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丁喜才先生从民歌手到音乐学院教师的经历，可以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者，前院长江明惇先生的文章《抹不去的记忆》。文章全文过去本号誊录过，请点击下图前往旧文 ↓
这篇文章里，江院长解说了一番“榆林小曲”的来历，评价了丁喜才先生在“榆林小曲”演唱实践和研究整理方面的贡献。并对贺绿汀先生当政时代，上海音乐学院在“榆林小调”方面的学术活动进行了简要回顾。
榆林小曲 陕北、晋北、西蒙相连的这片土地上，是民间音乐的“富矿区”，陕北的信天游、晋北的山曲、内蒙的爬山调、中原一带的明清俗曲，以及蒙汉调、大秧歌，内蒙鄂尔多斯的短调民歌等等，都在这里汇聚。在民间节庆的“闹社火”、自娱自乐的“打玩意儿”、“打坐腔”等形式中，都可以听到动人心弦的民歌小曲和秧歌锣鼓。经过无数才华出众的职业、半职业民间艺人的精彩表演和再创作，日积月累、加工提炼，至清末民初，形成了自己浓郁的风格特色。现当代，这种“闹社火”、“打坐腔”又进一步向民间小戏和清唱小曲继续发展。在音乐上也相应地向两个方向发展：前者着重向戏剧性、与表演艺术相结合方面提高；后者着重向唱功和旋律，如发声、咬字、旋法等方面提高。丁喜才先生属于后者。
丁喜才先生的贡献 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了榆林、神木、府谷一带的民间小曲音乐，使之成为一种丰富、成熟的民间说唱品种；一是将“榆林小曲”带进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使民间音乐和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上音邀约丁喜才走上讲台 1953年，丁喜才在“全国民间歌舞会演”上演出“榆林小曲”，受到音乐界的关注。不久被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邀请来校讲学，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专业音乐教学生涯。 一到上音，他立即与理论专业的老师一起整理、研究“榆林小曲”的丰富资料，并培养声乐专业的学生，同时为大学、附中的各专业学生上民间音乐课，教唱了一百多首“榆林小曲”，培养了整整一代音乐专业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深厚感情。
丁喜才先生的名字与“榆林小曲”密不可分。按照陕西文艺工作者刘烽的记录，榆林小曲这个名称是1953年以后才有的。丁喜才这位杰出的榆林小曲演唱家，他吸收了陕北民歌的特点加以发展，因此他的曲调具有代表性。为什么1953年出现了这个“榆林小曲”的叫法？因为这一年4月文化部主办了首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李焕之先生认为丁喜才先生这种表演形式有别于戏曲二人台（丁先生带着扬琴上台自弹自唱），以“榆林小曲”命名之。
李焕之先生记录丁喜才在汇演时候的表演，写下过这样的话：他自己打着扬琴很抒情地唱着一首叫《小尼姑思凡》的小曲：......还有一首《五哥放羊》也是很优美的小曲：......这两首小曲都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压迫女性对自身幸福生活的热切的追求。他在演唱技术上的特点是几乎完全用假声来表演的，这恐怕和他所演唱的歌曲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的节目大多数是以描写女性的思想情绪为主题的。他在演唱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人物内心情绪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曲调是经过专业艺人在民歌的技术上加工发展起来的。譬如《五哥放羊》原来是一首短小的民歌，在陕北绥远和山西各省都有着大同小异的曲调，全曲总共不过九、十小节，但在他的演唱上却扩大到十七小节，另外加上扬琴的过门就成一首二十九小节的歌曲了，所以在感情的描写上能达到更充分、更细微的抒发。
按照1953年文化部认定“榆林小曲”的定义，“二人台”与“榆林小曲”是同一种民间曲艺的不同表演/舞台形式。本世纪，很多文献把榆林城内曾叫做“榆林清唱曲”或“榆林清曲”的也纳入到“榆林小曲”话题内讨论，追溯这个曲艺形式的“长三角”地域祖宗。当下的不少文献对“榆林小曲”的内涵有了新见解，不再遵循1953年文化部方面的设定。这方面话题笔者知识量不够，不聊。
1980年丁喜才（前排右2）与鞠秀芳（前排左2）在包头讲学时与当地同行合影
丁喜才先生演唱的这几个歌曲，都是上世纪所谓“榆林小曲”的代表作，录音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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