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说：“我们所有的经验不是在使用符号就是在解释符号”，人类的经验世界是符号的世界。当人们谈论符号的时候，实际上谈论的是意义，而任何意义的传达都需要借助符号。赵毅衡先生将符号定义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的用途是表达和解释意义[1],说明符号学本质上是意义学。意义的生成和传达一直是赵毅衡先生研究的核心，在其新作《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中，赵毅衡先从已有的符号学成果出发，结合符号现象学的观点，探索意识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为符号学追寻哲学的根基。他在书中写道：“哲学符号学既是意义形式的方法论，更是意义发生的本体论”。符号学除了是可操作的方法论，还应当成为一种世界观，能够处理人类意义世界的本质问题，具有思辨的哲学基础。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一书围绕“意义”这一复杂的术语展开，涵盖丰富的哲学思考。系统地解答关于意义的产生、意义世界的构成等一系列问题，为符号学研究下的意义的边界梳理出清晰的理论框架。
一、 意义是主客体的关联
《哲学符号学》一书对意义的基本定义是：使意识与对象各自得以形成的关联方式。意义由解释者赋予，是主体的意向性活动，而非胡塞尔的主张：“符号发出者决定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意义只有在对象与主体发生关联时才存在，也只在这个“解释”这个关联点上存在。因此意义取决于解读，主体的意识与事物的相遇是意义形成的源动力。主客体之间的联系是双向交互的过程，意义是主客体的关联，意义的定义也同样是双向的构成，意义由主体的解释决定，通过符号传达。相应地，主体存在于意义的解释之中，存在于这些符号之中。赵毅衡先生在书中对意义的定义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意义的本质，而是意义的产生过程，即意识、事物、符号之间的内在关系。
意识和意义是贯穿整本著作的核心概念。赵毅衡先生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将意识获得意义的机制称为“形式直观”。“形式直观”包含了两层含义：1、意识主动地找寻意义。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具有先在的交流欲望。这种内在动机，使得我们天生就渴望同他人的联系和依靠。克莱·舍基用城市和人类的关系来做出类似的比喻：“城市是因为人们喜欢靠近彼此，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而不是因为有了城市，人们才开始交流。”相应地，因为有了人类意识的先在动机，意义才由于意识的自发性而产生，意识主体的意向性对事物施加解释的压力，把事物转化为“意向对象”，通过事物在意向性压力中的反馈来获取意义。“形式直观”是意识获取意义的初始动力机制，没有这个原始的触发器，就没有进一步的意义活动。2、意义也塑造着意识，二者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式直观论”的意义机制是主客体之间的循环。意义塑造意识的第一点是指意义的外延与内涵的差异，给予主体意识重新解读的压力。即赵毅衡先生提出的“认知差”，“认知差”影响主体解释的方向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必须进行二次解释的情况，尤其阅读广告的时候。“认知差”这一概念简明精准地指出二次解释的原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构建 阅读对象的同时，无所不能地被呈现对象也在以一种对话方式反向构建着读者。”[2]。意义塑造意识的第二点是指主体意识可以依靠意向性中的先验性统觉，使呈现引发共现。[3]当人们看到高级商场里的方格丝巾，或许会想到巴宝莉这个品牌，即使人们还没有看到巴宝莉的标志。在这个案例中，呈现是“高级商场”和“方格丝巾”，共现是“巴宝莉”品牌以及背后的品牌内涵。共现是指意义不在场的部分，呈现能引发多大程度的共现，取决于意义的内涵有多大程度成为了外延，成为人类社会常识的一部分，这也是品牌作用的机制。
“事物”和“符号”的关系是哲学符号学必须要明确的一大问题。赵毅衡先生认为执意区分“事物”和“符号”是不必要的。事物在意义的活动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即符号。事物是主体意识找寻意义的对象，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没有不用符号承载的意义，就如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某一特殊行动主体的忠诚是通过象征性的标志来完成的，而象征性的标志必须是可见的，必须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事物和符号在意义过程的主客体循环关系中，具备着同一的关系。
赵毅衡先生关于“意义是什么”的讨论，弥补了胡塞尔和皮尔斯符号现象学观点中的一些局限，给予读者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所处的意义世界。我们不仅能阅读到新鲜的理论见解，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理论之间碰撞的火花，从而启迪我们自己的思考。
二、 意义世界的构成
阐述了意义的形成机制之后，赵毅衡先生用一幅结构图描绘了意义世界的构成，让读者更清晰直观地理解书中文字所表达的含义。物世界和思维世界的交叉是实践世界，实践世界中的符号是物-符号的二联体，在物-符号之间滑动。人类意义交换所在的世界，正是物世界和思维世界的重合之处，而只有当人们的元语言能力相通，获取的意义相同的时候，人们才处于同样的意义世界里。元语言的相通形成了意义共享，形成了意义社群，反过来让主体存在于意义的社群之中。如库里提出：自我的概念是个体在群体的环境中与他人进行符号沟通时产生的。[4]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交流，以及自我的确定和行为反馈，可以说是意义交换的源头。
意义经由符号，通过社会的规约，最终达到“普遍化”。意义“普遍化”的方式是重复。重复，是意义世界的符号构成方式。靠符号形成的重复，对社群的“意识”极其重要，它使人类不仅形成经验，而且这种经验能够借助符号延续下去，在意识中形成记忆，在人与人之间形成 传达，在代与代之间形成传承。意义由符号文本承载，赵毅衡先生符号文本的重复分为组合和聚合两种重复方式。组合重复是显性的，聚合重复是隐性的。比如一张招贴海报，字体，标识，颜色，产品等一系列元素组成了海报的显性表达；但是各个元素的特点带给人们不同的联想，形成不同的风格，比如香奈儿的经典色是黑色，标识是“双C”，这两者在聚合轴形成了高档，精致，奢侈的风格想象。意义的固定依靠着社群不断地重复，规约。
重复是意义时间品质的体现。重复需要时间，主体的意向性解释也存在于前文本的时间性之中。符号的意义总是时间中不断生成，就像矗立在人们眼前的埃菲尔铁塔，我们感受到的是意义在时间中的凝聚。埃菲尔铁塔的意义在时间的打磨下成为了巴黎的象征。意义同样也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比如“土豪”，“捡肥皂”等许多词汇已经在发展的时间和语境中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或许正如赵毅衡先生提到的：意义必然存在于未来[5]。人类只有不断地追寻意义，才有可能获得意义。
三、 意识活动的根本动力
除了解答意义的形成这一重要问题之外，赵毅衡先生在书中更是涉及到了意义理论最核心的问题。“真知”与“心语假说”。当我们谈论到意义社群的构成，其实已经触及到对“真知”的解答。追求真知是主体意向性活动的根本动力。符号表意，是追求“真实”的过程。赵毅衡先生认为表达“虚假”的意义，实际上是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联系，会导致整个意义形成过程的崩塌。真知，是“人类社会符号表意的基本原则”。因为意义交流的先决条件是符号文本能引向真知，这条底线是认知与交流的基本要求。[6]皮尔斯认为，符号学必须关注现象与真知的关系。因此，赵毅衡先生回归皮尔斯的“真知观”，沿着这条路线阐述符号的真知。
皮尔斯认为真知是符号“片面真知”。符号的再现中，“虚假”和“真知”不是绝对相反的命题，只是符号文本品格的差异，与事实的符合程度的差别。这也是赵毅衡先生提到的“文本内的真知”。符号文本已经给我们的解读限定了框架，我们不需要与文本外的世界对比判断“真实”。当我们读《西游记》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追究小说里的“唐僧”的形象是否与历史上的“玄奘法师”的形象相匹配。只要在文本的逻辑一致性，我们便认为文本具有“真实性”，符号的文本不必要为现实世界的事实负责。因此赵毅衡先生在书中引用皮尔斯的结论：真知，其实是一个社群探究的结果，是社群获得的一致性意见。真知最大的作用其实是让社群朝着解释项最完美的“真知形态”，走上“探寻真知”的路程。
上述的讨论都是基于人类社群意义交换的内在动机。社群语言的力量如此强大，我们不禁发问：社群语言真的决定了我们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吗？到底是思想产生了语言，还是语言产生了思想。赵毅衡先生在书中就这一哲学的本质问题，对“心语假说”进行了回答。他认为，“心语”是内省的、非语言的交流[7]，不是一种媒介的再现，。一旦人们需要与外界交流，就必须用到社群语，但是人与自己交流的时候，不会用到社群语，而是“心语”。赵毅衡先生认为“心语”是类似语言，又无法再现的存在，因为无法再现，所以心语是精准的。皮尔斯认为，这种人与生俱来的符号方式是“思维-符号”，“根据定义，人类思想自身就是符号。[8]人类内在的交流遵循内在的语法。“心语”实际上也是一种“元符号结构”，是一种“前语言”。
“真知”和“心语假说”是哲学符号学中颇具难度，能引发诸多讨论的话题。但是赵毅衡先生透视，对比符号现象学的各类观点，尽可能详尽地阐释二者的内涵，实际上也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意义这一核心概念贯穿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至今哲学符号学的论著并不多见，但是符号学理论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其哲学的依据。中国的哲学渊源更是厚重悠久，中国的学者在哲学符号学的探索中应当有更独特的见解。赵毅衡先生这本《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生成》在宏大的哲学体系中探索符号学，贯穿中西，将符号学作为世界观进行讨论。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包含了认识论和文化研究在内的三十多个哲学问题，他在书中作出的努力，对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无论是对意义的本身的形成、意义理论的根本核心还是意义的社会化运用都进行了全面创新地探讨。单单是书中庞大的哲学知识体系，这本《哲学符号学》就已经是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赵毅衡先生在书中用词严谨，对每一个问题的解答都深入细致，对符号学研究者们也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1] 赵毅衡，《形式之谜》，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 安德烈·埃尔博: 《阅读表演艺术: 提炼在场主题》，《符号与传媒》2013 年第 7 辑
[3] 赵毅衡，《形式之谜》，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8页
[4] Cooley, C.H. (1983). Social Organization :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5]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201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37页
[6] 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201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53页
[7] 赵毅衡，《思维-符号与心语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8] 转引自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201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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