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平机敏诙谐。相识久了后，又觉得他低调热情。他的公司距我家一条街，我是去他公司后，无意中知道他创业的一些情况的。
一、陈怡平素描
我把陈怡平定义为草根中的精英创业者。这是本书创业者中，唯一的一位海归高学历者。
任何类型的创业者，坚守、执着和转型，均系标配，更何况是兼具精英与草根特征的创业者。2019年春天，我去他们公司采访。陈怡平说：
报纸上有很多创业英雄，但我周围的同行，基本上都没了，可是我还在。
世事贵在坚持，能坚持下来的都是王者。
一家技术主导的初创企业，初期挟技术冲动，或许能较快发展；然而与市场形成稳定的耦合关系，很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比如说10余年以上。也许过了这个时点，才有所谓的转型，而这注定又是一场艰难之旅。
二、创办三众软件
早春三月，陈怡平冒着尚有几分寒意的绵绵春雨，站在沪杭甬高速公路的一段路基上，这是1991年，他刚从杭州大学城规专业毕业。
当年尚是包分配。这位“天之娇子”来到交通厅下的一家路桥施工企业，背着测量仪器，在浙江第一条高速公路，最早开始施工的钱江二桥接线工地的路基上放样、定中心线；跟工人们一起住工棚，喝白酒、打篮球。
那些日子虽比后来的日本留学还苦，但也潇洒，“收获了爱情”。陈怡平不经意地与我聊着。
陈怡平的创业要素，于无意识之中，造物主巧妙地把它们串在了一起。足球、日本、浙大、教师……。
当创业机遇来临时，想不创业也难，但机遇是长年努力形成的。
就这样，非IT专业出身，曾把物理作为高考第一志愿的陈怡平，于不经意间闯入了IT行业。
陈怡平和他的浙大小师弟们创办的三众软件，主要是接单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可称为软件加工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此劳动非彼劳动，称为知识密集型或更确切。
当年日本普通员工月工资约30万日元，大致相当于2万多人民币，而国内工资不到日本的1/10。日本企业将其需要的软件，以较低价格外发中国加工，中方仍能有较大利润。
三众软件租用浙大科技园场地开张，后来为了降低成本移师三墩。当时注册资本金21.4万元，加上注入流动资金，陈怡平实际出资约50万元。三位创业股东均占股权，两位浙大理工男主要以技术入股。20来位员工，全是浙大优秀学子。
创业伊始，创业股东王斌培训新员工时说，“5年后上市”。不过陈怡平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他说，王斌当时25岁，正是做梦的年华。
三、坚守软件外包业
怀着大大的梦想，小小的三众扬帆起航。到了2005年，企业扩张到约140人，当属小企业里的大企业了。
我羡慕嫉妒恨地问，“赚了不少钱吧！”没想到陈怡平有点激动起来，给我讲了一大堆创业哲学。
20年风风雨雨。你不要问我挣多少钱，就是苦难。
是啊，噩梦接踵而来。
所谓外包业务，本身就有点看天吃饭性质。招聘大量员工后，虽然完成了先期业务，后期业务却并未保证；但也不能把人辞了，万一客户下单呢？
陈怡平当时设了一个“三个月安全警戒”，就是无论有没有单子，都必须确保发得出下3个月的工资。
企业上升期，挣来的钱大都用于扩张；企业回落期，日子艰难，到处找钱，哪还有钱呢。
找钱是陈怡平的本职工作。最紧张时，他曾向爸妈借钱。他跟父亲说，“你那些余钱，就不要放银行定期了，放我这儿吧”。
实际应该并未动用，这是我的判断。以陈怡平对父母的孝敬，是不可能随意用他们的钱的。但父母的钱，成了他的备用资金，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或也是事实。
杭州的高房价赶走了不少员工，三众处于不稳定之中。以三众的工资水平，新进员工短期内不可能具有杭州购房实力，但他们要恋爱，要结婚，丈姆娘买房要求压力山大。
这些员工只有两个选择，不是跳槽到工资更高企业，就是回老家。陈怡平说，那几年离开的员工，有一半是因为购房压力。
2013、2014年的APP狂潮，又是一个动荡期。似乎一个手机APP就是一个金矿，一些软件企业到处挖人。一个5000元月薪的程序员，有些企业能以10000元月薪挖走。那几年，三众软件新聘员工，均未干满3年以上。
国内工资较快上涨，压得一些软件外包企业只能关门大吉。2000至2015年，杭州软件行业工资涨了近10倍；加之人民币升值，利润越来越薄。当时杭州30多家软件外包企业相继关闭，比较不错的8家，也关了4家。
三众的前景在哪儿？三众还干得下去吗？现任三众总经理黄毅俊说，当时大家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三众什么时候结束？
2013年前后最困难的那一年多，公司三位核心股东每月只拿3000元。“公司账上没钱啊！”黄毅俊说。
小伙伴们都看着陈怡平，只要他说一声，“我们散了吧”，大家立马走人。
三众坚持下来了。一方面，他积极找钱；另一方面，他和小伙伴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调整措施，包括稳步收缩，调整人员结构，开辟国内软件市场，在南昌设立全资子公司等。终于到2015年，公司逐渐走出困境，员工稳定在80人左右。
三众从纯软件加工生产，向着具有“市场自我行走能力”的软件生产企业转型。由于长期的坚守，他们逐渐与日本NEC、富士电机等形成了稳定的客户关系。
公司运营成本压倒了最低点。南昌公司比杭州的成本低20%，杭州公司两大单元40多人，只有两名行政人员；其余除陈怡平外，都在一线写代码和直接从事产品开发经营。
三众公司的年销售额得以稳定增长。员工工资每年有所提高，加班很少。“我们没有加班文化”，黄毅俊说。
四、进军物联网
2015年秋天，陈怡平和朋友一起来我办公室。我请他们在省府大楼食堂午餐。
我们午饭后一起爬省府大院的弥陀山。半山腰的亭子里，赫然放着一台自动售货机。这在日本随处可见，我随口练了句日语单词“自動販売機”。
陈怡平的视线在这台机器上停顿了一下，我还以为这台机器触起了他日本留学的记忆。后来知道，他当时已涉足这一行业。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劳动成本提高，自动售货机开始为国内接受。陈怡平察觉到了这一趋势，他着手要做的，是把自动售货机等自助设备，与电子支付、互联网，以及固定和移动终端相联的产品。
从投币式自助，到基于电子支付的线下自助，对消费者和运营商而言，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消费者方便倒是其次，对于运营商则是大大的解放，消除了原先人工收集现金、信息，以及难以财务自动化等痛点，大大提高效率。
这是他们跨向未来的一步。从这一天开始，三众软件不再是一家主要从事软件外包加工的企业，而是开始向着“自助设备行业总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方向发展的物联网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物联网硬件、软件和服务三大块，具体有自助设备的通讯模块、主板、相关功能模块，以及软件和运营平台。
拿什么来形成现金流？拿什么赚钱？任何创业都不应讳言赚钱，因为这是创业成功、养家糊口的关键。
三众的技术特点，促使形成了多种现金流模式。一是电子支付的佣金，二是页面广告及寄生广告的收入，三是平台和运营服务费，四是客户定制开发收入。
陈怡平说，很可能任一项收入都不足以支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但包括硬件收入后，形成多元的现金流，当自助设备接入量达到一定规模后，项目就能盈利。
三众的优势是有着长期的技术积累。他们这10多年来，一直向日本客户提供自动售货机的软件服务，有时会主动替客户开发一些小产品，无偿提供给客户使用。
2017年，三众软件自主开发成功了C-1物联网透传模块，采用廉价安全的2G通讯技术，以及对接阿里云IOT的专用芯片，能远程进行软件更新，数据传输效果与系统稳定性及安全性均较好。
我再三追问，陈怡平不得不向我透露了自动售货机和充电桩等接入量增长的一些进展。他如数家珍地说了与若干家如雷贯耳的企业关系的进展，又介绍了从前年开始谈的一个合同，说是刚刚签订。
说着说着，陈怡平无意中抛却了习惯性的低调，展现出了对于未来的满满信心。
五、“甩手掌柜”
那天在办公室，陈怡平刚从南昌回来。他一古脑儿掏出单据，看也没看，交给总经理黄毅俊报销。他虽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却不是签单人。
陈怡平把自己定位为企业投资者。我则笑着说，是企业困难解决者。当技术不再是瓶颈时，影响企业的主要因素是市场和资金，就长远看，还有企业发展战略等。陈怡平是三众的资金解决者、市场开发者和维护者，以及战略决策者。
公司日常事务，全由总经理黄毅俊负责。包括项目、人员、财务、技术开发等。黄毅俊除了也在一线工作的三位部长外，别无助手。
陈怡平说，“我们相互之间有绝对的信任，所有的约定都是简单约定，当然约定也很明确”。 我2018年来过三众公司一次，那天就看出来，这俩绝对是哥们。
基于简单约定，即基于不充分合约的合作是以充分信任的兄弟情义为前提的。由于商业活动的高度随机性，绝大多数合约是不可能充分的。完全充分的合约将增加成本，当合约成本增加到一定程度，盈利却并未相应增加，合作就将崩局。
我们人类的情感相融，具有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绩效的神奇功能，而这正是合伙创业成功的关键。当然，非制度约定的兄弟情义，说脆弱也非常脆弱。正因为人性的弱点，也决定了兄弟情义必须精心经营和维护。
令脆弱的兄弟情义不致崩局的最好办法，还是制度。“有约定才能牢不可破，”陈怡平说。
陈怡平的股权曾占2/3。现在，他的股权已不到40%，主要是转让给了后来替代而来的核心成员和主要的中层骨干。
“接下来，我的股权还要降低。儿子已跟我说了，他不要这些企业，”陈怡平开心地笑着说。
六、闹市区的创业生存
陈怡平的公司在热闹的文二路上，一年50万租金。我有一天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偏一点，租金低一点的地方呢？
他说，也不是没想过，问题是未必省钱。他说，公司设在闹市区，最大好处是员工上下班方便，客户来找也比较方便。如果搬到郊区甚至远郊，虽然省了好多房租，但员工的时间和金钱花费都将提高，公司总得补贴一点吧，不仅省不了几个钱，也弥补不了员工的时间耗费。
我们现在做空间规划，非常强调职住相近，甚或职住一体。用学术的话说，就是最小出行半径与最舒适和最效率的生活工作的结合。陈怡平无意当中成为这方面的典范。
城市为什么会这么堵？职住分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市扩张不断地把人往郊区赶，工作却在城里，形成职住分离的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地加剧着交通拥堵。所以还是得提醒和建议政府，大拆大建要不得。
政府不妨在市中心保留一些创业园区。闹市区创业的最大好处是招聘员工比较方便，工资也可以适当低一些，这就非常有利于初创企业。这对政府或许会有一些财政损失，但算大帐应该是合算的。
政府也不妨在闹市区改造整治一些老旧小区。保留城市记忆，方便低收入居民生活，也可适当资助低收入居民置换住房去郊区养老，腾出来的房子让年轻人租住，这也可以压低闹市区的出租房价格。
疫情当前，三众软件没有受到影响，应该是软件产业特点使然。“有时还要加点班”，陈怡平说。
衷心祝愿陈怡平和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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