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

在当前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在全球化生产和利益分配链条中处于劣势地位。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的上升，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并推进产业升级。
　　
　　干春晖 上海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科研处处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财政部产业经济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结构与政策、企业并购与重组、战略经济学。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加快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30多项。著有《产业经济学》《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等。
　　“从静态的市场结构理论角度看，许多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性的行业，最终往往是有若干家大的寡头统治整个市场。但这只是一个竞争的结果。而产业的演进过程恰恰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任何以某个产业具有寡占结构特性、不需经市场竞争检验而钦定一些企业具有进入产业的资格，可能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
　　
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为什么如此迫切和重要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地位，要素价格的上升与比较优势的变化，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
　　从全球价值链来看，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深刻描述了全球化引起的变革：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销售，劳动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要素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国际分工模式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变，不再由一个国家承担某个产品生产的所有环节，而是不同的国家立足于各种不同的产业链环节，每个国家生产产品的一部分或提供一项服务。不同产业链环节的附加值不同，但其价值链分布大都表现为“微笑曲线”。如iPhone 4的生产过程由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中国等共同完成，苹果自身利润率很高，而为苹果手机提供代工服务的中国富士康对每台iPhone手机价值的贡献率仅为3.6%。中国的贸易总量似乎很大，但实际上从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取的利益却很少。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长期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化生产和利益分配链条中处于劣势地位。“欧美是董事会、中国是加工厂、印度是办公室”，“十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等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生产中的地位。
　　从要素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面临着要素价格上升和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问题。首先是劳动力价格正处于不可逆的上升期，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与对外开放引进资本的结合，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幅度连续20多年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使中国在低端加工制造业中已不再具有优势。其次，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大幅上升，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最需要的生产要素是能源和原材料，但是在过去十几年，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变化幅度很大：不断攀升的国际铁矿石价格使本来就利润空间较小的国内钢铁企业雪上加霜；过去几十年石油价格的剧烈动荡，使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的中国制造业面临巨大成本压力。同时，土地供给的数量限制造成企业成本上升，过去十几年里虽然工业用地价格基本稳定，但是大量的商业和居住用地的需求推高了商业和居住用地的价格，造成了工业用地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从而使低附加值的工厂在沿海地区失去了竞争力。最后，环境成本不断提高，据不完全估测，中国的环境成本约占GDP的3%，是教育经费的3/4；另外中国的物流成本越来越高，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份额高达17.8%，并且绝对数不断上升，而美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仅为10%左右。物流成本的居高不下有企业自身管理技术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制度上的障碍。统计显示，中国的公路运输成本过高，东部省市收费站密度（每万平方千米的收费站数量）普遍大于120。同时，中国上市公司中与公路收费有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却非常不错，这说明中国的物流存在一些制度上的障碍。
　　从中国模式来看，“中国崛起”带来了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问题。在国际上，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加剧，中国陷入“反倾销”漩涡；中澳之间关于铁矿石定价机制的纠纷不断压低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空间；中欧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和全球道德制高点的冲突；从早期的“黄祸论”到“中国傲慢论”，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层出不穷，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对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威胁。在国内，从土地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造成失地农民与群体性事件增多；从劳动力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农民工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加重了道德、社会责任方面的压力；从环境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成本，拿太阳能光伏产业来说，中国承担了光伏产业链中污染最严重的单晶硅和多晶硅的生产，相当于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了蓝天和白云；从能源角度看，中国的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对安全生产和能源的需求。
　　
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基本战略
　　随着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要保持高速、持久的增长，需要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推进低端产业的升级：中国的产业需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低技术向高技术、低端向高端发展，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总体来讲，中国的经济转型及产业升级可以从六大方面进行战略调整。
　　一是开发国内市场战略。首先要转变发展战略，重视国内需求。从短期来看，经济发展动力来自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中国30年来遵循了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的发展模式，投资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却长期被忽视，在外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要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开发国内市场和需求。其次是要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流动性。另外，虽然我国GDP总量在增加，但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在降低；研究还发现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在减缓，如果社会底层的人永远也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走入更高阶层的话，这个社会就会隐藏巨大的风险和隐患。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收入水平和社会流动性是很重要的。最后，中国的大国属性使立足于国内市场的产业升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是大国，市场大意味着需求大，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开发新产品。研发费用是固定成本，如果面对的是大市场，则研发费用可以在更多销售量上进行分摊，每个产品可以分摊更少的研发费用。相应的，在中国市场我们可以投入最多的研发费用，这意味着企业开发的产品可以更先进，这就是大市场相对于小市场的优势。
　　二是产业结构转型战略。数据显示，1952—2008年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呈现一产逐年下降，二三产业逐渐上升的趋势。这种产业演化趋势也印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体从业人员逐渐从农业中游离出来，二三产从业人员增加，这就是工业化的过程。中国结构转型值得考虑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这可以舒缓能源、原材料和环保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基于效率的考虑，企业的一些服务会独立出来，为本企业以及其他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服务独立或被剥离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放弃发展制造业的结果。
　　三是发展服务业战略。服务业的特性跟工业有些不一样：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分离的，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则可能是同时完成的；工业的生产是在严密环境下通过集中控制实现的，服务的生产则是随时随地散发的。发展服务业跟制造业的方式不同：应加快对服务业的税制改革，促进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变；同时，需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完善扶持体系；此外，应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服务业开放。
　　四是价值链升级战略。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任何产品的生产都有可能变为产品内分工。例如，一家典型的美国服装公司采取的全球化分工模式往往是这样的：聘用意大利设计师从事设计，从印度采购面料，从韩国采购辅助材料，从台湾采购配件，在中国大陆加工，最后在美国销售。中国的加工工厂如果劳动力没有优势，从价值链角度考虑，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做品牌，做服装配件、辅料，或者自己设计。国内的一些服装企业已经开始自主设计，创造品牌，自己整合和控制整个价值链。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我国的产业升级应遵循由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循序渐进过程，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
　　五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那些引领技术先进性、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他产业具有辐射作用、并对未来经济发展具有导向性的产业。哪些产业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有赖于我们对技术发展的路径和规律的把握。从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后都走出了一个重大的长经济周期，从工业化到现在，世界经济呈现出具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经历了五个长周期：从早期的机械化到蒸汽动力的使用和铁路的出现，再到电力和重型工程的发展，福特制和标准化大生产的兴起，以及近年来信息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创造财富的速度大大提升。目前，有说法称以3D打印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还有待观察。
　　六是区域产业布局调整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当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一些制造业失去竞争力时，这些企业就有可能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而不会像东亚小国那样，一旦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只好转移到海外去。如果利用好这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产业梯度转移，就有可能在成本上升时避免整体产业发展速度过快下降而带来的社会政治风险，获得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可以获得宝贵的工业化机遇，沿海城市则获得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和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抓住世界新一轮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要积极利用国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合理规划区域产业布局，积极推进国内区域间的产业转移。
　　
放松产业进入管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我们去年用了一个叫“泰尔熵”的方法重新定义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实证研究中国1978-2009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结构原因，而且这是一个在实证研究上非常稳健的结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产业结构高级化，意味着过去30年中国各地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乃至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劳动力、资本在产业间流动的障碍时，我们却发现，当前中国产业进入壁垒仍然很高，这意味着通过放松产业进入管制，降低各产业的进入壁垒，可以为中国未来几十年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许多产业确实变得更加开放，资本和劳动力在这些产业间流动和重新配置变得更加容易，这也是过去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产业结构原因。目前，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探寻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我认为，除了考虑投资、消费、出口等短期工具之外，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在目前中国仍有大量产业进入被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在未来几十年逐步放松众多产业的进入管制，降低进入壁垒，我们的经济就能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纵向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产业经历了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越来越多的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进入到许多产业领域，特别是在那些开放度高、竞争充分的制造业，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了，但仍有大量的产业开放不够，缺乏有效的竞争，从而使这些产业失去了通过增加竞争而提高效率、重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宝贵机会。
　　当然，一些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政府因为担心产业过度竞争而只让少数几家企业获得市场进入的许可。确实，从静态的市场结构理论角度看，许多具有显著规模经济性的行业，最终往往是有若干家大的寡头统治整个市场。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只是一个竞争的结果。而产业的演进过程恰恰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过程，任何以某个产业具有寡占结构特性、不需经市场竞争检验而钦定一些企业具有进入产业的资格，可能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中国过去一些产业的演进过程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可能只要竞争结果而不要竞争过程！
　　总之，我认为，逐步放松一些产业的进入管制，其边际成本可能并不高，但是，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边际收益却是巨大的。如果真的能这样做，或许我们的经济再能持续增长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