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其宁惟永——永宁寺与建筑师郭安兴

▲北魏·泥塑佛面像（动脉影 摄）

这是北魏洛阳永宁寺中，

泥塑佛面的其中一尊。

这一抹悠远深邃而又神秘莫测的微笑，

曾经是否令你动容？

1月15日，

其宁惟永——北魏洛阳永宁寺特展

在洛阳博物馆开展。

本次展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博物馆联合举办。

永宁寺

永宁寺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寺院，不仅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其内的永宁寺塔作为中古时代的“第一高塔”，更是成为北魏洛阳城的“地标”建筑。围绕这座饱负盛名的永宁寺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的考古工作者，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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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首刹”，地位尊崇

“以永宁寺的建造为代表，北魏时期佛教与佛寺建筑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队长刘涛说，寺院林立是北魏洛阳城的显著特点。北魏是佛教大盛的时期，洛阳作为首都，是当时佛教传播的中心，城中寺庙数量众多。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描写了洛阳城中梵刹林立的景象，全书以永宁寺为开篇，正是因其为北魏王朝“皇家首刹”的尊崇地位。

为何永宁寺的地位如此特殊？刘涛说，北魏洛阳永宁寺是对平城永宁寺的延续，而且都是北魏孝文帝设计、规划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初期，便诏定“太和之制”。循此规定，北魏洛阳城修建之初，仅在内城规划了一座佛寺，即为永宁寺，其余佛寺皆设于外郭城。永宁寺焚毁后宣武帝所建造的景明寺，虽占地面积更大，但已处在外郭城之中了。

然而，到了景明年间，因为北魏宣武帝同样崇信佛法，这个规定就被打破了。此后，洛阳城的佛寺数量迅速增加，最兴盛时有佛寺1300余座，遍布内城和外郭。宣武帝病逝后，年幼的孝明帝即位，实权则由胡太后掌控。胡太后极度热崇佛教，掌权后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其中最为浩大的工程便是修筑宏大、奢丽的永宁寺塔。

“作为北魏时期主要译经场所，佛教许多流派都在此译出多部佛学经典，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交流。”刘涛说，永宁寺建成后，吸引了众多中外高僧、皇族居士云集于此，译经传经礼佛，使永宁寺成为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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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巧，冠于当世

从汉魏洛阳城阊阖门遗址出发，沿着铜驼大街南行数公里，路西侧一个巨大的近正方形土堆便是考古工作者确定的永宁寺塔基遗迹。塔基平面呈方形，分三层，顶上两层在地面上屹立可见，底层夯基四周约百米，中层、上层面积逐级缩小。

刘涛说，铜驼大街位于北魏洛阳成宫城正门和正殿正前方，南面直对大城正门宣阳门和城南的祭天郊坛圜丘，显然是作为都城的轴线大街规划设置的，也是后世都城宫前中轴线大街的雏形。永宁寺毗邻都城中轴，其重要地位也可从此窥见一斑。

“永宁寺塔无疑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木构建筑，并有很大可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高塔’。”刘涛说，据《水经注》载，永宁寺塔高49丈，有学者曾作推算，其高度约合今136米，可谓是北魏洛阳城中最引人瞩目的“摩天大厦”。其规模宏大，建造技术高超，在佛塔结构、寺院布局等方面都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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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之美，融合南北

永宁寺遗址是如何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刘涛介绍，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勘探，并结合文献记载，确定了永宁寺的大致位置。

此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发掘，不仅揭露出寺院院门、中心塔基和后殿建筑基址等众多建筑遗迹，也获取了永宁寺的规模、形制以及木塔基础建造结构等重要信息。同时，永宁寺遗址出土的大量泥塑佛像残件，不仅丰富了塔内造像的内容，而且个个造型精美，堪称中国雕塑史上难得的艺术珍品，洛阳博物馆馆藏文物北魏永宁寺泥塑人面像正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

“永宁寺遗址发掘出的遗迹与遗物，对研究历史、建筑史以及当时的佛教文化和雕塑艺术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刘涛说，永宁寺出土塑像，虽多残破，但数量庞大且集中出土。它们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同时融合了北方、南方的艺术特征，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洛阳风格”。结合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石刻画像、墓俑艺术来看，这也反映出了一种多元风格的融合。这种艺术风格是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融的结果，可谓是中古时期艺术变革的高峰，极具辨识度。同时，这种风格也为隋唐盛世的艺术文化风格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影响海内外多地。

记者：梁笑宇

通讯员：黄思源

审核：王阁

【传奇】北魏永宁寺建筑师郭安兴

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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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为北魏王朝于都城洛阳营建的著名皇家佛寺，在佛寺的中部曾经建有一座举世瞩目的木构佛塔，堪称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这座木塔的塔基在1979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发掘，其结构和面貌已经展示在世人的面前。然而有关主持修建永宁寺的北魏建筑师郭安兴事迹却很少见诸于文献。

2001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在洛阳西工区纱厂西路发现一座北魏墓（HM555），出土墓志一方。墓志记载了郭安兴的生平事迹、家族世系和有关永宁寺的一些情况，因此有必要作一详细的分析和研究。

一

墓志，青石质，方形。长、宽各50 厘米，厚12厘米。行16 字，共17 行，魏体，凡252字。墓志题款“魏故河涧太守郭君墓志” 。墓主人郭定兴，太原晋阳人，曾任河涧太守，卒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四月。志文的主要内容：“君讳定兴，太原晋阳人也……曾祖珍，南来客。聪睿识讥，声和馆邸。祖讳达，镇远将军，兰台御史。父讳沙，库部莫提，济阴太守。清明矛亮，世有嘉称。君讳兴，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积阶渐进，遂至今授。温良谨让，德顺民心。正光三年四月末遇患而卒。弟强弩将军，永宁、景明都将，名安兴。智出天然，妙感灵授。所为经建，世莫能传。论功酬庸，以授方伯…… 于维郭氏，诞目周胃，其根既深，其族尔茂。乃祖乃父，世袭华秀。伟哉河涧，声播赵守。睿弟明敏，特察天授。钦泣友于情礼，光究敬铭棣前, 千载垂摘。” 

二

墓志用较大的篇幅记述了墓主人的弟弟“强弩将军，永宁、景明都将” 郭安兴，说他“智出天然，妙感灵授。所为经建，世莫能传” 。“永宁、景明都将” 一语中的“永宁、景明” 两词相连，考《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无疑是指北魏洛阳城中的永宁寺和景明寺。“都将” ，北魏始设，其职掌主要分为领兵、镇戍、营作三类。

 “都将” 一词用在永宁寺、景明寺之后，说明此“都将” 的职掌不是领兵、镇戍, 而是营作。志文中关于郭安兴建筑才华的描述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所以“ 永宁、景明都将” 应是负责建造永宁寺、景明寺的官吏。

墓志资料表明墓主人之弟郭安兴聪慧睿智，善于营建，曾做过主持永宁寺营建的都将。《魏书》中也记载有一位名叫郭安兴的建筑匠师，据《魏书·术艺列传》：“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 这二人除了姓名一致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相同之处：其一，生活的时代相同。

墓志的纪年为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而《魏书》所记为“世宗（宣武帝）、肃宗（孝明帝）” 时人。其二，生平事略都与北魏洛阳永宁寺有关。前者“永宁、景明都将”，后者“ 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 。其三，均擅长于营建。前者“智出天然，妙感灵授。所为经建，世莫能传。” 后者“安兴并机巧” 。正是由于这些种种的相同使我们有理由确信：墓主人之弟， “永宁、景明都将名安兴” 者, 就是《魏书》中所记载的永宁寺塔的建造匠师郭安兴。

三

郭安兴作为北魏时代一位伟大的建筑师，与另一位北魏建筑师蒋少游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文献记载却很少，仅见于《魏书·术艺列传》和《北史·艺术列传》。二书的记述略同，比较简略。“ 魏故河涧太守郭君墓志”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可以补史之缺。

墓志言及郭安兴聪慧明敏、特享天授，说明他具有独特的建筑才华。他所建造的作品， “世莫能传”，这一点合乎历史事实。

永宁寺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最初是由孝文帝确立规划。神龟元年任城王元澄奏云：“仰惟高祖，定鼎篙徨，卜世悠远……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魏书·释老志》）可见，早在迁都洛阳的初期，在城中建造永宁寺已是北魏最高统治者订立的都城建设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直到孝明帝时才由胡太后付诸实施。“ 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魏书·释老志》）当时永宁寺是洛阳城内佛寺建筑的最杰出代表。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中部偏北的佛殿形如皇宫太极殿，寺内有僧房一千余间；四周建有围墙，上施短椽覆之以瓦，状似宫墙；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去地20丈，形似皇宫的端门。寺内外遍植树木花草，环以绿水，俨然佛国胜地。永宁寺最富盛名的当数寺院中部的木构佛塔， “中有九层佛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座佛塔不仅结构上“弹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 ，其外观装饰也极尽奢侈豪华。关于永宁寺塔的高度，各种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根据《水经注·谷水》所记高49 丈（约合今120米-130米）。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建造如此巨大体量和如此高度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建筑师正是郭安兴。

《魏书》记载“洛中制永宁寺九层浮图，安兴为匠” 。“为匠” 的语意有些笼统，郭安兴在永宁寺及永宁寺塔建造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魏书》似乎只说出了一半，即永宁寺塔的建造匠师。

墓志称他是“永宁、景明都将” ，从而进一步明确地告诉我们，郭安兴是这项工程的直接主持者、建造者。墓志中关于他建筑才华的描述，结合《魏书》“为匠” 的意思，又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郭安兴直接参与永宁寺及永宁寺塔的整体设计与具体建造（郭安兴是永宁寺及永宁寺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论功酬庸，以授方伯” 。

据墓志记载郭安兴任强弩将军，按太和二十三年的定制，秩从七品，属于下级官吏。他还任景明寺都将。景明寺也是一处皇家寺院， 位于城南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因宣武帝景明年间创立，故名景明寺。《洛阳伽蓝记》记载：“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 去地百初……妆饰华丽, 伴于永宁。”景明寺内的这座与永宁寺塔相媲美的佛塔，仍是出自安兴之手。郭安兴曾任强弩将军和曾主持景明寺的营建，这也是文献中所不见的新史料。

四

郭安兴的家族世系，墓志提到了四位人物：曾祖郭珍、祖郭达、父郭沙、兄郭定兴（墓主人），这四人史书均无传。曾祖郭珍，未具官职，仅言“南来客” 。大约郭氏一族原本不是太原晋阳人，间或是从中原（平城以南某个地方）迁至太原。南北朝时期的“客” ，是寄食于豪门贵族之人，社会地位低下。其地位低于良人，而高于奴婢。祖郭达， 镇远将军，兰台御史。镇远将军，按太和二十三年以前的制度属从三品下。兰台，御史台的别称，兰台御史品秩从五品中。父郭沙，库部莫提，济阴太守。库部，太和十五年（491）始置（《魏书·官氏志》），说明郭沙应是献文帝、孝文帝时人。莫提的职守不详。兄郭定兴（墓主人），河涧太守，卒于正光三年（52），生年不知，应生活在孝文帝至孝明帝时代。

墓志说他“积阶渐进，遂至今授。温良谨让，德顺民心” 。按太和二十三年的定制，郡太守的官秩在第四品至第六品之间。综合起来看郭氏家族诸先人及定兴、安兴兄弟的官职品秩不高，基本上属于中下级官吏，整个家族可能非豪门望族。

五

《魏书》列传五十记述了另一位与永宁寺有关的重要人物李志，他曾任永宁寺典作副将。李志是北魏名臣李彪的儿子。

李彪， “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弩学不倦” 。在孝文帝时历任员外散骑常侍、假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假征虏将军、御史中尉（第三品上），领著作郎，兼度支尚书（第二品中）。

北魏的御史中尉权力非常大，负责“督司百僚”， 且掌“百官朝会名册” 。彪多次出使南朝，还参与编撰国史。李彪的女儿， “幼而聪令，彪每奇之， 教之书学，读诵经传” 。世宗宣武帝诏为婕妤。李彪的儿子李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岁，便能属文。”李志历任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后军将军（从四品）、中散大夫( 第四品)、辅国将军( 从三品)、永宁寺典作副将。后又摧为南荆州刺史， 加征虏将军（从三品）。

李氏家族虽然出身寒微，但得到了皇族的恩宠。李彪父子官至从三品到第二品中，属于高级官吏，可见地位显赫。李氏家族擅长的是著作撰述、诗词歌赋，而非是营建，这一点文献记述很清楚。以此推想作为“永宁寺典作副将” 的李志在永宁寺建造中的作用，不可能是具体设计或实施建造，而是另有执掌。“典作副将” , 《魏书·官氏志》中无载。

“典作” 按字面理解有督办营作之义。《魏书·李彪传》记李志“ 以军功累转后军将军（从四品）、中散大夫（第四品）、辅国将军（从三品）、永宁寺典作副将”  。文中在叙述他的官职时, 品秩是依次加高的，永宁寺典作副将被排在最后。可见“ 永宁寺典作副将” 的品秩较高，可能不会低于从三品，而当时朝廷内负责营作的将作大匠的官职品秩也不过是从三品。以李志当时的身份来领“ 永宁寺典作副将”，足能证明这个职位非同一般。与“永宁寺典作副将” 相比，“永宁寺都将” 的品秩可能较低。

北魏时期的“都将” 如果是执掌领兵、镇戍, 地位一般较高，而执掌营作方面的，地位一般较低。按郭安兴当时所任强弩将军的品秩（从七品），推想永宁寺都将的品秩也不会太高。目前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类负责管理永宁寺营建的官吏：“永宁寺典作副将” 和“永宁寺都将” 。他们的职掌不同，职位等级亦有差别。“典作大将、副将” 负责督建，其地位较高，由朝廷委派重臣担任。“都将” 在“ 典作大将、副将” 的统辖下，负责具体实施建造。“都将” 的地位较低，并且是由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来担。永宁寺是北魏王朝的国寺，在当时最高统治者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会受重视。

整个建筑工程不仅聚集了大量的国家物力、财力，也集中了一大批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流人才。要建筑如此庞大的工程，其管理机构可能也很复杂。派大臣来督建，选用有才干的官员来主持，应该是合乎情理的。《魏书·官氏志》中不见关于“永宁寺典作副将” 、“ 永宁寺都将” 的记载，此二职有可能不是常设，事毕而职尽。

《魏故河涧太守郭君墓志》 的发现，首先印证了史籍对北魏建筑师郭安兴记载的正确性，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补充许多历史的资料。墓志中有关郭安兴事迹、家族世系的记载，不能完全把它看成一种单纯的历史人物史传。由于永宁寺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在建筑技术方面巨大成就，使得它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诸如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学科的研究而言，这些内容是一种背景式、基础性的资料，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

原题《北魏永宁寺建筑师郭安兴事迹的新发现及相关问题》严辉，刊《中原文物》2004年第5期。

        

《洛阳伽蓝记》中关于永宁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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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

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邻御史台。阊阖门前御道东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国子学，堂内有孔丘像，颜渊问仁、子路问政在侧。国子学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庙，庙南有护军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卫府，府南有太尉府，府南有将作曹，曹南有九级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

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三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铃，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馀里。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作工奇巧，冠于当世。僧房楼观，一千馀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难得而言。栝柏椿松，扶疏檐雷，丛竹香草，布护阶墀。

是以常景碑云：“须弥宝殿，兜率净宫，莫尚于斯”也。外国所献经像，皆在此寺。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列钱青琐，赫奕华丽。拱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庄严焕炳，世所未闻。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其四门外，皆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断飞尘，不由渰云之润；清风送凉，岂藉合欢之发?

诏中书舍人常景为寺碑文。

景字永昌，河内人也。敏学博通，知名海内。太和十九年，为高祖所器，拔为律博士，刑法疑狱，多访于景。正始初，诏刊律令，永作通式，敕景共治书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监王元龟、尚书郎祖莹、员外散骑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诏太师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刘芳入预其议。景讨正科条，商榷古今，甚有伦序，见行于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共芳造洛阳宫殿门阁之名，经途里邑之号。出除长安令，时人比之潘岳。其后历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秘书监、幽州刺史、仪同三司。学徒以为荣焉。景人参近侍，出为侯牧，居室贫俭，事等农家，唯有经史，盈车满架。所著文集数百馀篇，给事中封帏伯作序行于世。

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中如掌内，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之。

街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

至孝昌二年中，大风发屋拔树，刹上宝瓶，随风而落，人地丈馀。复命工匠更铸新瓶。

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

荣字天宝，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馀，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无子，立临洮王世子钊以绍大业，年三岁，太后贪秉朝政，故以立之。荣谓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驾，春秋十九，海内士庶，犹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而望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国恩，不能坐看成败，今欲以铁马五千，赴哀山陵，兼问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谓何如?”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杰出，部落之民，控弦一万。若能行废立之事，伊霍复见于今日。”荣即共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于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于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约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克期契。荣三军皓素，扬旌南出。太后闻荣举兵，召王公议之。时胡氏专宠，皇宗怨望，人议者莫肯致言。惟黄门侍郎徐纥曰：“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今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弊，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后然纥言，即遣都督李神轨、郑季明等，领众五千，镇河桥。四月十一日，荣过河内，至高头驿。长乐王从雷陂北渡，赴荣军所。神轨、季明等见长乐王往，遂开门降。十二日，荣军于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二千馀人。十四日车驾人城，大赦天下，改号为建义元年，是谓庄帝。于时新经大兵，人物歼尽，流进之徒，惊骇未出。庄帝肇升太极，解网垂仁，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恩南阙。加荣使持节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开府北道大行台、都督十州诸军事大将军、领左右、太原王。其天穆为侍中、太尉公、世袭并州刺史、上党王。起家为公卿牧守者，不可胜数。二十日洛中草草，犹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怀异虑。贵室豪家，弃宅竞窜；贫夫贱士，襁负争逃。于是出诏，滥死者，普加褒赠。三品以上，赠三公。五品以上，赠令仆。七品以上，赠州牧。白民赠郡镇。于是稍安。帝纳荣女为皇后。进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馀官如故。进天穆为大将军，馀官皆如故。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人洛，在此寺聚兵。

颢，庄帝从兄也。孝昌末镇汲郡。闻尔朱荣入洛阳，遂南奔萧衍。是年人洛，庄帝北巡。颢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颢与庄帝书曰：“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人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讵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誓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羯。不意驾人成皋，便尔北渡。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贰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阋，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于急难，弃亲即仇，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倘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在荣为福，于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通意，卿宜三复。义利是图，富贵可保，徇人非虑，绝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此黄门郎祖莹之词也。时帝在长子城，太原王、上党王来赴急难。六月，帝围河内，太守元桃汤、车骑将军宗正珍孙等为颢守，攻之弗克。时暑炎赫，将士疲劳，太原王欲使帝幸晋阳，至秋更举大义，未决。召刘助筮之，助曰：“必克。”于是至明尽力攻之，如其言。桃汤、珍孙并斩首，以殉三军。颢闻河内不守，亲率百僚出镇河桥，特迁侍中安丰王延明往守硖石。七月，帝至河阳，与颢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车骑将军尔朱兆潜师渡河，破延明于硖石。颢闻延明败，亦散走。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别。颢与数十骑欲奔萧衍，至长社，为社民斩其首，传送京师。二十日，帝还洛阳，进太原王天柱大将军，馀官亦如故；进上党王太宰，馀官亦如故。

永安三年，逆贼尔朱兆囚庄帝于寺。

时太原王位极心骄，功高意侈，与夺任情，臧否肆意。帝怒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九月二十五日，诈言产太子，荣、穆并入朝，庄帝手刃荣于明光殿，穆为伏兵鲁暹所杀，荣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荣部下车骑将军尔朱阳都等二十人随人东华门，亦为伏兵所杀。唯右仆射尔朱世隆素在家，闻荣死，总荣部曲，烧西阳门，奔河桥。至十月一日，隆与荣妻北乡郡长公主至芒山冯王寺为荣追福荐斋。即遣尔朱侯讨伐、尔朱那律归等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丧。帝升大夏门望之，遣主书牛法尚谓归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图衅逆，王法无亲，已依正刑，罪止荣身，馀皆不问。卿等何为不降?官爵如故。”归曰：“臣从太原王来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无理?臣欲还晋阳，不忍空去，愿得太原王尸丧，生死无恨。”发言雨泪，哀不自胜。群胡恸哭，声振京师。帝闻之，亦为伤怀。遣侍中朱元龙赍铁券与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谓元龙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济生民，赤心奉国，神明所知。长乐不顾信誓，枉害忠良，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不归降!”元龙见世隆呼帝为长乐，知其不款，且以言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归等战于郭外，凶势不摧。归等屡涉戎场，便利击刺；京师士众未习军旅，虽皆义勇，力不从心。三日频战，而游魂不息。帝更募人断河桥。有汉中人李苗为水军，从上流放火烧桥。世隆见桥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黄门郎杨宽，领步骑三万，镇河内。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守长广王哗为主，改号曰建明元年。尔朱氏自封为王者八人。长广王都晋阳，遣颍川王尔朱兆举兵向京师。子恭军失利。兆自雷陂涉渡，擒庄帝于式乾殿。帝初以黄河奔急，谓兆未得猝济，不意兆不由舟楫，凭流而渡。是日水浅，不及马腹，故及此难。书契所记，未之有也。街之曰：“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滹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祗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声，行穷枭獍，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时兆营军尚书省，建天子金鼓，庭设漏刻，嫔御妃主，皆拥之于幕。锁帝于寺门楼上。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送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

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人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

其年五月中，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

至七月中，平阳王为侍中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迁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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