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口与世界上许多岛屿或半岛一样，上天给了它蔚蓝的大海，却让它因为淡水奇缺而口渴。 一 水师营附近有一座蟠龙山，每次去水师营，我都会习惯地向山下那片茂盛的树林望去。直到现在，这片树林仍然那么葱郁，也仍然那么安静，就像在守护一个不想被外人看穿的秘密。 这个秘密，最早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之后，这个虚幻的传说就演变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奇迹。可以说，近代的旅顺口，几乎所有的话题都不轻松，只有这个秘密除外。 在这个秘密展开之前，我需要复述一个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很早很早以前，在一座无名的小山下，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某年天大旱，人们借赶庙会之机，哭着跪在村前的小山下求雨。彼时，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正在后花园里操演武艺，听到人间的哀叫声，马上跑到父亲所在大殿前，求他快给人间降下甘霖。东海龙王怒道，这是玉皇大帝的安排，我岂能擅作主张。于是，悲天悯人的三太子，不顾玉皇大帝的圣律，只身逃出海底龙宫，独驾一朵雨云，飞临小山的上空，为百姓们呼风唤雨。玉皇大帝闻知此事，下令对东海龙王三太子杖责八十，并将其贬入凡尘。昔日的龙王三太子，变成了一条伤痕累累的青龙，摔落在村前的小山上。尽管村里有一名会医道的老人，天天来给三太子敷药治伤，三太子的伤仍迟迟不能痊愈。这座无名的小山，自此就叫蟠龙山。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华山道人路过此地，听说三太子的境遇，便让百姓搬来柴草，堆成小山一样高点燃，烟雾和火光顿时直冲霄汉。只见青龙的身子动了一下，接着就抬起了头，乘烟云升上空中。然而，就在青龙回眸之际，一颗亮晶晶的东西自天而降，落在蟠龙山东麓的山沟里。人们跑过去看时，发现是三太子的一只眼珠。不大一会儿，山沟里就有泉水涌出地面，百姓便给它取了个名字，龙眼泉。当清澈的泉水沿着山沟流入直通海口的大河，百姓也给这条大河取了个名字：龙河。 显而易见，民间传说是农耕时代的表达方式，与原乡故土为伴，与田园牧歌同在。在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一个传说，就是一盏照亮暗夜的灯烛，灯下总有听了千遍也不厌倦的目光偎近它。 然而，龙眼泉的传说，在19世纪末终结。北洋军港的主体工程是大坞，围绕着大坞还有许多配套工程，其中供水设施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开工之前，人们就在旅顺口寻找可用的淡水。1879年秋天，这支找水的队伍由德籍工程师汉纳根率领，在海口附近凿了数十口水井，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要么水咸，要么泉脉不旺，大把的银子和时间，都白白扔在了那些废水坑里。 其实，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只是汉纳根被蒙在鼓里罢了。旅顺口与世界上许多岛屿或半岛一样，上天给了它蔚蓝的大海，却让它因为淡水奇缺而口渴。彼时，如果汉纳根听说过鸿胪井的故事，也许他早就离开黄金山，去别处踏勘水源了。 公元713年，大唐鸿胪卿崔忻出使渤海国，因为要在途中选择一个地方给册封之事留下永久纪验，他把地点定在了旅顺口，方式是凿井刻石，理由不外两点：其一，旅顺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二，旅顺口当年就是出了名的水荒之地。 然而，即使有了两口鸿胪井，也并没有改写旅顺口缺水的历史。证据是康熙五十二年，朝廷决定在旅顺口建水师营。按照常理，水师码头和营舍应该建在旅顺口内的海湾，之所以建在了蟠龙山下，显然是因为这里有一条龙河，还有一汪龙眼泉。 此外，《清实录》有言：贼船停泊，必须据海岛有淡水之处。这个记载，也出自康熙五十二年。贼船尚且如此精明，更何况正宗的大清水师？只是康熙皇帝不会想到，水师营官兵当年喝水煮饭的龙眼泉，日后竟造福于整个旅顺口，成为北洋军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地。 当然，汉纳根是一个外国人，对旅顺口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1879年初冬的一天，当他沿着龙河朝水师营方向走去，深藏不露的龙眼泉，终于给了汉纳根意外的惊喜。 可以想见，此消息一出，在当时具有怎样的爆炸性。最高兴的人是李鸿章，他一声令下，龙眼泉立刻就成了引水工程的现场。 二 的确，建港之初，在旅顺口的工地上，每天都有近万名汗流浃背的匠工，以及参加工程援建的清军水陆官兵，他们吃饭解渴都需要淡水。尤其是那些外籍专家，不只挑剔喝的水好不好，更因为汗腺发达，体臭难闻，每天都要给他们备足了洗澡水。至于在港内作业的挖泥船和装泥船，每天对水的消耗更是不可估算。整个旅顺口，可以一日断炊，却不可以一日无水。 李鸿章对引水工程一直盯得很紧，正是出于以上原因。看看当年他呈报给朝廷的奏折，就知道他对水的倚重之意和急切之情了。 1881年11月，李鸿章第一次视察旅顺口。回去之后，立刻就给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报告工程进度：凿石引泉工程已得大半。 1888年5月，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仍然在说工程进展情况：接引涧泉之十里长铁管及泊轮船之铁码头，指日可待。 1889年1月，因为建港工程已承包给法商德威尼，李鸿章又呈《旅顺兴办船坞片》，向朝廷报告各项港工所需费用：码头上石阶、铁路、铁梯、船柱、电灯、淡水管等件……实需银十四万三千五百两。 1890年12月，在《验收旅顺各要工折》里，李鸿章对引水工程曾有这样的描述：虑近海咸水之不便食也，远引山泉十余里，束以铁管，埋入地中，穿溪越陇，屈曲而达于澳坞之四旁，使水陆将士、机厂工匠便于朝夕取用，不致因饮水不洁易生疫病。 1891年10月，李鸿章奏《洋人代建旅顺坞澳各工折》，主要是申请报销建港经费。在所列清单里，与引水工程有关的记载如下：淡水库，储水库二座，自来水管分长管长二千四百二十九丈六尺，取水大小机器十八具，包定银三万一千六百两。……坝岸铁路双轨长一百二十七丈六尺，电灯八具，淡水管长七十六丈二尺，包定银八千五百两。 北洋大臣接连写了五个奏折，都说到了引水工程，可见在他心中，水有多重要。我尤其喜欢《验收旅顺各要工折》，它更像是一篇辞章华丽的散文，把李鸿章的学养功底，把龙引泉带给他的喜悦和轻松，在字里行间展露无遗。此外，也不难看出，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中国的高层官员身上已不知不觉地闪耀出高贵的人本主义情怀，至少北洋大臣这样认为，水的洁与不洁，关乎着普通人的生命安危。所以，不管李鸿章出于什么目的，为了向朝廷要钱，还是为了自我标榜，能把一篇公文写得如此有温度，的确值得嘉许。 北洋舰队官兵在军舰上合影 然而，有一件事至今还是个谜：只知道汉纳根何时找到了龙眼泉，却无法说清引水工程何时开工。我想，也许与陆尔发和黄瑞兰有关。这是两个臭名昭著的渎职者，在建港工地待了将近两年，他们所有的政绩，不过是挖了屈指可数的几万方基土，竟然没给后人留下任何文字记述，哪怕是只言片语。 汉纳根虽然是找水行动的领导者，并参与了前期的引水工程建设，可他是个外国人，即使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也是人家的隐私，除非他主动把日记的内容晒出来。有一点可以肯定，迄今未见汉纳根日记出版的消息。 袁保龄就不同了，在旅顺口的每一天，凡是由袁保龄经手的工程，都可以在他的日记里找到。在整整五年的时间里，他以禀帖的形式向上级报告工作，前后写了二百三十多篇，此外还有那么多的信函文稿。一部《阁学公集》，足可当大半部军港建设史来读。然而，袁保龄来得晚，引水工程确切的开工日期，在《阁学公集》里也是一个空白。 看来看去，最早涉及工程进度的文字，总算在马建忠写的《勘旅顺记》里觅见一丝踪迹。1881年春天，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考察旅顺口，在他的考察报告里，有一段他与汉纳根的对话，地点在黄金山。 马建忠问：设或敌舰鼓轮驶入，我弹猝难命中，彼进口内，势必东冲西突，奋舍命之攻。将来船坞、厂局渐次营造，不几轻于一掷乎？况山巅之垒无水，敌断汲道，垒溃可计日待矣。 汉纳根答：敌舰冲入我口，口内容地无多，我炮下攻，准船若的，竭一日之弹，敌舰必成齑粉。垒中虽无水源，而一二日之水可先贮也。 马建忠所说的汲道，就是自来水管道。汉纳根所说的垒中，就是刚刚有了模样的炮台。两个人的对话说明，在这个春天，龙引泉的给水管道，正穿山凿石，一点一点地向旅顺口延伸，如果此时发生了战争，给水管道被切断，正在建的炮台将会发生连锁反应。另外，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汉纳根此时正满怀信心地督建黄金山炮台，按他的说法，如果马上有敌来犯，他的炮台不但可以居高临下打击入侵者，还可以凭垒内所存的淡水打一场持久战。就是说，站在黄金山上的两个人，看似漫不经心，却在三言两语中透露出了两项在建工程的信息。其中，引水管道已经有了相当的长度。 可也有人说，自汉纳根在蟠龙山下找到龙眼泉，就意味着引水工程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个说法，见大连出版社出版的《辽南碑刻》一书。关于龙眼泉碑，内有附记：整个工程从光绪五年十一月九日开工，至次年十一月竣工。主要设施为：凿井十八眼，安装水泵十八台，拱型隧洞一座，储水库一座，淡水库一座，从龙眼泉至旅顺净水池铺设地下铁管，日送水一百五十吨，供两万人食用。另一条管道供当地农民食用。 光绪五年，即1879年。十一月九日，当为农历。可是，虽然撰者言之凿凿，却未注明此说的出处。撰者把竣工时间说成是光绪六年十一月，这就不靠谱了。 关于引水工程开工时间，还有一种说法。1880年12月，即光绪六年十一月，黄金山炮台开工，彼时的旅顺口，已经聚集了无数驻军和匠工，因为没有足够喝的淡水，逼得汉纳根只好去蟠龙山寻找水源。由此断定，炮台工程在前，引水工程在后。引水工程开工时间，应在1881年初。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悬案，一直到现在，研究者仍然莫衷一是。对于如此重要的引水工程，这也算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历史档案的不可或缺，在此刻看出了紧要。 树林中的龙引泉 三 在我眼里，光绪十四年五月，即公元1888年初夏，应该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季节。彼时的蟠龙山下，林茂花香，泉水叮咚。听说引水工程即将完工，不论是坐在天津北洋大臣官邸里的李鸿章，还是驻镇旅顺口的工程局官员和地方官员，无不沉浸在期待与兴奋之中。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八里庄百姓上访事件。方式并不激烈，不是一群人到官府门前闹事，而是在同一张状纸上集体签名，请官府答应他们的合理要求。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八里庄百姓一直过着平安如常的小日子，浩大的引水工程，不但打破了八里庄的平静，而且未征得当地居民同意，官家就把他们喝的泉水给充公了，当然要问一个为什么，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在龙眼泉边立起一块具有法律意义的告示碑。 旅顺口官员深知此事的严重性。蟠龙山下已经是举世瞩目之地，引水工程属于国家级重点项目，朝廷绝不允许有半点瑕疵，更不能闹出乱子被外界曝光。于是，他们立即启动了危机公关机制，认为百姓的要求并不过分，既不推诿扯皮，也不循规蹈矩，而是顺应民意，马上勒碑纪事。 此碑石质为汉白玉，正面阴刻了三个魏书大字：龙引泉。碑的下方，用阿拉伯数字注明时间： 1888。据说，龙引泉三个字，由李鸿章题写。明明是龙眼泉，他给写成了龙引泉，不知他把眼和引两个字听混了，还是觉得一字之差，文野之分，故有意改之。碑阴是一篇长长的碑文，细读之后，事件的真相更是了然： 钦命二品衔署理直隶海关监督兼管海防兵备道 钦命镇守奉天金州等处地方副都统 钦命二品衔直隶按察使司按察使 钦加升衔署理奉天金州海防清军府 勒碑晓谕垂久事案照 旅顺口为北洋重镇 历年奉旨筹办炮台船坞 驻设海军陆师合营局兵匠等 设各机厂水雷营电池及来往兵船 日需食用淡水甚多 附近一带连年开井数十口 非水味带咸即泉脉不旺 因勘得旅顺口北十里地名八里庄有泉数眼汇成方塘 土人呼为龙眼泉 其水甚旺 历旱不涸 但分其半足供口岸水陆营局食用要需 应于其上建屋数楹 雇本地土人看守 以免牲畜作践 池外暗埋铁管 穴山穿陇迤逦以达澳坞四周及临海码头 至黄金山下水雷营等处 另分一管添作池塘 专供该处旗民食用灌溉 前月据该处旗民联名禀称 所分出水日久无凭 恐全为军中所用 该处所有居民无水食用 恳请立碑存记等语 本司道等业据情详请 钦差大臣督办北洋海军直隶爵阁督部堂李 立案并咨本副都统暨本厅 均照该旗民所请立之情 应会同勒碑晓谕 以便单民而垂久远 为此示仰该处旗民人等 一体遵照特示 右仰通知 光绪十四年五月 告示 碑立八里庄龙引泉上 立碑的好处，就是不论时间过去了多久，只要碑石碑文还在，它所刻录的历史就不会湮灭。可见，上访或群访事件发生之时，引水工程已经基本完工。八里庄百姓之所以要求立碑，主要是口说无凭，恐日后生变。立碑之后，一场用水纠纷，也立刻平息。 龙引泉碑记，我不止看过一遍。在碑记的字里行间，读不到一句冠冕堂皇的官话和大话，也看不到一个调皮捣蛋的刁民野夫。龙引泉工程的营建始末，八里庄百姓的社情民意，叙述得如歌如诉，表达得彻头彻尾。甚至可以说，在这篇碑记里，官像个官样儿，民像个民样儿，通情达理，一派和气。 我尤其喜欢八里庄的百姓，他们不但自己是胜者，还把官员们感化成了圣者。其实，在蟠龙山下的龙引泉边，立起的不只是一块石碑，更是八里庄百姓的集体意志和人格尊严。 我也由衷地佩服旅顺口的官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上，有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中华民族许多的传统美德，不止在黎民百姓身上一代一代地延续着，也通过士大夫当中的楷模精英们一代一代地传承着。君不见，许多被古人引为高尚的德行和操守，在当下却日渐稀薄？ 这就是1888年初夏的故事。不管什么时候开工，也不管什么时候完工，1888年是一个分野，此前的龙眼泉是一个传说，此后的龙引泉是一个奇迹。 我注意到，1888年初夏，龙引泉工程虽已基本完成，法商却并没有马上请中国官员前来验收，而是要等着与大坞一起交工。这可能就是德威尼的逻辑，一切以合同为准。他不在乎中国人急不急，也不想为了讨好雇主而违反游戏规则。 正因为法国人的认真，整个军港工程验收完毕，已经是两年半以后。若此，自1879年汉纳根找到龙眼泉，至1890年旅顺口正式喝上自来水，竟时隔了十一年。 四 我知道，自来水并不是中国的原创，它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也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标志。公元1890年12月，当龙引泉水穿山越岭流入旅顺口，那根日夜流淌不息的水管，就仿如这座小城的脐带，当小城水灵灵地站在世人面前，许多以往从未有过的景象，也在它的角角落落生长了出来。 列宁说过，近代城市必须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二是有两万以上人口，三是具备街道、路灯、自来水等公共设施。旅顺口虽然不属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却称得上中国洋务运动的试验场和前沿阵地，其近代化和国际化色彩不言而喻。 旅顺口最早的开发地点在龙河东部。彼时，李鸿章批准工程局在这里开辟三条大街，这就是后来的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加上原来的城子东街、城子西街，就是五条大街。所谓的近代城市，这便是它可观的雏形。 其实，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旧照片里，旅顺口很像法国或英国的某个海滨小镇。不论是港口内的船坞工厂，还是海岸和山岭上的炮台，不论是城区里的房屋街道，还是海口和山岬上的灯塔，西方的工业元素，西方的文化符号，在这里已是随处可见的风景。 甲午战争前的旅顺口 走在旅顺口的大街上，不经意就会碰见深眼窝高鼻梁的西方面孔，他们是不同国籍的建港专家和工程承包商，军港和城市的主要工程不但全都由他们设计，也全部由他们督造。与此同时，旅顺口还吸引了许多见多识广的外国记者，腰缠万贯的外国商人，以及喜欢漂泊和冒险的外国侨民。沸腾的旅顺口，不但让他们在这里过得乐不思蜀，而且大都与中国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在旅顺口的基因里，就有了一种混血的意味。土著的，移民的，外来的，杂交在一起，而外来文化，许多时候甚至还显得相当强势。 我最早是在欧洲的小说里读到过灯塔，真实而立体地看见灯塔，却是在旅顺口。这是两座建于百年前的灯塔，一座在老虎尾半岛，一座在老铁山岬。它们都是北洋时代的产物。 旅顺口，指的就是老虎尾半岛与黄金山之间这一道狭长的海口。黄金山在海口东侧，老虎尾半岛在海口西侧。半岛前高后低，因为后半部分逶迤于口内，状如老虎的尾巴，故而得名。也有人告诉我，坐船去海上看，口门西侧的山形，确如一只老虎卧于海上。无非是说，叫老虎尾没错儿。 老虎尾灯塔矗立在半岛居高临下的崖顶。1888年，它与龙引泉碑几乎同时落成，却比大坞提前两年竣工。整个工程并不繁杂，一座灯塔，三间看塔人住的小屋。全部的雇工和用料，只花了一千六百两白银。要说不简单，就是正因为有了灯塔的照耀，北洋海军的舰船便可以在这道狭窄的海口出入自如，正因为它的存在，旅顺口真正迈入了近代化，也真正具有了新型军港的风采。 这座小小的灯塔，后来又经过三次改筑。一次是1936年；一次是1985年；一次是2003年。1998年以前，老虎尾除了有灯塔，还有恶劣天气可用的雾号。跨入21世纪，因为舰船的导航设备更加先进，雾号随之退出了军港的历史。 去老虎尾那天，我曾向对面的白玉山望去，在山半腰的绿树丛中，我看见了三个上下间距相等的航标灯。守塔的战士纠正说，它的术语叫叠标，正对着海口中间线，入口的舰船有它导航，肯定不会触礁。这是个意外的发现，旅顺口实在太窄，两岸之间只有一百六十米，这个叠标就等于是肉眼可见的雷达呵！ 老铁山灯塔建于1893年。在它的前方，有一道尖尖的山岬斜插入海。不知是山岬的原因，还是两支暗涌在这里遇合，海面上呈现出一道天然的波纹。于是，就有了这里是黄渤海分界线的说法。老铁山是辽东半岛南部的第一高峰，一直有一山担两海之称，那么，耸立于此的老铁山灯塔，当然就有一塔照两海之誉了。 这座灯塔由英国人承建。它的设计和内部构件，却出自法国人之手。就是说，法国人在前面当工程师，英国人跟在后面当泥瓦匠。一座灯塔，两国合建，给第三国使用，旅顺口当年的开放度，由此可见一斑。 法国人也的确有本事，整个灯塔最出彩的部分，就是那个巨大的牛眼透镜，它完全由人工打磨的水晶制造而成，其光源烧的是煤油，两道旋转的光束，则随着机械的传动时隐时现。白天怕阳光照射，要用紫红色丝绒窗帘围挡，夜晚或雾天开灯的时候，守塔人再把窗帘收起。 除了灯塔本身，四周还有许多与之配套的设施。一直想在旅顺口揽点生意的英国人，到底拿到了一个小工程。赚钱虽然不多，却也下足了功夫，把一座灯塔建成了百年不落后的杰作。 记得，每次去老铁山灯塔，都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觉。在高高的灯塔下面，有几幢当年建造的工房，它们只有一层高，上面是欧式的坡屋顶，窗子安装着木制的百叶，墙壁下半部是花岗岩，上半部是青砖。直到现在，它们仍结结实实地站立在那里。由工房去灯塔，有石铺的台阶步道，两侧是涂着白粉的石质围墙。当这一切与耀眼的日光、蔚蓝色的大海、满山的绿树相接，给我的直感，就像来到了爱琴海岸边的希腊。 可以说，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干得不赖，他们至少把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的不俗品味，通过灯塔在这里树起了一个样板。尤其是法国人，他们在旅顺口留有两个经典性的建筑物，一座大坞，一座灯塔，直到百年之后，它们仍在给中国当年的洋务运动做形象代言。1997年，全球有一百座灯塔被评为世界级历史文物，老铁山灯塔榜上有名。据说，法国人曾想把牛眼透镜买回去，没有被当今的中国政府允准。 矗立在老铁山岬的灯塔 前不久，一家法国设计师事务所受雇大连某家企业，专程来大连勘察东海岸，将在那里设计一座威尼斯式的东方水城。有一天，那位法国设计师夫妇受邀与本土的几位文化人喝下午茶，我忍不住跟他们说，你们的前辈曾在辽东半岛留下了两个不朽之作，希望你把东方水城也干得像它们一样漂亮。这位年纪不算老的设计师显然不知道那一段历史，一边点头，一边在纸上匆忙地记着。 当然，在自来水和灯塔之外，旅顺口还有官办的电报局、水陆医院、鱼雷学堂、水雷学堂和管轮学堂等等。总而言之，一座近代化军港应该有的，旅顺口几乎都有。 在近代战争中，通讯既是一种必备设施，也是一种特殊武器。用现在的话说，时间就是生命。1884年9月，中国南部海疆阴云密布，法国人正在伺机挑事儿。北洋海面虽然尚无动静，在袁保龄的建议下，李鸿章还是奏请朝廷提取一笔盐款，架设一条山海关、营口至旅顺口的电报线。此奏获准后，工程便马上启动。时过三个月，旅顺口便与天津正式通报，在整个东北地区，这是第一条电报线。 翌年正月，军机大臣吴大瀓也奏请朝廷，再架设一条由旅顺口经凤凰城至汉城的电报线。此奏也立刻获准，几个月后，中国第一条国际电报线，就由旅顺口架到了朝鲜国都。与此同时，清廷还在旅顺口设了一个电报分局，地点就在大坞北侧，与船坞工程局办公房相邻，并且都是欧式青砖建筑。这片建于清朝的行政办公区，如今仍保存得有模有样。 1890年冬天，旅顺口城内已有四万多人口。此刻，大坞已经交工，以前的尘土飞扬，已经被浓厚的生活气息所取代。市区内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天后宫附近那三条新开的大街。此外，辽东半岛南部第一个商贸大集市，也在旅顺口开张，在市区东北角的上沟，还有菜市街、草市街、铁匠街、裁缝街与之遥相呼应，它们是这座小城最早的第三产业。 我对草市街极有兴趣，旅顺口的朋友曾给我描述过它的样子。彼时，城内没有煤气设备，燃料以柴草为主，再加上驻军的马匹也需要大量的草料，草市的生意格外红火。草市街其实是一条长约百米的小巷子，每天凌晨，一些来自东山里的农民，早早就赶着牲口驮子或铁瓦车，满载着割来的柴草或自制的木炭，络绎不绝地拥进草市。朋友说，草贩子们的叫卖声一起，旅顺口新的一天就开始了。 也是，当旅顺口架起了电报线，喝上了自来水，成为名震中外的北洋重镇，几十里之外的大连，还是一个名叫青泥洼的小渔村呢。所以，民间曾流传着一个说法：先有旅顺口，后有大连。 五 此前，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以为龙引泉是中国最早的给水工程。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专门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给水工程在上海，而不在旅顺口。 准确的消息，来自上海《申报》当年的报道：1875年3月31日，以洋商格罗姆、立德尔、华脱司、邱裕记为股东，开始在杨浦购地并建造自来水厂。1881年3月，他们又将经营了五年的水厂卖出，买家是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英商接手之后，开建自来水工程，1881年8月动土，1883年6月完工。剪彩那天，北洋大臣李鸿章还应邀前来，亲手为其打开阀门，把黄浦江水引入储水池。随之，中国第一池自来水便流入上海市民家中。 相比之下，即使旅顺口引水工程开工于1879年12月，验收时间却已是1890年12月，首尾都比上海晚了好几年。正因为如此，如果给旅顺口作传，那就只能说，龙引泉是中国近代城市最早的给水工程之一。这并未让旅顺口失去什么脸面，旅顺口照样有理由以龙引泉为豪。它一直是旅顺口的水源地，为了浇灌这座美丽的小城，它沉默而深情地流淌了百年之久。就凭这一点，也该为它记上一大功。 几年前，给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做总撰稿，内容涉及到了龙引泉。在档案馆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1979年8月，由于周围地区植被遭到破坏，有人在附近胡乱打井，龙引泉水位逐渐下降；9月22日，停止了自然涌水；10月，龙引泉彻底干涸。 时间竟如此巧合。1879年秋天，汉纳根找到了龙眼泉；1979年秋天，龙引泉不再流淌。开始与结束，整整一百年。 关闭的龙引泉公园大门 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中午，我随摄制组去了龙引泉所在的蟠龙山下。这片浓郁如初的树林，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植物园，有的树能叫出名字，有的树叫不出名字，最好识别的是火炬样的龙柏，还有洋槐、梧桐和榉树。虽然有这么多树，空气却显得有些干燥，偶尔听见三两声鸟叫，也很快就被附近公路的汽车喇叭声淹没。一条小道，把我们引到一块林中空地，这里有一排废弃的红砖房，我们要找的龙引泉碑，就在距红砖房不远的地方。 我知道，龙引泉可以干涸，龙引泉碑必须留在这里，因为只有它能证明这里是百年前的龙引泉遗址。摄制组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围着碑石和红砖房拍了好久，似乎还不甘心，又扛着机器，沿着台阶下到黑洞洞的井底。只能看到纵横交错锈迹斑斑的铁管部件，不见一点水影。龙引泉果然如一个年迈的老妪，挤不出一点乳汁了。 大家没有停下脚步，仍然去树林中东寻西找。我发现，最完整的旧物，还有那一个个铺设于清朝末年的铁制水盖，它们至今仍安躺在原处。细看它的花纹，大方而精美，再看它的质地，坚重而沉厚。百年过去，这些水盖既没有锈蚀，也没有丢失，更没有谁去掀动过它们，也算是今人对历史的一种敬意吧？ 最后，大家的注意力还是回到龙引泉碑。陪我们来的朋友说，它曾经倒下过两次。第一次倒下，应该是在甲午战争中。据日治时代编撰的《关东厅上水道概要》记载：此碑建立的附近，是一片荒野，日俄战争前，几经春风秋雨，被埋在地下，关东都督府时代被发现，移到现在的位置。 这说明，甲午战争造成的狼藉还未收拾好，日本人就被逼出旅顺口，俄国人在旅顺口虽然喝的是龙引泉水，对龙引泉碑却全然不知。日俄战争后，当日本再次占领了旅顺口，不但在地下发现了它，还让它重新站立了起来。 其后，日本当局又出版了一本《大连及旅顺水道》，书中收有一张拍摄于1917年的照片。这是一张私人风景照，右下角有一汪水塘，左上角是龙引泉碑，碑旁站着一个穿浅色西装的中年男子，看他闲适的样子，很可能是一次郊外踏青。 龙引泉碑再次倒下，却不是因为战争。1945年秋天，日本战败投降，苏联红军接管了旅顺口。翌年，有人去龙引泉附近的树林里打猎，不但见过龙引泉碑，还饶有兴致地细读过碑文。可是，此后不久，苏军发现了这片茂密的树林，他们大概觉得这里很像莫斯科郊外，应该在这里修一个露天舞池。于是，他们想都不想，就把龙引泉碑推倒，挖个坑深埋地下，再用早已搅拌好了的水泥，在林中空地抹出一个坪面。每逢节假日，苏军的军官们就会带着夫人来这里跳舞。 有人记得，1950年5月1日那天，苏军要在树林里庆祝国际劳动节，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特邀了许多中国朋友。舞池中央，有一座青石平台，上面放着播送舞曲的留声机。平台的正中，还有个方形深槽，显然是龙引泉碑的底座。受邀的中国朋友即使心疼，也只能干看着，无能为力。 时光荏苒。1982年的一天，旅顺口区一位分管文物的官员来到龙引泉，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位在自来水公司退休的老先生，大家既不是郊游，也不是打猎，而是来找失踪的龙引泉碑。 走到当年苏军舞池旧址，几位老先生站住不动了，肯定地说，龙引泉碑就在舞池下面。于是，文物官员与老先生们一起动手，挖开了坚硬的水泥坪，果然见到了龙引泉碑。只是碑身已经残破，底部断掉了一大块。他们并没有罢手，在踩烂的泥土里，又拣出了十几块碎石。 仔细查看，发现碑身中部还有一条横向的裂纹，在裂纹里面，有钢筋勾连着断处。文物官员由此断定，在甲午战争的炮火硝烟中，龙引泉碑已经遭到了毁坏，日本当局找到它之后，因为龙引泉仍是城市水源地，将其做了不露痕迹的修补，重又立在原地。 这就是龙引泉碑的生死沉浮。倒下两次，且断过两次。战争可以让它伤痕累累，和平也可以让它遁入黑暗。它最终能沧桑满面地站在龙引泉旧址，只因为旅顺口人始终也没忘记过它，更没忘记旅顺口曾经有过的历史荣光。
清末的旅顺口龙引泉：为一座小城流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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