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这些深刻影响着中国几代青年人的刊物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由鲁迅在上海所主持创办。1927至1936年，鲁迅居住上海的十年间，正值上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云集上海。大量知名出版物诞生在上海，包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中华书局《四库备要》、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画报》等，深受大众喜爱，影响十分广泛。
上海出版业的繁荣与文化名人的活跃息息相关，鲁迅便是其中引领风气者。8月30日，“有声的中国——一九三零年代的鲁迅与上海出版”展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专题展厅开启，向公众展示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与上海出版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
展览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崭新的阵地——1930年代鲁迅与上海出版机构，以当时上海的出版机构与鲁迅相关联的史料照片和文物展品，展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名人对当时上海的出版业所做出的贡献；其二，大胆地说话——1930年代鲁迅在上海主要出版物，以鲁迅在上海时期与青年们共同创办的重要刊物和所著重要文章，凸显鲁迅在当时文坛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前驱的使命——1930年代的鲁迅与上海出版人，展现在鲁迅的引导和支持下，冯雪峰、黎烈文、赵家璧、黄源等一大批文学青年在出版方面的杰出贡献。
展览不仅精选一系列鲁迅在上海时期的重要出版物，还展出体现他与各大出版机构、出版名人间联系的30余件（组）馆藏文物和相关展品共87件（组）复制品，其中多件藏品为首次与公众见面，包括“鲁迅收藏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六期书目录》”“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致鲁迅的付款通知单”及“鲁迅藏排版所用纸型”等，全方位展现了鲁迅与当时出版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对印刷工序的掌握和工具的使用。
在上海居住期间，鲁迅不吝以自己的文学号召力，促成许多有影响力的刊物诞生，甚至还曾亲自投身创办和管理出版机构。1927年，他自费创办“三闲书屋”。“三闲”一词取自1927年1月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其中讥诮鲁迅“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之语以作反讽。为节俭成本，鲁迅将当时所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作为书屋的所在地。展品中的《引玉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等均为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编印的版画集。
1928年12月，鲁迅集结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人创办“朝华社”。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他自述，创办这个文艺性社团，“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朝华社”此后陆续编印了《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等刊物。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告知先生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霜”是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这则广告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次日（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先生与世长辞。这部《海上述林》集也在展览上呈现。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十分重视对青年作家、出版人的培养，从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到生活中的倾力支持，展览展出的鲁迅与后辈作家的通信、旧物等藏品，还原出鲁迅不同于以往大众心中肖像般严肃的形象，而是一个和蔼宽厚的长者。
1932年，黎烈文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杂文集内的多篇文章于《申报·自由谈》上发表，黎烈文也参与鲁迅等人组织的译文社，为《译文》杂志翻译了不少作品。同年，赵家璧与郑伯奇改革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鲁迅倾力支持，为其编译《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等书。鲁迅逝世后，赵家璧担任治丧办事处成员，撰写了许多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读者可在展览中读到鲁迅写给黎烈文、赵家璧的信，也能看到赵家璧撰写的《鲁迅引导我做好版画出版工作》等回忆性手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