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晋阳古城遗址西北区域内探寻二、三号建筑基址关系的过程中，在两组建筑群基址之间区域发现了一处隋代至唐代早期的瓷窑遗址，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这是山西境内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古代制瓷手工业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现将新发现瓷窑址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讨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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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窑炉相关问题
此次发掘揭示的3座瓷窑炉均受到早期不同程度的破坏，保存状况不一，但依然可以对窑炉的分布及其结构复原等问题的探讨提供有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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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炉布局分布
依据考古简报，Y1、Y2和Y3均坐西朝东，窑炉（门）朝向东，方向均为108°，三个窑炉南北平行排列，纵向呈一行分布（图一）。Y1和Y2间距为2.2米，两窑的窑门位置位于同一条直线上，排列整齐。Y2与Y3间距为1.38米，Y3的窑门位置在Y1、Y2窑门连线延长线上向西缩进近2米。从开口层位来看，3座窑炉均开口于⑤b层下。Y1、Y2从残存窑床平面算起，距离现今地表为2.4米，其前部有深约1米的火膛，显然这两座窑炉处于同一工作平面上；Y3破坏严重，仅残存深0.5米的火膛，可知Y3的窑床平面要高于其余两窑。造成三座瓷窑的原始工作面存在高差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三座窑炉在修建先后次序上略有早晚，即Y1和Y2要略早于Y3；二是有可能与窑场建设时当时地表本身存在高差有关系。依据简报中介绍，Y3中出土瓷片和窑具与Y1、Y2相似，所以三座窑炉似可作为同一时期的遗存来看待。窑炉统一的朝向和整体的排列，表现出明显的规划性，暗示着这是在相同的生产模式下开展的窑业生产。窑炉尺寸基本相当，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垒砌窑炉技术的规范性和成熟性。
图一 晋阳古城瓷窑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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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炉结构推断
三座窑炉中Y2保存相对较为完整，通过对Y2的分析，可推研这一时期窑炉的结构。窑炉基本结构为马蹄形倒焰窑。窑炉坐落于晋阳古城的城市堆积上，从打破Y2的H30坑壁可知，Y2窑床以下的文化层（北朝文化层）堆积较为杂乱，土质不纯净，含有较多的建筑构件碎片、陶片等包含物。这与邢窑窑址中“唐代早期以前，多窑共用一个下挖式窑前工作坑，工作坑四周立壁上往里掏洞形成窑室”的做法不同。邢窑早期窑炉基本上属于当地的窑业初始阶段，在结合北方地区早期掏挖烧制砖瓦窑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是有客观条件在生土上掏挖烧瓷的窑炉窑室的。而晋阳古城窑炉是在已有的城市早期废弃堆积地层上建窑烧造，显然不具备向地面以下掏挖形成窑室的条件。也就是说晋阳古城的瓷窑应是建筑于当时地表之上。发掘揭示的三座窑炉，其地表以上结构均已不存。
Y1、Y2的火膛系向地表以下掏挖成平剖面均呈近梯形的坑，口大底小，底部平坦，残有木材灰烬，周壁以尺寸较为规整的耐火砖垒砌。火膛东壁自上而下均可见明显的耐火泥青灰色烧结面形成的近似矩形的区域，其烧结程度较火膛其余壁面更甚，这个位置地表以上即应是窑门的位置（图二）。Y2火膛西壁为逐层向西（窑室方向）倾斜收分的挡火墙，挡火墙南北向平直。Y1的挡火墙则收分不甚明显，且平面上略向火膛方向内弧。值得注意的是，在Y2挡火墙的南北两端，有局部连片明显加厚的耐火砖区域，其表面及延伸至窑床上的烧结现象也甚于其他部位。无独有偶，Y1挡火墙南北两端上半部耐火砖虽已缺失，但其背后的红烧土区域范围要明显超过其他区域（图三；图四）。据此可以大胆推测，这时期窑炉火膛内火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从火膛南北两侧进入窑室的，中间的挡火墙顶部恐还有挡火和分流火焰的设施。
图二 Y2火膛内烧结面（西向东拍摄）
图三 Y2火膛两侧烧结区域（东向西拍摄）
图四 Y1火膛两侧烧结区域、红烧土区域（东向西拍摄）
Y2挡火墙顶部向西有宽约0.4米的青灰色烧结面，再向西与窑床红烧土层相接，青灰色烧结面要略高于红烧土面。窑床大面积为橙红色红烧土，未见明显的青灰色烧结面或耐火泥层，推知窑床表面应有耐火砂等铺设，用于稳定窑柱。窑柱将器物抬高至窑温合适的高度，而窑床附近窑温并不高，还不足以形成直接过火形成的青灰色烧结面。窑床红烧土面坑洼不平，且窑室后部有较为明显的暗红色烧土区域，与窑室大面积鲜艳的红烧土相区别。推测暗红色红烧土区域应当是烟道汇集于烟室的底部位置，推测应为长条形的烟室，上部收口为烟囱。
Y2的火膛中下部平面呈明显的梯形，火膛壁上部则变为明显弧形，这应是拱形券筑火膛上方窑体空间的窑壁残余，抑或是砖砌窑墙或护窑墙的残余，这一现象也可作为窑室为高于地面且用窑砖券筑而成的佐证。至于地表以上窑室的高度，参考邢窑隋唐时期窑炉结构和数据，推测为2米以内，以方便窑工装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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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相关问题
从发掘情况来看，窑炉的火膛中出土遗物主要以笨重粗大的窑柱、窑具为主，也有少量瓷片。大量的瓷器碎片出土于与窑炉时代相当的灰坑中。据初步整理，晋阳古城窑址的产品以青瓷类产品占绝对多数。另发现极少量施有化妆土的“白瓷”和细白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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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釉产品
青釉产品种类大致有罐、瓮、碗、盆、钵、瓶和灯台等器形。其中尤以瓶、罐类器物为绝对的主流产品。造型基本特征为唇口、束颈（短颈或稍长）、丰肩、深长腹、平底。器内满釉，外部施釉至下腹部。出土瓷片中绝大多数的青瓷碎片为瓶罐类器物的残片。这类器物一般胎体较厚，胎质坚致，可见小杂质点。胎色呈现灰白色、黄白色两类。一般瓶类胎体厚度在0.5~1.5厘米，有的大型瓶类底部胎体厚度可达4厘米。可见瓶类器物尺寸和规格的多样（图五-1、2）。
图五-1 瓶、罐口部
图五-2 瓶、罐口部
绝大多数青釉直接施在胎体上，釉色以暗棕黄色、黄绿或灰绿色为主，色调较为灰暗，也有极少量青绿色（图六；图七-1、2）。釉层特征总体较为稀薄，流动性强，釉面厚度不匀，器物下腹部往往有明显的流釉和聚釉现象。正烧产品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有明显的细密开片，有一定的透明度，可隐见胎体上的杂质。另有少量青瓷外壁施有化妆土，釉色呈现浅淡青色，聚釉处为青绿色，玻璃质感强（图七-1右下）。青釉器物胎体上施化妆土体现了窑工通过化妆土来改善青釉呈色的努力。青瓷产品一般胎体较厚，胎质坚硬致密，胎料淘洗不甚精致，肉眼可见小杂质点。胎色总体呈现灰白色、黄白色两类。
图六 青釉瓶罐残片釉色
图七-1青釉色调（正面）
图七-2 青釉色调（背面）
因窑址出土瓷片为窑业不合格品，经初步观察，青釉类产品普遍存在轻度过烧和少量生烧现象。过烧表现为：胎体开裂，胎体厚重者往往出现胎体颜色分层等现象。过烧造成釉面流动性加强，釉面厚薄不均匀，釉层表面呈现类似侵蚀后形成的失光现象。器物内壁釉面常有气泡爆裂、聚釉和缩釉等现象。有的器物口部、肩部釉层剥落严重，与胎体明显分离，当是窑温升温过快所致。过烧标本敲击时发声清脆。生烧类青釉产品，胎体还未瓷化，釉层未达到熔融状态，釉面干涩而无光。从整体来看，青瓷器物胎体厚，火候高，内壁满釉、外壁釉色呈色不甚一致，有追求结实耐用，而不太顾忌外表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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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白瓷产品
窑址中还出土了两件珍贵的细白瓷（或称精细白瓷）残件：一件高足杯（H36：32）和一件钵（H36：6）的残片（图八-1、2）。胎质洁白细腻而坚致，胎壁相对于器形来说，不甚薄俏；釉层均匀，釉色明显白中闪青，积釉处泛青，釉面光润。两件标本在胎釉特征上均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图八-1 细白瓷高足杯、钵（正面）
图八-2 细白瓷高足杯、钵（背面）
与这两件细白瓷同出于一个灰坑的3件浅盆型瓷质匣钵，为我们说明了这类细白瓷制品的烧制方法。发掘者认为“出土的匣钵粘连有细白瓷高足杯的口沿，可见细白瓷是使用匣钵烧制。匣钵为盆型，烧制时上下两组扣合摞烧。烧制器物为正置，即口沿朝上，足部朝下。根据匣钵粘连器物痕迹判断，每层匣钵可以烧制12件器物（以细白瓷高足杯计算）”。我们通过匣钵上的一些细节还可以丰富细白瓷小件器物的装烧信息。
匣钵残件（H36：28）（图九-1、2：c）大体呈近四分之一扇形，内底周边可见三个足径不等的细环形足印痕，中心残存一个少许圆形圈痕。细环形足印痕直径不同，代表烧制足径尺寸不同的杯类器物。该匣钵外底外围一周还粘有四个器物口沿、外底中心残存少许口沿。这反映出烧制过程中上下相叠的盆形匣钵发生了歪斜，致使放置在下层匣钵内的器物发生位移，器物口沿粘连在上层匣钵的底部。匣钵（H36：27）（图九-2：a）残件内底残存有两个圆形器足痕，其间靠近匣钵中心一些的位置还有一个小环形足痕，由此可推知这类匣钵应装烧小饼足类的器物（如杯类），并与小型高足杯插空间隔放置，以充分利用匣钵内空间。匣钵（H36：29）（图九-2：b）残件，内底可见圆形器物底足痕，匣钵为浅盆型，口部平直略斜，胎体较厚，底部中央缺失，底部靠近中央一周胎体明显加厚，推测这是用窑柱支烧所支撑接触的部位，底部加厚以增加支撑强度。
图九-1 匣钵内底
图九-2 装烧细白瓷匣钵
由此可知盆形瓷质匣钵内放置细白瓷器物的方式为：匣钵中心放置一件器物，四周呈环状放置一周器物，器物之间依口径大小相隔，互不接触，中心与周围器物间的空间还可添置更小的器物。盆形匣钵上再叠置另一件匣钵，上部匣钵的底部边缘做成斜削状，以便与下部匣钵口部叠套时相吻合。结合匣钵内残存的釉滴和外底粘连细白瓷器物口沿及粘釉判断，白中泛青的细白瓷器物就是用这类匣钵装烧，且白中泛青的色调也是这个时期细白瓷所能达到的呈色效果，两件标本只是由于胎体发生了局部开裂和气泡变形而遭到丢弃。
细白瓷高足杯胎体相较其器形来说不甚薄俏，但釉色纯净，釉面光润，不见开片，积釉处泛青，与巩义、邢窑等窑场生产的同类产品和墓葬出土类似器物在釉色、开片等特征上有不同的视觉效果。杯体造型上不是常见的敞口深腹高足，而是口部外侈、腹部上方略内束、深长腹略外鼓的束口倒铃形杯身，下部细柄上残有凸棱。杯身的造型与邢台威县后郭固隋墓中出土的绿釉杯相似，当属于另一类高足杯。细白瓷钵依据相关研究当是带有盖的佛教法器收口钵。
晋阳古城窑址发现细白瓷及相应的瓷质装烧匣钵，证实这里是隋代至唐早期生产细白瓷的又一个重要地点，对于探讨北方地区早期细白瓷的生产、分布以及同类产品的区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技术角度讲，晋阳古城发现的细白瓷胎体细腻洁白，在胎质提纯、胎色变白及釉色浅淡而透明方面已经达到成熟，是为真正的细白瓷了。因器形为仿玻璃器加之数量稀少，具有明显的奢侈品性质。从考古发现来看，细白瓷制品一般都出土在高等级的墓葬中，其自身高等级、稀缺性的特征也很明显，其产量也相对较少。这里生产技术含量很高的细白瓷也说明了这处窑场的特殊性。
晋阳是继以洛阳为中心的巩义白河窑、北官庄等窑场和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州窑和邢窑两大隋代北方地区制瓷中心产区之外的第三个生产细白瓷区域，其背后设窑生产的原因与晋阳在北齐至隋唐期间的特殊政治地位密切相关，与统治者对高端奢侈品的需求密不可分。晋阳古城细白瓷依靠白胎、透明釉的做法，与隋代相州窑和技术传统可能来自相州的巩义窑基本一致。从地理区位、政治形势来看，相州更加接近一山之隔的晋阳，通过太行山陉口通道，到达晋阳城相当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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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白瓷
《简报》中称，窑址中还发现少量的化妆白瓷。化妆土层施至器物下腹部，从标本外部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生烧产品，化妆土层还处于粉化状态，可见化妆土浆呈垂流状，但几乎不可见釉层。如白瓷杯（H38：1）（图一〇-1）及标本（图一〇-2）。简报中的标本多属于这类。第二类，可见明显釉层，呈色为白中泛黄，如标本白瓷碗（H38：11）（图一〇-3）。另有与青釉瓶同类的白釉瓶口残件，内外壁均施有化妆土及淡青色透明釉，釉色白中闪青灰，玻璃质感强，口沿以下聚釉处明显泛青灰。瓶口部釉层、化妆土层有明显剥落而露出胎体的情况（图五-1、2左下）。
图一〇-1 化妆白瓷杯
图一〇-2 化妆白瓷杯
图一〇-3 化妆白瓷杯
对于第一类产品，标本均为生烧状态，并不见釉层。敞口深腹小饼足的杯类造型，多见于其他窑场的类似造型的白瓷杯。但也不排除它是施加了化妆土层以提高匀净青釉呈色效果的高档青釉器物。第二类产品从视觉感官上为我们讨论化妆白瓷提供了材料，釉层在化妆土层的映衬下微微泛黄。无论如何，该窑场此时已有明显的施加化妆土来美化胎体、提高釉面效果的意图。这里所谓化妆白瓷，从技术角度讲，还应该是在施有化妆土的器类表面施很薄的釉（很浅淡的青釉或趋向透明釉的釉），借助白色化妆土底色和薄且富有玻璃质感又流动性强的釉层，来尽量达到接近白色的效果。从《简报》披露的标本来看，晋阳古城窑址的化妆白瓷，还应处于青瓷向严格意义上化妆白瓷的转变阶段。虽然受限于窑址客观保存状况及出土相关瓷片的稀少，但已能证明该窑场具备了生产化妆白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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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装烧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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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烧方法补遗
Y1、Y2火膛中出土了较多的倒伞形（或称倒蘑菇型）窑柱、喇叭形窑柱、条状支具、垫圈、垫条等窑具。从其在火膛中出土形态来看，显然是窑炉废弃后人为将窑室中的窑具一次性随意丢弃、填充于火膛中。
经初步复原，这里的装烧方式或者装烧逻辑是：以喇叭形窑柱、倒蘑菇型窑柱和宽窄不一的条状支具相互组合搭建起烧制瓷器的框架支撑体，再在支撑体顶部或一周环形平面上，粘垫圈、垫块以支撑器物、器物柱（如碗类）或匣钵（如细白瓷）烧造。下面依据火膛中出土的主流窑具的形态特征，试对其用法做些讨论。
倒蘑菇型窑柱依据底部圆盘截面轮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标本Y1：6（图一一：a；图一二-1），整体造型敦厚，下部圆盘侧面外鼓，盘面平面自外向内倾斜，形成一周斜面。这类敦实窑柱当是作为窑柱的最底层使用，伸出的盘面上粘有圆环状垫环和泥条状垫条，其上再搭放长条形支具，长条形支具的另一端与另一个同类窑柱盘面相搭。长条形支具背面和圆盘上残存的垫环和泥条往往被挤压成截面为一边薄一边厚的楔形，以保证长条形支具的稳固和其平面的水平（图一三-1、2、3、4、5）；圆盘盘面做成倾斜状，从受力角度来讲，为盘面斜面承载器物重量后，在加热状态下自然下垂留下了余量，相较直接做成水平盘面更体现出了窑工的匠心。圆形盘面上的长条形支具推测应是呈放射状分布摆放，与相邻的窑柱圆盘相搭，构成摆放器物的平面。支具上再依据烧造器物大小的区别而粘放泥条垫环或垫块等，这些从器物底部和支具残断上残留的垫具均可得到证明（图一四-1、2）。另一类，如标本Y1：13（图一一：b；图一二-2），下部圆盘截面做内弧状，盘面也相对平整，整体较第一类轻薄。向内凹的侧面造型可为下层靠近窑柱摆放的器物留出足够的高度和宽度空间，以防止器物与柱体发生粘连。平整的圆盘面上同样可以放射状摆放长条形支具，上放置体量稍小的器物。盘面上搭放支具的空隙也可用来放置器物。
图一一 出土窑具
图一二-1 标本TS05W10Y1：6
图一二-2 标本TS05W10Y1：13
图一二-3 标本TS05W10Y1：8
图一三-1 窑柱使用复原
图一三-2 窑柱使用复原
图一三-3 倒伞状窑柱网络结构复原示意图
图一三-4 倒伞状窑柱网络结构复原俯视图
图一三-5 倒伞状窑柱支烧示意图
图一四-1 瓶类器物底部粘连垫圈
图一四-2 条形支具支烧器物示意
两类倒蘑菇型窑柱上下相叠，中间以泥条粘接调整使之竖直稳固。我们无法估计此类窑柱叠摞的层数。标本Y1∶13窑柱上有窑工刻划的“肆”字，可能是第四排窑柱的意思，也恐是叠摞的第四层之意。倒蘑菇型窑柱通高大致有34厘米、40厘米两类。结合前文对窑炉高度2米左右的推断，再依据该窑炉所烧造大件瓶罐类产品的尺寸来推测，5~6层应该是达到装烧的极限了。
另一大类的窑柱为喇叭形窑柱，如标本TS05W10Y1：8（图一一：c；图一二-3），推测其用途有三：一是放置于倒蘑菇型窑柱底部，用于抬高倒蘑菇型窑柱的高度，以便装烧器物获得窑炉内适合的窑位和温度，这类放置方式应该多运用于窑室的中后部；二是放置于已有的倒蘑菇型窑柱上部，用于提高倒蘑菇型窑柱间的纵向高度，以满足支烧高度超过40厘米的大件器物的需要；三是在窑室后部摆放，窑柱顶部粘以垫环直接承烧器物，充分利用窑室后部向下汇聚的热量。
以上两类窑柱均用粗质耐火缸胎制作，胎体十分厚重，盘面侧面一周迎火面可见明显的褐色火刺；宽窄、厚薄不等的长条形支具，胎质可分为缸胎和瓷胎两类，缸胎占大多数。有的呈规则的长条形，两端截面略扁与倒蘑菇型窑柱盘面相适应，中央略厚。有的大体呈长条形。背面粘有垫圈、垫环、垫条等，正面有支烧器物的垫环、垫块等，常有流釉痕迹（图一五-1、2）。总体来说窑柱和条形支具均要承重，胎体厚重，且是多次使用。
图一五-1 条形支具（反面）
图一五-2 条形支具（正面）
对于一窑装烧量的推测大致可以通过窑柱的摆放复原来推算。以Y2为例，Y2窑床东西残长2.52、南北残宽2.72米。倒蘑菇型窑柱盘径0.4米，窑柱间距以0.2米计算，窑床南北向第一排可摆放5个倒蘑菇型窑柱，第二排错缝摆放4个，第三排5个，以此类推，理论上可摆放五排。这样整个窑室以整齐排列的窑柱为节点，窑柱上下相叠，每层以倒蘑菇型窑柱盘面为支撑，以长条形支具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多层的网状结构。当然在实际烧造过程中要考虑到窑炉两壁面弧度对窑床上窑柱高度的限制，还要考虑到喇叭形窑柱在倒蘑菇型窑柱网边缘部分的填补作用等因素。
另，缸胎质地的窑柱和支具上表面多见一层浅黄色的类似釉层的薄层，较干涩，上部薄、下部较厚，有的局部明显剥落。窑柱类窑具及支具系重复性使用，在窑柱断茬处仍可见明显的浅黄色薄层（图一六-1；图一二-3），而倒蘑菇型窑柱盘面沿面以下则没有（图一六-2），说明这类薄层是窑具在以木材为燃料的窑炉中，经过多次重复使用过程中，长时间形成的自然落灰釉。有的看似有明显的人工涂刷痕迹（图一二-3），实则是粗糙的窑具在拉坯成型过程中形成了高低不同的拉坯螺旋纹，落灰釉落在凹凸不平的表面后，强化了拉坯纹的效果，造成了人为涂刷的错觉。
图一六-1 倒蘑菇型窑柱断面上落灰釉
图一六-2 倒蘑菇型窑柱盘面下方未见落灰釉
窑址中还发现了少量的碗类残片及三叉支架。推测碗类产品应是口部向上，上下相叠，中间以三叉支架间隔，一摞一摞的“碗柱”放在倒蘑菇状窑柱盘面上烧制。此次发掘中碗类数量较少，一是与窑址客观保存状况有关，更重要的可能与该处窑场的产品定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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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烧传统来源
邢窑隋唐窑址生产大量的化妆白瓷碗和青釉碗，碗类器物多用“蘑菇形窑柱、三角支钉配合装烧法”。值得注意的是，邢窑的蘑菇型窑柱、圆柱形柱筒，上下贯通，胎壁相对轻薄，可放置由三角支钉间隔“碗柱”或小件器物。邢窑的瓶罐类器物则多用形制不同的喇叭形窑柱直接盛放。
晋阳古城窑址的倒蘑菇形窑柱和喇叭形窑柱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胎体异常厚重，窑柱壁也非常厚，窑柱中空腔体成为上大下小的细喇叭形空洞，从底部看只是一个小孔。若不是有烧不透窑柱的担心，窑柱可能都要做成实心的了。采用异常厚重的窑柱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增加窑柱的稳定性，来支撑烧造分量重且大型的瓶罐类器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晋阳古城窑址生产产品的定位和主要倾向。
抛开邢窑和晋阳分别烧制的主流器物碗和瓶罐类器物所对应窑柱的形态区别，其背后对于支撑器物、间隔器物的逻辑是一致的。即以纵向叠摞的倒蘑菇型窑柱为支撑，以一周柱盘作为承重平面，柱盘一周合理放置器物，使得窑柱稳定而不倾斜，如此层层叠叠明火裸烧。两地只是产品定位不同，但从最本质的装烧逻辑来看是相同的。
邢窑庞大的窑区中只有内丘城关窑区有少量的细白瓷，其余的窑址在隋代则以化妆白瓷为主，有着成熟的技术积累。邢窑相对晋阳有着便捷的区位优势，更为重要的是邺城到晋阳自东魏北齐以来有着便捷和频繁而密切的交流，自然促进了窑业技术的流动和传播。总之，晋阳的制瓷技术传统应该来源于太行山下的广义邢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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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窑场年代与性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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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判断
对于窑址的年代，发掘者从装烧方法、细白瓷高足杯比对以及Y1、Y2内木炭测年数据等综合认为是隋代至唐代前期，笔者赞同发掘者的年代判断。本文现对该窑址生产的瓶罐类器物对比材料略作补充。窑址产品中以唇口、束颈（短颈或稍长）、丰肩、深长腹（或球形腹）平底为特征的瓶罐类为大宗产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颈部较细，肩部丰满，腹部深长，可定名为瓶。如标本TS05W10H36∶12（图一七）与唐代早期永徽六年（655年）汾阳曹怡墓中所出青釉瓶类似（图一八）；太原市博物馆也藏有早年晋源区出土的青釉瓶，从其造型、胎釉特征及简单的弦纹装饰等判断，可认定就是晋阳古城新发现窑场烧制的产品（图一九）。另一类，颈部相对较矮，口径略大，颈肩比例较大的可定名为罐。这类造型的器物如标本（TS05W10H36∶3）（图二〇）与邢窑内丘西关北AⅠ式罐（88H6∶4）相似（图二一）；颈部较矮且腹部近似球形的罐，又可附加双系，成为双系罐，如标本TS05W10H36∶8（图二二）与内丘县中丰洞遗址采集的青瓷双系罐相似（图二三），只是尺寸略小。晋阳古城窑址的发现，无疑确立了一批独具特色的瓷器产品群，除去窑址上不合格产品外，该窑更为全面的产品面貌和流布范围，有待于对过去山西出土瓷器的再度审视和判别来加以丰富，同时也有可能对隋代及唐代早期瓷器产品做更为细致的区分。
图一七 瓶
图一八 曹怡墓出土青釉瓶
图一九 太原市晋源区出土青釉瓶
图二〇 晋阳古城烧制青釉球形罐（TS05W10H36：3）
图二一 邢窑内丘西关北AⅠ式罐（88H6：4）
图二二 晋阳古城烧制青釉双系球形罐（TS05W10H36：8）
图二三 内丘县中丰洞遗址采集的青瓷双系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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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场选址
《简报》认为：“瓷窑遗址位于北朝至唐代宫城区的南部，与很多瓷窑址选址不同，更有独特的价值。”历史上，“晋阳宫自东魏营建始至五代一直是晋阳城最核心的建筑，也是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办理政务及生活场所”。与隋唐时期其他诸如相州窑、邢窑、贾壁窑、白河窑等制瓷窑场选址不同，在晋阳古城的晋阳宫范围之内设置制瓷手工业窑场，表明该处窑场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官方性质，这一现象对于探讨晋阳城内官营手工业布局、官方制瓷手工业生产状况以及制瓷技术传统来源和传播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瓷器发明之前，陶器作为生活中重要的器具门类一直受到官方的重视，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对生产进行管理。瓷器发明之后，依托原先的陶器管理机构，瓷器生产很快成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门类，并形成供应官府和皇室使用的官窑和御窑制度。
北方地区从汉晋十六国及北朝以来，一直有低温釉陶的制作传统，且多用在丧葬明器领域。由于北方地区战乱纷争，政权林立更迭，始终没有对釉陶手工业生产体系做出系统梳理，但从北魏平城、邺城曹村窑等釉陶的生产表明，低温釉陶一直在自成体系地发展。在南方青瓷技术传入北方后，青瓷生产与釉陶生产交织在一起，在技术进步、共同审美、高层需求等方面影响下产生了北方青瓷，并催生了高质量白瓷的诞生。从整个陶瓷发展史来看，晋阳古城窑址正处于北方瓷业成熟的时期，体现了隋代至唐早期制瓷生产技术大阶段的共同特征。
事实上对于官方管理手工业的生产，文献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隋唐时期中央政府设置甄官署掌管“陶土”之事，对其生产事项及种类均有详细的记载。砖瓦、瓶缶、丧葬明器等与陶土相关的手工业门类均在其管辖之下，且“大小高下，各有程准”。
隶属于中央政府职官系统的甄官署对其管辖手工业的具体管理模式还不甚清楚，因其管辖砖瓦、陶土等大规模的资源和密集型手工业劳动，具体的生产管理模式推理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托陶土、水源、燃料等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分布，在资源集中地集中组织手工业生产，中央政府派员进行管理。太行山东麓沿线的相州、邢窑一带分布了众多隋代即已开始生产的窑场，依托当地丰富的瓷土资源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千年的瓷业生产区，其中一些窑场势必进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视线，纳入官方管理或官营体系。另一类，在都城京师之内开辟专门的区域设立官营作坊，汇聚工匠、原料等进行集中生产，这类往往是手工业生产中技术密集型的工种或门类，普遍生产稀缺门类和高档产品。专门设在城市中，汇集各方工匠、原料来集中生产，表现出鲜明的垄断性。发现于西安醴泉坊的三彩窑址虽被认为是醴泉寺为了壮大寺产而生产高档三彩器商品的窑址，但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整个窑场的面貌和规模还不甚清晰，也不排除是甄官署在都城内设置官方窑场的可能。
除了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也有官营手工业生产的职能和需求。文献中对于中央政府职官体系脉络记载较为清晰，但对于地方政府中与中央政府职能类似的机构和官员则不甚重视，只是笼统地归为官府手工业或官营手工业。隋代官府的工匠实行分住州郡，轮番给役,规定为“匠则六番”，一年服役两个月。另据《大业杂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这生动反映了民间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的互动。无论如何，与民间手工业相对的官府手工业常常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取得的最高技术成就和发展水平。隋唐时期官方手工业的运行体系触发了晋阳地区制瓷业的开端，推动了当时制瓷手工业地区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尤其是核心技术的传播。在探讨隋唐时期制瓷手工业技术传统传播过程中，官方的调动作用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宋金时期制瓷业勃兴，窑场林立，在商品经济流通背景下探讨技术的传播流动提供了另一个不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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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位
从Y1、Y2火膛中散乱堆放的大型窑柱及周边灰坑出土的大量青釉瓶罐残片来看，这两座窑炉主要用于烧制中大型的瓶罐类容器产品，产品种类及面貌相对单纯，暗示着这里具有明确的产品生产定位，或者说是某种专业化生产性质。当然，由于窑业遗存保存状况和发掘面积等客观限制，不排除还有其余窑炉的存在，也不排除其他产品的生产，但至少根据保存至今并已经发掘揭示的三座窑炉及周边灰坑出土瓷片，再结合粗壮笨重承重性好的窑柱来综合分析，其生产的产品具有较为稳定的一致性和持续性，也恰恰说明了窑炉生产的专业性。
瓷器因其坚硬的胎体、光洁的釉层和极为弱小的吸水性等优点，较传统的陶器具有先天的优势，更便于盛装液体类（尤其是酒类），而成为主流的盛器。又因瓷土原料方便易得、成本低廉和易于成形、尺寸自由的特性，在普及性上超越金属器、木器等其他材质手工业制品，在官营层面，迅速取代了陶器的生产。细白瓷等高档制品的生产，是统治阶层模仿西来玻璃器、追求奢华的产物，属于当时制瓷手工业中高端的技术工种，应属于制瓷业中的核心技术，统治者对于顶尖技术的垄断，表现在专门设立窑场垄断生产。而大批量的容器类瓷器产品，更加注重其结实耐用的特性，内壁满釉是为了减少所盛放液体的挥发和渗漏，而对外壁的釉色则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窑址出土碎片中可以看到釉色呈色较为多样，显示出注重胎体厚度和烧成质量的倾向。事实上，除去皇室对于瓷器精品和瓷质祭器有需求外，官府一直对于瓷器容器（瓶罐）类产品有着较为稳定且大量的需求，这类粗制的容器类产品往往受到忽视，实际上是很大量的存在。在后世文献中也可见官府对于瓶罐类容器瓷器的需求。
晋阳古城新发现的窑址，应当是隋唐时期在晋阳设立了类似甄官署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机构，且在城市中设场专门烧造供统治者、贵族使用高档细白瓷和供官方使用瓶罐类容器的官营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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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原因
通过发掘可知，窑址所在区域从窑炉生产、废弃到⑤b地层形成前，这一区域经过了一次统一的地表取平的过程。窑炉被拆除夷为平地，窑具被随意填充至地下的火膛中，红色窑渣、窑砂及残次品的瓷器碎片被掩埋在一个个坑中，都显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一次性整治行为。加之较晚的地层中也未见到制瓷遗迹，说明该区域并未延续烧制瓷器的功能。推测其背后的原因，应与窑场周边整个区域使用性质的改变有关，这或许涉及晋阳宫内整个建筑布局或功能区的改变，应与文献中营建、修补晋阳宫的史实相关。
晋阳宫自东魏建立以来，到北齐一直是皇族在晋阳生活期间的核心区。入隋后，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的二子杨广即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开皇六年（587年）“覆拜并州总管”。文献中再次见到营建晋阳宫的记载是杨广称帝后，于大业三年（607年）八月“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时年39岁的隋炀帝下诏营建晋阳宫，可能是对原先东魏北齐皇室晋阳宫的修缮和增减调整，也是作为皇帝对自己担任并州总管署地之晋阳宫由前朝“皇宫”转变为自己的别宫离馆的特殊关照。晋阳古瓷窑址很可能就在这次营建过程中得以设置，或者是在这次营建过程中得以撤销的。唐初李渊起兵太原，这里作为李渊的根据地，自是苦心经营。晋阳在隋唐时期一直处于政治、军事的重心地位。当然，考古遗存的改变不可能与历史事件完全画等号，但文献中的记载也为客观的考古遗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总之，晋阳古城内隋至唐代早期瓷窑址的新发现，填补了山西地区隋唐时期制瓷手工业的空白，是山西地区陶瓷考古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
晋阳古城制瓷窑场是在官方需求的推动下，技术传统直接来自于制瓷技术积累深厚、交通便利的邺城为中心的相州、邢窑窑场，在晋阳城内设置的一处官营窑场。晋阳窑场的设立掀开了太行山以西晋阳地区制瓷手工业的序幕，展现了北朝末期以来，南方青瓷技术系统向北传播并与北方釉陶生产系统交流融合的历史画卷。
晋阳窑址的发现不仅为晋阳周边地区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瓷器找到了产地，原先被认为是相州、巩义诸窑的产品恐要做重新的考量和判定，还扩展了学界对于早期细白瓷生产研究的视野。晋阳窑址的发现会引发学界对山西古代制瓷手工业开端及发展脉络的讨论。时代向前可引发对于北齐晋阳地区釉陶生产体系的探讨，向后则引起有唐一代至五代时期晋阳乃至山西地区制瓷业格局以及山西地区与邺城为中心的邢、定等窑场窑业密切联系等一系列探讨，为山西及北方地区古代瓷业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众多新的课题和方向，也对探讨南北方瓷业技术交流及北方地区瓷业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提供重要的支点。
（文章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晋阳古城窑址发掘者韩炳华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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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丨刘岩（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物季刊》2022年04期
此处省略注释
新增图十三-3、4、5
责编丨静 静
初审丨刘 岩
终审丨郑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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