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生》
(弗朗西斯·培根 英国 约公元1600--公元1626年)
《论人生》之《论爱情》
爱情在舞台上，要比在人生中更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既是喜剧也是悲剧的素材，而在人生中，爱情常常招致不幸。它有时像那位诱惑人的魔女，有时又像那位复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因爱情而发狂的人。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摒除过度的激情。然而罗马的安东尼和克劳底亚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然而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爱情不仅会占领没有城府的胸怀，有时也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
埃辟克拉斯曾说过一句笨话：“人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似乎一个本该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标的人，却应一事不做而只拜在一个小小的偶像面前，成为自己感官的奴隶——虽然还不是口腹之欲的奴隶（那简直与禽兽无异了），即娱目色相的奴隶。而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总是需要那种浮夸诌媚的词令。而在其他场合，同样的词令只能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甚至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得好：“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是在被爱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在爱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由此中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感情。因它它不但会使人丧失其他，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已本身。
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古诗人荷马早告诉我们，那追求海伦的巴立斯王子竟拒绝了天后朱诺（财富女神）和密纳发（智慧女神）的礼物。这就是说，溺身于情的人，是甘愿放弃财富和智慧的。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那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爱情。人在这样的时候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事业，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我不懂是什么缘故，使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像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是因为危险的生活需要欢乐的补偿。
人心中可能潜伏有一种博爱倾向，若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象，就必然施之于更广泛的公众，使他成为仁善的人，像有的僧侣那样。
夫妻的爱，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善。但那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堕落毁灭！
《论人生》之《论婚姻》
成了家的人，可以说对于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拖累于事业，使人的许多抱负难以实现。
所以最能为公从献身的人，往往是那种不被家室所累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他的全部爱情与财产，都奉献给唯一的情人——公众。而那种有家室的人，恐怕只愿把美好的祝愿保留给自己的后代。
有的人在结婚后仍然愿意继续过独身生活。因为他们不喜欢家庭，把妻子儿女看作经济上的累赘。还有一些富人甚至以无子嗣为自豪。也许他们是担心，一旦有了子女就会瓜分现有的财产吧。
有一种人过独身生活是为了保持自由，以避免受约束于家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这种人，可能会认为腰带和鞋带，也难免是一种束缚束吧！
实际上，独身者也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很难成为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迁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窜犯都是无家者。
作为献身宗教的僧侣，是有理由保持独身的。否则他们的悲慈就将先布施于家人而不是供奉于上帝了。作为法官与律师，是否独身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他们身边有一个坏的幕僚，其进谗言的能力就足以抵上五个妻子。作为军人，有家室则是好事，家庭的荣誉可以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勇气。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事例中得到反证——那里的风俗不重视婚姻和家庭，结果他们士兵的斗志很差。
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那种独身的人，虽然在用起钱来很挥霍，但实际上往往是心肠很硬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他人。
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
一个独身的女人常常是骄横的，因为她需要显示，她的贞节似乎是自愿保持的。
如果一个女人为丈夫的聪明优秀而自豪，那么这是使她忠贞不渝的最好保证。但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是忌妒多疑的，那么她将绝不会认为他是聪明的。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对象选择，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理由的。
但也有一位古代哲人，对于人应当在何时结婚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已不必要。”
美满的婚姻是难得一遇的。常可见到许多不出色的丈夫却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这莫非是因为这种丈夫由于具有不太多的优点，反而使他的优点更值得被珍视吗？也许因为伴随这种丈夫，可以考验一个妇人的忍耐精神吧？如果这种婚姻出自一个女人的自愿选择，甚至是不顾亲友的劝告而选择的，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品尝这枚果。
《论人生》之《论青年与老年》
一个人假使不曾虚度生活，年岁不大也可以表现得成熟老练，只不过这种情况少有发生罢了。深思未必出自风霜，岁月同样可见年轻，可一般的青年毕竟谋划不过长辈，智慧也不及他们少年老成的同龄人。
但青年的创造性是更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如涌泉一样奔放灵活，这似乎更得益于神助。天性刚烈、心怀热望、情绪敏感的人不历经中年，行事总是青涩，恺撒和塞维拉斯即为例证……
青年擅长创造却缺乏判断，擅长行动却缺乏商讨，擅长革新却缺乏对经验的借鉴。日积月累的经验可以引导他们掌握旧事物，但也会遮盖他们看见新事物的视线。
青年人犯错往往毁坏大局，而老年人的错则是迈步太小或行动太缓。无论谋事还是操行，青年都婺远喜功，基调高，动幅大，好走极端；他们藐视前例，目空一切，革新的勇气绰绰有余，而欠方式和分寸上的考虑，结果反而招致意外的麻烦。他们有如不羁的野马，行事极端而不自知自救，一旦开蹄犯错，就泻至千里，不可复回。老年人呢，他们顾忌太多，议论过长，宁求安稳，不愿冒险，总是满足于平平成绩而不向往极至的辉煌。毫无疑问，最好是将两者特点结合。就现在来说，青年和老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就发展来说，老年人是主事者，而青年可以学习取经。最后就社会来说，老年人以权威之姿指引方向，青年人则能振奋民心、鼓舞士气。但如果从政治上讲，老人的阅历是珍贵的，那么，青年人的纯真则在人性中熠熠闪光。
《论人生》之《论读书》
读书可以陶冶情操，修养身心，可以敷彩，可以长智。读书的主要用途，就怡情而言，体现在独处幽居的时候；就敷彩而言，体现在交谈的时候；就长智而言，体现在判断处理事物的时候。专家学者能有条不紊地处理事情，辨析事物的微妙之处；而深思好学者能统筹策划，全盘考虑大小事务的计划安排。
读书耗时过多是懒散；文采太过浮躁华丽是矫情；完全循规蹈矩则是学究怪僻。读书可以使人的性格趋于完美，而亲自体验则能补充完善书本知识：因为自身的资质犹如自然生长的植物，需要借助书本知识得以修整；要想把这种修整做得尽善尽美，就必须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手艺人鄙视读书，无知的人羡慕读书，明智的人学以致用；因为书本不会教人如何运用；学以致用的智慧不在书中，而在其外，全凭经历体验才能获得。
不要为了吹毛求疵而去读书；不要尽信书中所言；不要只是从书中摘文引句，而应该思量斟酌。有些书浅尝即可，有些书吞噬即可，只有少数的书需要细嚼慢咽地消化掉。也就是说，有些书只需摘选其部分内容来读，有些书只需粗略浏览，只有少数的书必须仔细认真地阅读。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并取其所做的摘要，但只有那些题材不太重要或价值不高的书籍才适合这样做；否则从这类书中提炼的就像蒸馏水一样，寡淡无味。
阅读使人充实，交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很少写作的人必须有很好的记性，很少与人交谈的人必须天生灵敏，读书不多的人必须非常狡猾得看起来没有知识也像有知识一样。
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颖，数学使人精细，自然科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和修辞学教人雄辩。
读书可以陶冶性情。正如运动可以治疗生理疾病一样，适宜的读书可以治疗心理上的弊病。打保龄球有益于睾肾，射箭有益于胸肺，慢走有益于肠胃，骑马有益于大脑，如此等等。倘若精神不集中的人，就让他学数学，因为在演算时稍一走神，就得重做；倘若不善辨别异同的人，就让他学经院哲学，因为那些哲学家都喜欢条分缕析；倘若不善洞察事物、不善于推理的人，就让他研究律师的案卷。所以，智力上的种种瑕疵都有专门的处方来弥补。
《论人生》之《论自私者的聪明》
蚂蚁本是聪明灵巧的小动物，却也是果园菜圃里的害虫。因而十分自恋的人确有可能会损害公众。用理智将自爱与爱人区分开吧！忠实于己，不要欺骗别人；尤其不要欺君叛国。人类行为卑劣的中心，就是自我。正如地球，它只以自我为中心。而与日月五行亲近的东西，也就有其他的中心，并从中得利。
凡事从自我出发，君主这样做倒是可以容忍，因为君王是一己之主，且他们的祸福关系着公众的福祉。但臣仆之于君主，人民之于国家也是这样的话，就罪过之极了，因为任何事一经此种人的手，他都要为一己之私服务，经常背离君主、君国的目标行事。所以君王、国家从来都不会挑选有这种弊病的奴仆，除非他们认为所需要的服务无关紧要。更糟的是，当比例失调时，奴仆利益优先于主人，已经有失体统了；而如果奴仆的微薄私利牵制影响了主人的利益，就更是无法无天了。然而，卑劣的军官、会计、使者和将军等贪官污吏之事，使球偏离轨道，他们为了自己的微利，出于妒忌，将主人的宏绩伟业毁于一旦。多数情况下，这种人所获的好处无济于他们的幸运，可为了那微利所作出的出卖行为带来的灾害却与主人的洪福差不多。
自恋者会为了烤熟鸡蛋而放火烧屋，这当然是他们的本性使然。然而，这些家伙往往能取信于主人，因为他们所擅长的就是溜须拍马、谋求私利，不论是为了讨好主人，还是为了谋取私利，他们都会把正义之事的利益抛弃。
自私者的聪明，在许多方面都犯下罪恶。房屋轰塌前一定要逃生，那是老鼠的机智；把小动物从它们挖好了的栖身之处驱逐出来，鸠占鹊巢，那是狐狸的狡猾；边吞食边落泪，那是鳄鱼的阴险。尤其要指出的是，“有己为人”(西塞罗告诉庞培语)，往往倒霉。即使耗尽毕生的精力为自己牟利，最终还是要被无常的命运收拾掉；而他们还自忖，以自私者的明智，足以能束缚住生命的翅膀呢。
《论人生》之《论胆量》
这里讲一个中学课本中常见的课文，但很值得一个聪明人思索。曾有人拿这样一个问题问迪莫斯森斯：“要想成为一名演说家，主要应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多说。”他回答到。“然后呢?”“多说。”“还有呢?”“仍然是多说。”
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深刻地体会过。他深知自己在演讲方面没有什么天赋。作为演说要求的一部分，“多说”不过是表面化的条件，然而演说家却将它置于创新、雄辩等其他条件之上，不但如此，还把它看作不二法门，似乎有了它就具备了一切；虽然不可思议，但其中的道理却显而以见。
与此颇为相似的一件事是做事的胆量。“做事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胆量。”“其次，再次呢?”“照旧是胆量。”然而胆大妄为则是鄙陋无知的产物——远低劣于其他方面。尽管如此，胆量可以激发鼓动那些见识短浅、缺乏勇气之人，而这种人是非常多的，胆量甚至能让聪明人脆弱时变得坚强。正如有江湖郎中医治生理疾病一样，治疗政治疾病也有江湖医生，他们保证能医治大病，也许误打误撞治愈两三例，但没有科学做依据，就不能长久。你可以看到这种狂人多次创造穆罕默德“奇迹”。穆罕默德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有本事把山呼唤来，在山顶上为尊奉他教律的人祷告。他一遍一遍地呼山前来，观众都聚集前来了，但山纹丝不动，可他丝毫不觉羞愧，反而说“如果山不到穆罕默德这边来，穆罕默德就必须到山那边去。”这些政治上的行骗者，一旦他们狂妄预言的事无耻地失败了，如果他们依然有这种“完美”的胆量，他们也会敷衍过去，扭转话题，不再那样说了。
在远见卓识的人眼中，胆大妄为是荒唐的，甚至在一般人看来也未免有些可笑。既然荒唐惹人发笑，那么胆大包天就免不了会干出荒唐可笑的事。最可笑的是，当胆大妄为的家伙丢脸时，这时他们所处的境地肯定最尴尬、最难堪，这种情况对胆小之人来说，尚且有回旋的余地，但胆大妄为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会不知所措；就好像下棋陷入了僵局，难分胜负，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可以说，胆大妄为常常是盲目的，因为它既看不到危险也看不到困难。所以胆大弊于思考，利于实干，因而有勇无谋的人绝不能担负主要责任，只能在别人的指导下工作。因为在运筹上要洞察危险，而在行动上要藐视危险——除非这危险非常大。
《论人生》发布人介绍
弗朗西斯·培根，生于公元1561年（明朝嘉靖四十年），卒于公元1626年（明朝天启六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散文作家、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是近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实验科学的创始人，也是近代逻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也是对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培根出生于伦敦一个新贵族家庭，幼时接受语言、圣经和神学教育，公元1573年，年仅12岁的培根被送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大学中的学习使他对传统观念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开始独自思考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三年后，培根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旅居法国巴黎。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这使他接触到不少新的事物，汲取了许多新的思想，并且对其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元1579年，父亲突然病逝，培根不得不回到伦敦。由于生活开始陷入贫困，在回国奔丧之后，培根进入了葛雷法学院，一面攻读法律，一面四处谋职。
公元1582年，21岁的培根取得了律师资格，此时，培根思想上更为成熟了，他决心把脱离实际、脱离自然的一切知识加以改革，并且把经验和实践引入认识论。
这是培根“复兴科学”的伟大抱负，也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志向。
公元1584年，23岁的培根当选为国会议员。
公元1589年，培根成为法院出缺后的书记，然而这一职位竟长达20年之久没有出现空缺，培根四处奔波，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职位。
公元160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士一世继位。由于培根曾力主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受到詹姆士的大力赞赏。
公元1602年，培根受封为爵士，公元1604年被任命为詹姆士的顾问，公元1607年被任命为副检察长，公元1613年被委任为首席检察官。
公元1616年，培根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次年提升为掌玺大臣，第三年晋升为英格兰的大陆官，授封为维鲁兰男爵，公元1621年又授封为奥尔本斯子爵。
培根的才能和志趣不在国务活动上，而存在于对科学真理的探求上，这一时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公元1621年，培根被国会指控贪污受贿，被高级法庭判处罚金四万英镑，监禁于伦敦塔内，终生逐出宫廷，不得任议员和官职，虽然后来罚金和监禁皆被豁免，但培根却因此而身败名裂，从此培根不再理政事，开始专心从事理论著述。
公元1626年3月底，培根坐车经守伦敦北郊。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冷热理论及其实际应用问题。当路过一片雪地时，他突然想作一次实验，他宰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以便观察冷冻在防腐上的作用，由于他身体孱弱，经受不住风寒的侵袭，支气管炎复发，病情恶化，于公元1626年4月9日清晨病逝。
培根提出了到达各种现象的一般原因的真实方法—科学归纳法，在《新工具》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提出了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
培根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对于科学发展，尤其是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培根不仅强调了归纳逻辑要研究思维纯形式的方面，更为主要的，他强调了要研究思维反映客观事物、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方法问题。培根的科学归纳法正是以个别的事实陈述为据，通过探询和判明客观事物的因果性必然联系，作出关于事物现象运动变化的一般结论，从而提供关于事物形式（即规律）的认识。
培根是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反对君权神授和君权无限，主张限制王权；拥护清教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
培根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必须清除它给人们造成的错误认识和偏见，他称之为假相，以便给认识和科学扫清道路。
培根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真正的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它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
培根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
培根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光照千秋的口号，从此人类将要告别蒙昧，步入科学的殿堂。
培根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
培根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深入揭露自然的奥秘。
培根重视归纳法，强调它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但它否定了演绎法的作用是片面的。
培根的哲学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他主张双重真理，承认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等宗教教条。
培根代表作《新工具》，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哲学家由此把它看成是从古代唯物论向近代唯物论转变的先驱。
培根从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批判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而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学术传统，他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妨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使自然哲学处于幼稚状态。
培根认为，古希腊哲人仅有的一点自然哲学研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研究也是不得门径的。培根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认为亚里士多德把对自然的认识从属于无用的思辨、逻辑和辩证法，以潜能和现实等逻辑范畴构筑世界，这就使他的自然哲学富于思辨而无实际用途。
在培根看来，古希腊有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以及恩培多柯勒等，尚有一些自然哲学家的味道，因为他们的学说涉及到经验和事物的性质本身。
培根特别从方法上批判了古希腊理性支配下的自然哲学研究。
培根认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认真地借助于一种试验程序从感官出发，开辟一条人类理解之路。人们在研究事物时往往诉诸于前人的说法和意见，然后便开始沉思默想，这种方法为意见所左右，是完全没有基础的；人们也经常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研究事物，但这种逻辑只是在一些既定的原则和原理下，发现与之符合的事物，它既不能发现原理，也不能穷究原理，只能把它归于信仰。即使古代经验主义者所谓的“经验”，也不过是“脱箍之帚”，是一种随心偶遇、漫无定向的经验。
培根以其哲学理念为基础，对于英国法有一个宏大的法典化、系统化的构想。
培根将英国法视为一个不定型之物，但可根据与自然法相一致的原则，以一部完整的法典的形式对其加以重塑，从而使其转变为一门彻底的科学。
作为英国司法界的领袖，培根认为自己必须担负起这一使命，而将之前零散的命令系统化的《大法官法院法令集》的编撰恰是培根履行这一使命的重要成果。
培根一生为人类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经典著述，公元1605年发表《学术的进展》，公元1620年出版代表作《新工具》，公元1624年出版的《论说文集》，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兰提斯岛》，其余主要著作还有：《培根随笔》《学术的进展》《新工具论》《论说文集》《亨利七世本纪》《论事物的本性》《迷宫的线索》《各家哲学的批判》《自然界的大事》《论人类的知识》《培根人生论》等。
后世的人们对这位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先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是“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德国杰出的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
英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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