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晋商大院吗
晋商大院--专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一批具有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阳泉，晋北的保德、大同、浑源，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和晋南的临汾、襄汾等地。
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城的何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长治西白兔乡中村的申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晋西南丁村民居、晋东南皇城相府、晋北阎锡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驰名中外，亦可笼统称之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个时代的晋商明显的特征，故不赘述。
晋商
发展背景
1.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
明朝初期，朱元津出于扫清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为了解决驻边军队饷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重镇实行“开中”，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引专卖权，控制盐铁资源的国家政权则视边防军情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这一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特别有利，山西、陕西商帮就在“开中”实施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
平遥古城马家大院内景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体制为商人与政权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政策，对商人的发展十分有利。前期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的活动，为其子弟争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政府明令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习惯，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步入仕途。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
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富有的票号商人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岁羽），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
平遥古城马家大院
2.商人实力的增强
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
有雄厚财力作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关于民间修宅建第的资料比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无疑是大兴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临汾一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乾隆年间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至宣统150多年。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世荣堂与世和堂两处宅院就是常氏商业繁荣昌盛的证明，以至于清末车辋村形成了占地200余亩规模达到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蔚为壮观。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修建如此宏伟的宅第。
晋商
院落建筑文化
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成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对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高大建筑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现对外开放的几个大院也仅仅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当年的宅院就占据了祁县的半个县城，规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整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四太太的院落
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门前设立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习俗；大院门边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的雕梁画栋间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从门窗到牌坊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作品，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是用砖、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蕴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双狮护（方言“护”音同“福”）门、五福捧寿（福寿安康）、凤戏牡丹（大富大贵）、喜鹊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岁寒三友（松、竹、梅）、四狮护栏（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为乐器，白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谐音）、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渔樵耕读、出将入相、梅兰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显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人的才华。和合二仙的雕刻，对当时以在外跑商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大红灯笼高高挂》院内甬道
晋商
院落文化
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体现了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如大院多为正偏结构，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讲说仁义道德以及敬业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没。然而封闭的大院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对人身的束缚，对思想的禁锢，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极影响。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这类门联、楹联、匾额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
门匾和楹联是富贵人家标榜文人风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将吉语刻在门端，彰显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平遥城关镇上，也有一处凝瑞宅，表达了时人对瑞气盈门的共同期盼之情。
山西大院，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缩影，虽说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变化，但对山西人的习俗观念变化作用有限。在大院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新观念的冲撞微乎其微。宛如城堡建筑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古朴、静雅，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陆古朴闭塞的民风，也体现出了近代山西人一定程度上的观念陈旧和保守性。
平遥古城马家大院马老爷院
编辑：张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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