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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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1 / PD-L1抑制剂与其他传统治疗方案的联合治疗可以协同有益于肿瘤患者。然而,联合治疗方案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同时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毒副风险。因此,优化联合治疗方案,包括药物类别、剂量、时间和顺序,是开发联合治疗的一个重大困难。
近年来,肿瘤免疫治疗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肿瘤免疫疗法,特别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PD-L1抑制剂),仅对极少数实体癌患者有益。肿瘤微环境(TME)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作为TME的主要成分之一,严重影响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效果。
近期,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振强博士及其团队在国际著名期刊《Molecular Cancer》发表了一篇题为“Roles of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in anti‑PD‑1/PD‑L1 immunotherapy for solid cancers”的综述型文章,在这篇综述中,孙振强博士及其团队从表观遗传学和单细胞的角度分析了TAM,并向我们介绍了TAM在抗程序性死亡蛋白1(抗PD-1)治疗中的作用和机制。此外,该团队还阐述了TAM在不同实体瘤中的作用。最后,讨论了TAM通过影响肿瘤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效果而具有的临床价值。
自201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伊匹木单抗(抗CTLA-4)用于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以来,已有多种靶向PD-1/PD-L1轴的检查点阻断疗法被批准用于治疗多种肿瘤类型。充分了解TME对肿瘤免疫治疗的影响对于免疫治疗与化疗、靶向治疗和其他免疫治疗的有效整合至关重要。研究表明, TAM在肿瘤免疫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AM通过多种机制影响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效果,包括调节肿瘤细胞中PD-L1的表达和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产生促肿瘤TME。化疗、靶向治疗和放疗可有效重塑TME,尤其是TAM,并将其从促肿瘤转化为抗肿瘤。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TAM在肿瘤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TAM通过一些非编码RNA(ncRNA)等物质的外泌体转移来影响肿瘤细胞。TAM衍生的miR-223对乳腺癌的进展至关重要。同样,miR-21-5p和miR-155-5p在结肠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胰腺癌细胞吸收的lncRNA SBF2-AS1也促进肿瘤增殖、侵袭和迁移。同时,TAM衍生的VEGF和miR-501-3p直接介导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
另一方面,TAM能分泌各种作用于肿瘤细胞的细胞因子。TAM通过Arg-1,iNOS和氧自由基代谢L-精氨酸直接抑制CD8 T细胞增殖,也可通过上调PD-L1表达来诱导免疫检查点抑制T细胞。M2极化的TAM能释放多种抗炎细胞因子(例如TGFB1)和趋化因子(例如CCL22),抑制树突状细胞成熟,从而限制抗原呈递。
显然,TAM通过抑制免疫细胞的抗肿瘤活性来创建适合肿瘤生长的TME。相反,当TAM极化为M1时,它们直接介导细胞毒性以杀死肿瘤细胞。在这种情况下,巨噬细胞释放肿瘤杀伤分子,如活性氧(ROS)和NO,它们对肿瘤细胞具有细胞毒性作用。另一种是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肿瘤细胞毒性杀伤,需要抗肿瘤抗体的参与。
同时,TAM对癌细胞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肿瘤细胞还通过多种机制调节TAM以发挥免疫抑制功能。例如,肿瘤细胞分泌的集落刺激因子1(CSF1)有利于单核细胞衍生的巨噬细胞募集到TME中,并使其以M2样方式极化。此外,由于肿瘤细胞的高代谢产生的乳酸促进了TAM向M2极化。因此,TAM通过各种信号机制和TME中的其他细胞构建复杂的免疫调节网络(Fig.1)。
Fig.1
研究发现,TMAs通过多种细胞因子介导的各种信号通路影响PD-L1的表达。例如,TGF-β在与其受体结合后,通过AKT/NF-kB或AKT/β-连环蛋白(β-连环素在巨噬细胞向TAM极化中发挥关键作用,导致上皮-间充质转化和肿瘤进展)途径上调肿瘤细胞和TAM PD-L1的表达。IFN-γ可促进PD-L1的转录和翻译。在LPS、IL-1β和TNF-α等促炎因子的作用下,TAM合成大量PGE2,进而通过增加PD-L1的表达来抑制T细胞的活化和功能。作为环氧合酶2(COX-2)的下游,TAM中的PGE2水平受COX-2和微粒体PGE2合酶1的表达调节。
在卵巢癌细胞中,PGE2通过激活PI3K/Akt/mTOR通路上调肿瘤细胞PD-L1的表达。表达骨桥蛋白(OPN)的TMA通过调节NF-kB/p65通路上调PD-L1表达,并加重肿瘤进展。TAM分泌的白细胞介素,如IL-1a、IL-10、IL-27、IL-6等,也能显著影响PD-L1的表达。(Fig.2)。
Fig.2
该团队认为,去除TME中预先存在的免疫抑制环境可以提高抗PD-1/PD-L1的疗效,并有助于克服肿瘤患者的原发性耐药(Fig.3)。同时,增强阳性因子也能提高PD-L1治疗的抗PD-1作用,如免疫原性肿瘤细胞死亡、免疫支持细胞因子和特异性抗原呈递细胞。小分子靶向药物、化疗和放射治疗等传统治疗方案可改善免疫抑制性TME。因此,联合治疗可以将巨噬细胞从M2形态逆转为M1形态,并激活T细胞,提高患者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敏感性和应答率。
Fig.3
在不同的实体瘤类型中,TAM通常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PD-1/PD-L1的表达,进而影响PD-1/PD-L1抑制剂的疗效。例如,在胰腺癌中,TAM通过TNF-α / NF-kB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在肝癌中,TAM通过IL-1β / ERK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在胃癌中,TAM通过IL-1 / STAT和TNF-α / NF-kB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在肺癌中,TAM通过IFN-γ / PI3K / AKT和IFN-γ / STAT3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在乳腺癌中,TAM通过TNF-α / IKK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在卵巢癌中,TAM通过IFN-γ / PI3K / AKT和IFN-γ / ERK1途径促进癌细胞中的PD-L1表达(Fig.4)。
Fig.4
综上所述,TAM在通过多种机制治疗实体瘤方面至关重要。TAM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调节肿瘤细胞中PD-L1分子的表达。同时,TAM是PD-1/PD-L1抑制剂的重要靶点,也是介导放疗、化疗和靶向治疗等传统治疗方案作用的关键细胞。然而,对TAM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1、TME中TAM表型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2、如何将TAM区分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子组(M1 or M2)?
许多研究表明,基于PD-1 / PD-L1抑制剂与其他传统治疗方案的联合治疗可以协同有益于肿瘤患者。然而,联合治疗方案不仅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同时也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更多的毒副风险。因此,优化联合治疗方案,包括药物类别、剂量、时间和顺序,是开发联合治疗的一个重大困难。
作者简介
孙振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外科学博士后,现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待聘。2009年7月-2013年8月就职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肠外科,2016年7月至今就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外科。一直从事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是在胃肠道肿瘤的诊治方面,具有多年的经验。开展结直肠恶性肿瘤的发病学及治疗学研究,尤其在非编码RNA、肿瘤微环境、肿瘤代谢、Hippo通路对肿瘤的调控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近年来,孙振强博士团队以第一/通讯(含并列)作者分别在Adv Sci、Mol Cancer、J Hematol Oncol、Cancer Res、Oncogene等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总被引650余次;以项目负责人身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面上项目、地区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2项(特等资助、一等资助)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10余项;以第一发明人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项,已授权1项,公布期5项。在“肿瘤微环境及肿瘤转移前微环境”研究领域逐渐深入,阶段性取得重要进展,为新型肿瘤标志物的筛选及肿瘤靶向药物的研发提供了依据,为研究成果的科学转化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Zhang H., Liu L., Sun Z.et al. Roles of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in anti-PD-1/PD-L1 immunotherapy for solid
cancers. Mol Cancer 22, 58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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