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有云“此心安处是吾乡”，此乃箴言，心若安，则为家，心不安，则飘摇。无独有偶，钱穆，钱老先生在他的《人生十问》中亦云：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而我们现代人的不幸，则是源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放自己的内心。
钱老曰：“如何保养我们的身体，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这是人生问题中最基本的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为人兽所共，后一问题乃人类所独。” 对于现代人而言，温饱、果腹早已不再是问题，而如何保养身体，大部分人其实都会注意。
气温增减的时候知道添减衣物，头疼脑热的时候知道寻医问药、打算延年益寿的时候知道勤加锻炼，对于身体的保养，数以万年来，人类和兽类一样都不曾停歇。而对于人类所独有的，对“心”之安放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从未停歇，只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心之所驻、心之所往都有不同而已。
无法安放的内心
以古人为例，凡不满足仅是身体的口腹之欲得到满足之人，其心就会如钱老文中所描述一样游离在外，一逛就逛进了“神之国”和“物之邦”，因而才有了人类文化的萌芽、科学的萌芽和各种意识形态的萌芽。
“心的智慧”在精神之国度“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那些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科学成就甚至杀人武器都乃是人类心之所思而造就的。“心”之重要不亚于“身体”的重要程度，那么我们这颗心到底要安放至何处呢？
达摩祖师是如何解答心之安放的呢？达摩指导前来求解的慧可，将心拿出来后，由他代为安放。用心来觅心之举刚好证实了禅宗的“无心”的主张，然而我们的心确实存在，因而此举实为谬论。因此，禅宗的主张并没有盛行下去，人们对于心最终安于何处的疑问也仍在继续。
继禅宗之后的道学又提倡将心安在我们人的“腔子”---也就是我们人的身体里。人之腔，即人的这个躯壳，其实充其量就是承载心的容器，而此“心”也并非我们躯壳内跳动的的那个重要器官，而是我们的思想、灵魂、我们之精气神。
当身之躯壳已被满足之时，我们的“心”定会游离于身体之外，去追寻它的快乐，这样意识形态的“心”注定无法被物质形态的躯壳所束缚，因此心仍无归处，仍需要寻找。
对于心的安置之所，又有人去探究宗教或者是科学这两种大行径庭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发泄感情、寄情与希望于某位至高之神的宗教，还是以启蒙理智、追求严谨与根源的科学为始，去追求物的世界为终，都对于人类之心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人类的历史证明，当将心安于这两者过深，都会有其弊端。
中世界的西方，心归于宗教太过，而脱离了人之根本，使得出现了一段至暗时期，宗教之心被那些心怀叵测的所谓宗教徒所利用，人心被欲望所吞噬而魂归无处。然而当心归于物之世界，也同样会出现科学文明之黑暗时期，心最终也会因被其统治而迷失。
由此可知，无论是神或是物，都不是心得以安放的最佳之处。
心之所归为何？
钱老在其文最后建议我们如孔孟一般，将心安放于“仁”和“道”之内，唯此，心才得以安之。此举此答与钱老其人有关，与其毕生浸染的文人士气有关。
钱穆，钱老先生，出生于江苏无锡的赫族钱氏，文人辈出。虽因家中贫困未能如愿就读大学，但是钱老的异禀天赋和求学不倦的精神终使其扬名于世。他醉心国学，潜心研究，坚持文明承袭，将民族文化归为本位，对其抱有坚定地信心。
“万里曾家山入梦、一生为故国招魂”，在新旧交替的乱世，钱老如守望者一般，怀着温情和敬意目视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以自己微薄之力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他习孔孟，研国学，毕生在探究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光辉。
钱老先生以历史的思想路径探究着中华民族的信仰密码，探究着人心之所归。孔孟所提倡的“仁”与“道”是他遍寻中外古今所发现的人心最“宜居”之所。孔孟之“仁”，于己是“克己复礼”，于国是仁政爱民，将心寄情于此，与旧时当然无错。
然而当下已无王土，只有民众平等的新时代，此时的心又将何去何从？
遍寻答案而无解的现代人是不幸的，每日奔波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肉体被时代的浪潮夹裹着，每天在车水马龙中跌跌撞撞地前行。面对现实种种而进行应对，是生活的本能，此等反应与林中走兽无异。
而作为身处时间和未来的世间唯一高级生物，人之心有焦虑、有欲望、有期待，若无安放之处，则心不定，魂不安，茫然不知前路，终日抑或混沌度日抑或焦躁不安。金钱、权势可否安顿？
否，因为人心无限，有限的金钱与权势远不能承载无限的心，而被困于其中的心也终将被其奴役而偏航，甚至做出违背初心之事，那看似风光的背后往往都是支离破碎的人生。
无论是孔孟之道、宗教信仰，或是科学文明、哲学理念，只有正视人生、正视自我，用丰盈的精神世界来承载我们的无限之心，不被物欲影响而迷失自我，安放于其间的心才会因富足而心生喜悦，我们的人生才会因充盈而前行，因努力而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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