯墓出土式盘中的八方式布局，只是其用方框框出八个方位，再在其中写文字，与汝阴侯墓出土者直接在八个方位写字稍有不同，但大致布局应是一致。
此种图式其实就是直接表示四正四隅八个方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汝阴侯墓出土式盘上四正四隅的四条直接连线，再在八方配以数字。所有术数研究者意见都十分一致，此种图式应该起源甚早，最开始用以表示四正四隅八方方位，一般称为八位图，再加上中心的交点，其实是九个方位，如果用方格画出，也就是九宫图。在八位和九宫上就可以按方位配合季节、时令、干支、数字等多种符号系统。比如从季节和节气来说，即以东、南、西、北配春、夏、秋、冬，以正东配春分、东南配立夏、正南配夏至、西南配立秋、正西配秋分、西北配立冬、正北配冬至、东北配立春，也就是汝阴侯墓出土式盘地盘外侧的文字内容（图二三）。
图二三 八位图与节气、数字
（作者绘）
关于与数字的配伍，后世文献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如朱熹《周易本义·易图》中解释说：
《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图之数也。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49]
可见，后世所谓洛书的配数原则即是在四正四隅的八个方向上， “九”与“一”对列南北，“三”与“七”对列东西，“二”与“四”平列东南、西南两隅，“六”与“八”平列东北、西北两隅。后世洛书见下图（图二四），如果将它换为数字，我们就会发现，其与汝阴侯墓出土式盘天盘八位图中所标示数字的位置、顺序完全一致。关于洛书构图的得出，学者们有比较复杂的术数方面的解释[50]。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配数原则显然是与对宇宙模式的抽象化、术数化有关的。也不论河图洛书具体的出现时间究竟在何时，但与洛书一致的这种配数原则显然在西汉前期就已经形成了。
图二四 洛书及其数字表现
（作者绘）
四、罗列图式：罗盘图
所谓“罗列图式”，即是在基本的方、圆框架中直接按方位和顺序将上述或更多符号系统罗列于其上，而不以上述所谓钩绳图、博局图和八位图中的框架为表现主体，正如后世的罗盘，也应该是后世罗盘的直接源头，只是后来符号系统逐渐增加并将磁针运用于其中而已，所以我们将之称为“罗盘图”。
这种图式目前主要见于式盘上，除上述江苏仪征刘集联营出土的一件（此件由于没有天盘，是否直接为式盘尚可怀疑，本研究中占将其列入式盘）、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两件和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M1出土的一件外，其他的式盘均为此种罗列图式。
如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M62出土式盘，发掘者推测该墓葬的时代为王莽时期[51]。分为天盘和地盘两部分，天盘可以转动，刻同心圆三圈，中心圈内用竹珠镶出北斗七星，其第五星是利用盘轴，各星之间刻细线相联。第二圈隶书阴刻十二神：神后、大吉、功曹、太冲、天罡、大一、胜先、小吉、传从、从魁、天魁、征明（顺时针排列）。功曹、大吉之间，又刻一戊字。外层隶书阴刻二十八宿（逆时针）。地盘刻字两层，内层按方位篆书阴刻十干四周的八个（即东方甲、乙，南方丙、丁，西方庚、辛，北方壬、癸）、十二支（顺时针），干支并未组合，但混排在一圈内，共二十字。其中子、卯、午、酉四字围刻界格，下镶竹珠，应是对二绳四正的强调。外层二十八宿，每边七宿，排列同天盘。盘中心有四条辐射状双线与四角相联，内各镶一大二小共三颗竹珠，应是对四维的强调。凡盘上有文字处的上方，都刻一个小圆点。天、地盘边缘均刻许多小圆点为刻度，天盘边缘微残，现存150余个刻度；地盘共有182个刻度。式盘背部素面无文字（图二五）。
图二五 甘肃武威磨咀子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再如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出土式盘，该墓中有永平纪年的器物出土，可知大概在东汉明帝时期[52]。式盘也分为天盘和地盘两部分。天盘中心有孔，以黄色为地。正中朱绘北斗七星，第五星正好为天盘中孔。北斗外天盘自内向外划分为四圈，第一圈内墨书十二神：神后、大吉、功曹、太冲、天罡、大一、胜先、小吉、传从、从魁、天魁、征明（顺时针排列）。第二圈墨书十干、十二支（顺时针），干支并未组合，但混排在一圈内，共二十字。第三、四圈无字，四维位置有线标注。地盘自内向外列四层，第一层按方位墨书十干四方的八个，四正及四维位置墨书八卦符号，方位为后天八卦，震为在正东，巽在东南，离在正南，坤在西南，兑在正西，乾在西北，坎在正北，艮在东北。第二层按方位排列十二支（顺时针），第三层无字，第四层为二十八宿（逆时针）（图二六）。
图二六 乐浪王盱墓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敦煌市西北部孟家桥乡祁家湾墓群亦出土一件魏晋时期较完整式盘。该式盘，由天盘、地盘组成。天盘半球状，地面直径3.5、厚1厘米；地盘方形，上边长5.3、下边长4.2、厚0.6厘米。天盘从内向外依此排列有北斗、十二神。天盘中心阴刻北斗七星，并连线，外列十二神。斗魁第一星指向魁戌，斗柄指向天罡。天罡之后顺时针依次为大一、胜先、小吉、传送、从魁、魁戌、征明、神后、大吉、功曹和大冲（太冲）。按照报告的排列顺序可看出十二月神为逆时针排列，依次为征明、魁戌、从魁、传送、小吉、胜先、大一、太冲、功曹、大吉和神后。地盘从内向外依此排列为干支、二十八宿、地盘四角对列天、地与人、鬼四门；四边外侧是二十八星宿，内侧混列八干十二支。其中在鬼地门之间，顺时针列寅、甲、卯、乙、辰和箕、尾、心、房、氐、亢、角[53]。可看出地盘上干支为顺时针排列，二十八宿为逆时针排列（图二七）。
图二七 敦煌祁家湾出土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综合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此种图式总体上也比较固定，只是符号系统的层次有多少的区别而已，西汉前期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一件式盘的天盘上已经以北斗七星为中心并环列二十八宿，但尚未出现十二神，其地盘也还用的是钩绳图式，最迟至王莽时期此种图式已经成熟。天盘中心皆刻绘北斗七星形象，其外环列十二神（逆时针），斗杓指向天罡，其外往往还环列干支（顺时针）和二十八宿（逆时针），二十八宿在最外层。地盘则由内而外列干支（有的四方八干和十二支分为内外两层，有的混在一层，顺时针）和二十八宿（逆时针）。地盘四正四维上往往按列先天方位的八卦。魏晋以后的此类式盘还在四维列天（西北）、地（东南）、人（西南）、鬼（东北）四门，此种做法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汝阴侯墓出土的一件式盘上。再晚一些的式盘上有的还在地盘最外层列三十六禽[54]，此种做法未见于汉代（图二八）。
图二八 六朝铜式盘示意图
（作者绘）
罗列图式中一般具备北斗、十二神、二十八宿这几类元素，只个别式盘上有些许变化。
北斗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上古时期观象授时最重要的指标。《鹖冠子·環流》云：“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55]《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56]实际上这种观念来源于上古时北斗曾处于天极位置的天象观察，时间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后[57]。由于岁差的缘故，汉代时的天极已偏离北斗较远了，但是这样的观念却保存了下来，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汉代，仍有一些文献中以北斗为天之中心。桓谭《新论·启悟篇》云：“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58]《尚书纬》中更云：“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59]而且由于北斗位处中宫，全年可见，又十分醒目，其绕极旋转（逆时针，即左行），具有较易观察的指示时间、节令的作用，而被人们作为极星之用，甚至作为极星的代表。如《春秋文耀钩》云：“中宫大帝，其北极星下一明者（同书又云：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为大一之先，含元气，以斗布常。”[60]图式中北斗居中央，显然是以斗杓（斗柄）作为占卜的指针，即是对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模拟。
北斗的外围排列十二神，又称“十二月将”，即征明（亦有称登明）（正月）、魁（亦有称河魁天魁）（二月）、从魁（三月）、传从（四月）、小吉（五月）、胜先（六月）、大一（亦有称太一）（七月）、天冈（亦有称天刚、天罡）（八月）、太冲（九月）、功曹（十月）、大吉（十一月）、神后（十二月）。王充《论衡》中说：“或（式）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伎家谓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61]可见十二神主要是与十二支相对应的。隋萧吉《五行大义》卷五引《玄女拭经》曰：“六壬所使十二神者：神后主子，水神；大吉主丑，土神；功曹主寅，木神；大冲主卯，木神；天刚主辰，土神；太一主巳，火神；胜先主午，火神；小吉主未，土神；传送主申，金神；从魁主酉，金神；河魁主戌，土神；征明主亥，水神。”[62]从上述王盱墓出土式盘来看，这种对应关系在东汉早期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十二神出现后的天盘上或在其外标出干支或不标，可能就是因为十二神的位置就完全能取代十二支的位置，标了十二神，干支的位置其实已经确定了。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中记载有关于式法的描述：
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古今，斗击丑，丑，辛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而临亥。大吉得辛为人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以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63]
此段占法中的具体规则虽然已难以充分理解，但其中“斗击丑”、“大吉临辛”、“功曹临亥”的占象，应该是指天盘斗柄指向地盘丑位、天盘十二神中大吉处于地盘辛位、功曹处于亥位，我们试着转动上述王盱墓出土式盘正好可以出现这种结果，说明该文献记载中的式盘正好是此种图式，也说明占式实际上是以天盘上的指针和符号系统（主要是斗柄和十二神）对应地盘上的干支来进行的。实际上天盘上斗柄固定指向十二神中的天罡，其与十二神的位置关系也是固定的，占验的核心实际就是以天盘斗柄指向地盘干支来确定。汉代以后的个别此种式盘天盘上没有北斗，但有十二神，其原理还是一致的。
二十八宿，即东宫角、亢、氐、房、心、尾、箕，北宫斗（南斗）、牛（牵牛）、女（婺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西宫奎、娄、胃、昴、毕、觜（觜巂）、参，南宫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是以星象为基础而对天区进行的划分，用以度量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论衡·谈天篇》中说：“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64]最早的完整的二十八宿名称出现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漆箱上。虽然各种文献中对二十八宿的具体名称甚至选用的星官还有个别差异，但式盘上的二十八宿名称却比较稳定。除极个别材料外，二十八宿从西汉早期开始一直是式盘地盘上不可或缺的元素，在此类图式中更是从未缺席，有的天盘最外圈也标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本来是天上的分区，但很早就被人们对应为地上的分野，用于占卜地上各国和各地区人事的吉凶。如《淮南子·天文训》云：“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巂、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65]可见，在天盘外周标出二十八宿自然是天界分区的一种表示，而在地盘外围标出二十八宿则可能与二十八宿对应地上分野的观念有关，即将大地对于于天，并以同样的符号系统予以划分区域。
《史记·律书》中在描述八方八风中的条风时，将八风和二十八宿、季节气候、方位以及干支配伍起来：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66]
即将东北的的箕、尾、心、房四宿对应于十二支的寅，从上述式盘上来看，箕、尾、心、房四宿确实处于十干的甲和十二支的寅位[67]，与《史记》所云一致。可见，从西汉前期开始干支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即以确定，式盘的地盘上基本都是由内往外将干支和二十八宿组合排列，便是此种天文和术数观念定型化的反映。
五、宇宙运动：天旋地转，阴阳相错
图二九 新津崖墓石棺“投箸”画像拓片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巴蜀汉代画像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77）
博箸标准的应为六枚。《说文·竹部》：“簙，局戏也，六箸十二棋也。”[84]《楚辞·招魂》云“菎蔽象棋，有六博些”，王逸注“投六箸”[85]。曹植《仙人篇》：“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86]虽然文献中也提到有用二箸和八箸的[87]，但皆为孤证，或为误传，从汉代的画像材料上看，所用皆为六箸无疑。那么，投掷六枚博箸如何决定行棋的步数呢？
从出土实物来看，博箸是由一细长的半边竹管，中间填以金属粉、铜丝或其他物质加固而成，其断面呈新月形[88]。这样的构造使它具有正、背两个面，投掷下去便会出现正面朝上或背面朝上两种结果。我们推测，时人或许以某一面朝上为计数，有几枚此面朝上，则投得的数字便是几，棋也就依此而行，这与骰子的原理是一样的。此说虽然纯是推测，未必可靠，但由博箸具有正背两面的特性来看，投箸当是以这种正背关系来决定行棋步数，这一点应当可以肯定。那么，既然骰子早已出现，为何汉墓画像中所见的六博不用更为方便的骰子，而都要用六枚博箸呢？
我们认为，投箸中实际上蕴含了《周易》阴阳六爻的哲学和宗教思想，汉人尊崇《周易》象数的观念是其流行的背景。汉代人尊崇《周易》，推之为“群经之首”，对象数、谶纬的迷信尤为风行。《周易》的象数集中于易卦，它以阴阳二爻（“—”、“––”）为基本单位，六爻成一卦，由阴阳二爻的变化共可生成六十四卦。六博中博箸的正反两面正可代表阴阳二爻，一枚博箸便是一爻，六枚正是一卦，六枚博箸的投掷共可出现六十四种情况。笔者认为这些绝不是耦合，六博的投箸正是对《周易》阴阳六爻的模拟。
博法中就多有对易卦思想的模拟。《楚辞·招魂》谈及六博时云“菎蔽象棋，有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言己棋已枭，当成牟胜，射张食棋，下兆于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89]。“成枭”即棋子成为“枭棋”，成为“枭棋”后便可吃别人的棋子，是取胜的关键，如《史记·魏世家》所说“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90]。对于《招魂》此段描述及王逸的注解，傅举有先生解释到“棋成枭后，就到了获胜的关键时刻，如果投箸能成'五白’的话，就可以获得最后胜利，故'呼五白以助投’”[91]。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投出“五白”，棋便可以成为枭棋，取得制胜的关键。不论怎样，投出“五白”在六博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五白”究竟是什么，受人如此青睐。按照上述投箸的推测，笔者认为，“五白”即是五个“白”面朝上。为何时人不以“六白”或其他为贵，而以五白朝上为贵呢？这实际上是《周易·乾卦》思想的反映。
乾卦为《周易》首卦，当然至为重要，其六爻皆阳，从初爻到上爻反映的是阳气逐渐上升的过程。“阳”数字上用“九”表示，卦辞中以“龙”喻阳气，“龙”从初爻到上爻逐渐飞升，比喻阳气逐渐上升。当上升到第五爻时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92]，是最吉利、最尊贵的一爻，所以有“九五至尊”的说法。但当阳气上升到第六爻（上爻）时为“上九，亢龙有悔”[93]，反而不好了，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是《周易》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六阳”反而不如“五阳”，“五阳”最为尊贵、吉利，六博重“五白”当是这种思想的直接反映。
这里不考虑排列组合问题，因为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投出五个白面朝上也还有六种情况，每一次投出的概率是六十四分之一，对于游戏来说，计数过大，规则过于繁琐严重影响娱乐活动。我们推测六博的投箸只是记其数，不需考虑排列组合问题，其对《周易》的模拟也是总体上的，不可能不顾其繁琐而要求完全切合。
东汉边韶《塞赋》云：
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阴阳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趋隅方折，礼之容也。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顺也。[94]
《庄子·骈姆篇》释文：“塞，博之类也。”[95]根据学者的研究，六博的行棋方法正是循环往复[96]，即“迭往迭来，刚柔通也；周则复始，乾行健也”，可见六博确实受到《周易》及乾坤思想的影响。
因此，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六博，不仅是其棋盘——博局，而且还在于其规则深深体现了时人观念中的宇宙模式和宇宙运行法则。
时人认为宇宙的运动根本上是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和运动的结果。《淮南子·天文训》中云：“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97]六博中正以具有正反两面的博箸代表阴阳，以六枚博箸为《周易》的阴阳六爻，十二枚棋子象征十二辰（十二时），博局则象征着宇宙的基本框架。六枚博箸的变化和组合推动十二棋子在博局上运行，正象征着阴阳六爻推动着十二辰在宇宙之中运转。乾卦《彖》辞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98]六博正是“乘六龙以御天”的象征。《薛孝通谱》云：
乌曹作博，其所由来尚矣。双箭以象日月之照临，十二棋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几微。[99]
“双箭”即博箸的正反两面所代表的阴阳二爻，故以之配日月，六博所蕴含的整体意义再明显不过了。
六、结语
我们以式盘、六博、博局镜、占卜简牍等上的常见图式（由于式盘包括各种图式且最为完整系统，我们统称为式盘类图像）为中心，讨论当时一般观念中对于宇宙模式的抽象表达和术数化、符号化的象征。
第一，此类图式可归纳为我们所谓的钩绳图、博局图、八位图和罗盘图几种形式。钩绳图即以二绳（子午、卯酉）四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标示四正四隅和十二辰（十二支），形成宇宙模式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称其为基本图式。博局图与钩绳图密切相关，增加了内方，并纯粹用规矩纹标示内外各个方向和位置，且能更为完整的配属四正、四维、五行、十干、十二支、十二月、二十八宿等符号体系，是将基本图式与多种符号系统配合得最为完备的一种图式，流行也最为广泛，因此我们称其为经典模式。八位图直接以四正四隅的连线表示四方八位九宫，并配属节气和数字，其数字的排列方式与后世的洛书完全一致，应该是其渊源，这是一种最为简易的图式，因此我们只能把讨论范围限定在式盘等占卜工具的图式并且配合有符号系统。罗盘图则是在上述图式提供的基本布局中，主要不再以图式结构为重点，而以在天盘和地盘上罗列各种符号系统为主要特点。从其中心刻画的北斗和图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其上包罗万象的各种符号系统来看，这些图式确实是当时观念中对宇宙模式的抽象化、术数化模拟。
第二，上述四种图式中，前三种出现的时间较早，都在汉代以前，具体孰早孰晚，目前的材料不足以判断。如果把并非出现在占卜工具上的纹饰算上，显然八位图的渊源更加久远，但由于其图式简单，完全可以是对称装饰造成，在普通器物上辨认具有一定危险性。如果从逻辑来说，似乎八位图确实应该更早更原始，钩绳图次之，能够完美配属更多符号系统的博局图最晚，但这只是一种出于单线进化的猜测。实际的出土情况是，战国时期博局已很流行，明确的钩绳图式却比较少见，具体关系，尚不清楚。但三者之间，尤其是钩绳图和博局图之间显然是具有密切关系的。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罗盘图出现最晚，西汉前期及以前的式盘上尚不见此种图式，至迟在新莽时期已经成熟，其后成为式盘的标准模式。其上的各种元素如天盘中心的北斗，天盘上的十二神，以及天、地盘上皆有的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和地盘上的四门皆来自早期的式盘，可能增加了八卦，显然是上述图式的继续发展并最后定型。以往的研究更多从后世式法文献的记载中去反推各种式盘的属性，其实，式盘的不同根本上是反映的图式的不同，暂时抛开晚期文献和复杂术数语言、规则的干扰，先从图式本身梳理其种类和发展演变可能更能把握其要领。
第三，早期的部分式盘和成熟后的汉代式盘皆以北斗为天盘中心，从当时文献反映出的一些情况来看，主要以北斗斗柄指向地盘上的干支来占验吉凶。充分反映了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的天文观念。天盘以北斗的运动方向左旋（逆时针），地盘上的符号系统相对天盘由行（顺时针），是“天左旋，地右动”观念的直接模拟和表达。
第四，六博中除了博局的图式是宇宙模式的抽象表现外，整个六博游戏皆有模拟宇宙结构及其运动的内涵。六博主要以投掷六根博箸来确定数字，十二枚棋子按投数在博局上运行，以具有正反两面的博箸代表阴阳，以六枚博箸为《周易》的阴阳六爻，十二枚棋子象征十二辰（十二时），博局则象征着宇宙的基本框架。六枚博箸的变化和组合推动十二棋子在博局上运行，正象征着阴阳六爻推动着十二辰在宇宙之中运转。虽然是一种流行的游戏，但其文化底色具有深刻的宇宙论意义，也反映出天文观念在汉代一般社会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原载赵俊杰主编：《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33-159页。
注释：
[1] 参见王煜：《象天法地：先秦至汉晋铜镜图像寓意概说》，《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2] （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阮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3] （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阮刻本，第80-81页。
[4] 参见刘大均：《周易概论》，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第123页。
[5] 如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 年第4期；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 第2期；连邵名：《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1987年第9期；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第 4 期，1991 年；黄儒宣：《式图与式盘》，《考古》2015年第1期；等等。
[6] 如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第 4 期，1991 年。
[7] 王煜：《四川汉墓画像中“钩绳”博局与仙人六博》，《四川文物》2011年第2期。
[8] 黄儒宣：《六博棋局的演变》，《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9] 如李学勤：《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见《楚史论丛》初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9-231页；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28-108页。
[10]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7页。
[1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页。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附图二。
[13]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式法>释文摘要》，《文物》2000年第7期。
[14]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
[15]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16] 仪征博物馆：《江苏仪征刘集联营西汉墓出土占卜漆盘》，《东南文化》2007年第6期。
[17]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38、39页。
[18]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38页。
[19]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河水》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页。
[20] （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五《地理》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2页。
[21] （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五《远游》，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22]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无形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5页。
[23] （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三〇《相和歌辞》，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2页。
[2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71页，图二○七。
[25]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50-52页。
[26]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71、72页。
[27] 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图五三六。
[28]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7页。
[29]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207页。
[30]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23页。
[31] 黄儒宣：《〈日书〉图像研究》，第57页。
[32] （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卷三《马蹄》，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2页。
[33]《汉书》卷八七《扬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6、3517页。
[34]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赋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60页。
[35] （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卷三《马蹄》，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2页。
[36]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07页。
[37]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183-188页。
[38] 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39] 黄儒宣：《六博棋局的演变》，《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40] 周铮：《“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考古》1987年第12期。
[41] 姜守诚：《放马滩 M14 秦墓板画中的宗教信仰》，《老子学刊》2014 年第五辑。
[42] 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8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考古》2011年第6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及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0期。
[45] 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
[46]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169页。
[4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48]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怀化市文物处、沅陵县博物馆：《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49] （宋）朱熹撰，李一忻点校：《周易本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页。
[50] 刘大均：《周易概论》，第123页。
[51]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52] 原田淑人、田泽金吾等：《乐浪五官掾王盱の坟墓》，东京：东京刀江书院，1930 年，第60-62页。
[53] 中国考古学年鉴编委会：《考古文物新发现》，见《中国考古学年鉴2014》，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61页；马洪连、张俊民：《敦煌祁家湾新出魏晋式盘研究》，《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
[54] 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 年第4期
[55] 黄怀信撰：《鶡冠子汇校集注》卷五《环流》，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76页。
[56]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91页。
[57]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28页。
[58] （汉）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七《启悟篇》，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9页。
[59]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3页。
[60]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662页。
[61]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十四《难岁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1-1023页。
[62]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二十四《难岁篇》注引，第1022页。
[63] （汉）赵晔撰，（明）吴管校：《吴越春秋》卷五《夫差内传》，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98-99页。
[64]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十一《谈天篇》，第564页。
[65]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272-274页。
[66] 《史记》卷二十五《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0-311页。
[67] 江苏仪征刘集联营汉墓出土式盘上的十二支为逆时针排列，所以其对应关系不合，但此为特例，其他所有或与之同时或比之稍晚的式盘十二支皆为顺时针排列，而且对应关系与此相合。
[68]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278页。
[69]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卷三十二《武顺解》，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70]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七《地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5页。
[71]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九《日月》，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23页。
[72] 黄晖撰：《论衡校释》卷十一《说日篇》，第580页。
[73]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598页。
[74]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90页。
[75]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工艺》引，第3345页。
[76] 如长沙马王堆3号墓，江陵凤凰山10号墓。见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77] 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李零：《中国方术考》，第167页。
[78] 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9年第6期。
[79] 熊传薪：《谈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陆博》，《文物》1979年第4期。
[80] 李零：《中国方术考》，第167页；李零：《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
[81] 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
[82] 高文、王锦生：《中国巴蜀汉代画像砖大全》，第74页，图七二。
[83]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巴蜀汉代画像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77。
[84]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8页。
[85] （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九《招魂》，第211页。
[86]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四二《乐部》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756页。
[87] （汉）刘歆撰，（晋）葛洪集，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四，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汉书》卷九九《王莽传》颜注引服虔，第4170页。
[88] 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第29页。
[89] （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九《招魂》，第211页。
[90] 《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54页。
[91] 傅举有：《论秦汉时期的博具、博戏兼及博局纹镜》，《考古学报》1986年第1期，第33页。
[92] （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14页。
[93] （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14页。
[94]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七四《巧艺部》引，第1280页。
[95] （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卷三《骈姆篇》，第80页。
[96] 曾蓝莹：《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文物》1999年第8期；李解民：《<尹湾汉墓博局占木牍试解>补订》，《文物》2000年第8期；李零：《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入山与出塞》，第180-183页。
[97]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三《天文训》，第282页。
[98] （魏）王弼等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第14页。
[9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工艺部》引，第3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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