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编辑：杨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来源：LYNAM A, LI F, XIAO G, et al. Capturing socio-spatial inequality in planetary urbanisation: amulti-dimensional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J]. Cities,2023, 132: 104076.
全球城镇化理论是国际城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思潮，该理论提出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将全球城乡空间紧密联系起来。单一维度的空间研究不足以充分描述其复杂的相互联系，对社会空间不均衡关系的研究也不能局限于特定地区，而需要建立适应“社会—时空”网络关联特征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以中国浙东南台州地区为例，通过空间流动性（以通勤模式和空间可达性表达）
和社会流动性（以影响空间使用的权力关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利用表达） 反映“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在城市、邻里、建筑尺度的相互联系和作用。通过运用大数据LBS、空间句法、行为者网络分析以及形态类型学四种方法，穿透三个尺度进行多维度关联分析并形成相互支撑，交叉验证不同尺度下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的相互联系特征和要素作用关系。文章旨在构建一个多维度的、开放的方法论框架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为科学规划和精细化治理提供新的方法。
1. 理论框架
全球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文化创新在城镇和其腹地乡村的共同支持下演进。城镇化网络将各类地域空间高度关联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空间碎片化和社会群体分异的加速，这尤其表现在空间和社会流动性中。本研究聚焦以流动性表达“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通过在三个关联尺度上表现出的四种流动性特征：通勤模式（物理/空间流动性）、空间可达性（物理/空间流动性）、空间发展影响的权力关系（社会流动性）
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利用（社会流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尺度流动性的相互关联及影响，进而分析“社会—空间”不均衡性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关联特征和相互作用方式。
2. 研究方法
基于既有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及实证应用，本研究选择大数据分析（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 analysis）、空间句法（SS，space syntax）、行动者网络（ANT，actor network theory）、类型形态学（TM，typo-morphology） 四种方法分别对通勤模式、空间可达性、空间发展影响的权利关系及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利用进行研究，形成城市、邻里、建筑三个相互关联尺度的流动性的相互支撑，构建如下的方法论框架：
（1） 通勤模式（物理流动性）。研究在台州市域尺度采用了LBS分析方法。通过关联某一时间的通勤数据与社会属性交叉分析，获得不同社会群体的通勤特征，以此作为“社会—空间”不均衡特征在城市区域尺度的一种表达。本研究中对比了2017和2020年同时期，低、中、高三类收入群体的通勤特征。
（2） 空间可达性（物理流动性）。研究在邻里尺度（磨具小镇所在的新前街道） 采用了空间句法。分别选取400m 半径（5 min 步行距离） 和1600 m 半径（20min步行距离） 进行计算，对比2003年及2020年道路网络整合度和选择度变化，描述、分析空间可达性的变化特征，研究在邻里尺度上“社会—空间”不均衡发展关系。
（3） 空间发展影响的权力关系（社会流动性）。研究在邻里和建筑尺度采用了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ANT）。城乡制度差异共同作用下，城乡交接地区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动力，多样的社会关系以及复杂认知空间等特征，ANT提供了一种合适的分析和理论化工具来描述、分析这样复杂的网络，并支持建立下一层级空间（建筑层级） 的流动性联系。
作者于2017-2021年间在黄岩智能模具小镇附近的几个村庄展开了59场半结构式访谈，建立了与空间发展相关的行动者网络关系，并借助Gephi软件将行动者之间的五类相互作用关系（无关联、弱间接影响、间接影响、直接影响、强直接影响），将影响空间发展的行动者间的相互作用可视化，以表达社会流动性层面的权力关系网络。
（4） 日常生活实践的空间利用（社会流动性），在建筑尺度研究采用了类型形态学方法。通过（小型）人类学研究方法，对不同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空间的认知、利用，以及基于人们在日常的空间认知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联系进行形态学描绘，该方法能够分析在微观尺度下不同类型空间所体现的社会流动性。本研究对邻里范围内的三类代表性空间类型，即私人的（如住宅）、集体的（如街道、空置的占用土地）、政府供给的（如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宗教空间等）
展开分析。
3. 结论与讨论
从空间流动性来看，交通可达性是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不平等物理流动性的关键因素。LBS时空大数据发现在城市尺度不同收入群体的通勤模式具有显著差异，较低收入群体不得不花大量时间通勤，这对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流动性有一定消极影响。其次空间句法分析发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空间不均衡性在连续的城乡交接地区日益显现。可达性较差的村庄难以快速转型，基于租金收入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难以获得额外的土地和物业收益。
从社会流动性来看，邻里尺度对建筑尺度具有显著影响，社会关系网络更弱的群体获得的资源更少，并且难以改变和使用建筑尺度的空间。ANT分析发现当地村民对地方发展起到重要的支配性和支持性作用，而流动人口仅表现出支持性作用，缺乏影响空间发展的能力。此外，类型形态学分析发现大多数流动人口租住在公寓、村民出租房间或工厂提供的宿舍，居住条件不稳定，只有小部分人拥有正式的房产。建筑尺度的高社会流动性对空间利用的物理流动性有显着影响，同时在邻里尺度的社会流动性显著，体现在对“社会—空间”发展、利用的决策能力中。
研究案例展现出邻里成为与资本、土地、劳动力相互作用的重要空间节点，这些要素导致不均衡发展在区域空间结构和建筑空间利用上变得显著。案例强调，对于空间和社会干预措施应旨在促进宏观尺度上更平衡的空间可达性以及微观尺度土地使用的充分灵活性，从而有可能增加不同社会群体物理的和社会层面的流动性。当然，该方法论框架目前仅在浙东南试点研究区域进行了验证，下一步是将方法在更多区域进行实证研究。同时，本研究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研究方法论框架，旨在对于“社会—空间”不均衡的跨尺度、复杂流动性的交互过程的研究提供一种可能性。
（供稿：何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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