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公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评论（第6辑）
摘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利用长期的工艺学研究成果，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深刻阐述了工艺学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蕴：劳动过程蕴含人对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和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现实根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成和矛盾运动蕴含物质生产语境中的历史辩证法，机器大工业的广泛社会效应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全面布展，基于机器体系的客观权力统治和非考证的工艺史叙事展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深层微观建构。深入发掘工艺学语境中的《资本论》哲学话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价值形式与新辩证法、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批判等当代西方“左派”思潮的理论得失，而且有助于我们立足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为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实践变化和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提供新的理论视域。
关键词：《资本论》；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作者简介：张福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立足于具体历史实践语境和多元思想史资源来重新发掘《资本论》的理论意义及其时代价值始终是后世学人殚精竭虑、矢志不渝地加以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致力于从工艺学思想史视域出发探究《资本论》的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这为拓展当今的《资本论》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对工艺学的研究几乎贯穿他的整个《资本论》创作历程。①正是基于长期的工艺学研究，马克思深刻指出作为现代工业的理论产物，“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das aktive Verhalten），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 gesellschaftlichen Lebensverhältnisse） 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 （geistigen Vorstellungen）的直接生产过程”。②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工艺学所蕴含的哲学意蕴的深刻阐释，这一哲学意涵在具有独立价值的《资本论》法文版中被表达得更为明晰：“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le mode d’action de l’homme vis-à-vis de lanature），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le procès de production de sa viematérielle），从而揭示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或精神观念的起源（l’origine des rapports sociaux et des idées ou conceptions intellectuelles qui endécoulent）。”③在笔者看来，这一绝妙精练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发掘工艺学语境中的《资本论》哲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提纲。从工艺学思想史语境出发深入探究《资本论》的方法论意蕴及其当代价值将为推进和深化当前的《资本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域。
①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29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Ⅱ/10，Berlin：Dietz，1991，S.334.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388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Ⅱ/7，Berlin：Dietz，1989，S.318.
一
工艺学与劳动过程：
人对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问题时，马克思首先是在抽象层面阐述工艺学视域下劳动过程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的。他明确指出：“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①亦即工艺学是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而要考察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②因为“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③因此，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基始性活动，而不以社会形式的发展变化为转移，即“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④在此意义上，劳动过程首先涉及的便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即“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⑤而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集中体现在作为劳动过程要素⑥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和“劳动资料”⑦上。
就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而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主要体现在劳动的性质与功能两个方面。就劳动的性质而言，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首先在于：动物的活动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活动，而人的劳动则是一种观念先行、意志引导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尽管“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⑧就劳动的功能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中非常形象地把活劳动比作“造形的活火”，即活劳动借助劳动资料赋予劳动对象以新的形式使其合乎目的地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赋予了“造形的活火”以深刻的黑格尔哲学意蕴，即“理性的狡猾”（又称作“理性的狡计”）。马克思在论述劳动者有目的地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经典论述：“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⑨这里与其说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背后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构架，毋宁说马克思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正根基。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活劳动恰恰扮演着狡猾的理性的角色，它使各种劳动要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出合目的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活劳动的“理性的狡猾”并非流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实际体现于它在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从价值形成过程角度来说，活劳动是使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作为使用价值而保存和实现出来的唯一手段，是使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使用价值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中介，即“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⑩从价值增殖过程而言，活劳动是新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此意义上，活劳动不仅实际构成了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物质基础，而且使劳动过程本身蕴含了深刻的劳动辩证法意蕴，即活劳动使劳动要素及其自身在自我扬弃中实现合目的（旨在复归自身）的更高统一。
就劳动资料而言，人对自然的关系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能动关系，而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性维度，因而是一种历史性能动关系。这集中体现在劳动资料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决定性地位上。如果活劳动是“狡猾的理性”，那么，劳动资料就是“狡猾的理性”的物化结晶体：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的上手性之物，是“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⑪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⑫从劳动资料的发展过程来看，劳动资料首先表现为人的身体器官——它作为人的有机器官是人与自然之间最初的最直接的打交道过程中唯一使用的劳动资料。同时，自然物作为人的体外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⑬为了满足人的更多需要，劳动资料脱离了纯粹的自然属性而获得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人的劳动塑形之物，于是，使用和创造劳动资料就成为“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亦即富兰克林所定义的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a tool making animal）”。⑭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上”，而这种发展证明了人借助劳动资料“在多大的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作用”。⑮因此，劳动资料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即“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⑯马克思甚至在第二版中添加了如下注释：“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⑰也就是说，劳动资料构成了考察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重要依据。“而工艺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考察劳动过程和劳动资料的历史发展和操纵原理，就此而言，从贝克曼和波佩的磨和钟表发明史到拜比吉和尤尔的自动机器体系全景式地呈现了劳动资料的发展历程”。⑱因此，马克思指出工艺学揭示了“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⑲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展现《资本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继承与深化。譬如，马克思在《形态》中主要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层面强调现实的个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Was sie produzieren），又和他们怎样生产（Wie sie produzieren）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⑳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强调“怎样生产”，而且强调“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张一兵先生基于《形态》深刻指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层级，即先在的自然、基始性的实践和第一层级的物质生产。㉑结合《资本论》的上述语境，我们有理由再增加一个逻辑层级，那就是支点性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就是那根人类用以撬动历史运动的杠杆。维科正确指出，“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人类史的创造是人类借助生产器官进行的。在此意义上，作为科学技术之产物的劳动资料便构成了人类历史性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得以展开的根本基础。在此意义上，无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批评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主义”或“技术乌托邦主义”，还是福斯特、伯克特、斋藤幸平等学者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又译作“新陈代谢”）及其断裂思想、价值理论和物化理论等角度㉒来重新发掘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而刻意回避了科学技术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误读或忽视了马克思基于工艺学语境对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历史性能动关系的深刻阐述。因此，对于马克思工艺学批判之生态维度的发掘将为我们重新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探索数字技术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提供有益借鉴。
①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60-61、62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⑯⑰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07、215、215、208、208、208、209、214、209、209、209、210、210、211、429页。
⑥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们通常从劳动过程的实体性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角度来理解生产力概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劳动过程要素与生产力概念的理论错认，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⑱张福公：《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
⑳〔日〕广松涉编注《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5页。
㉑张一兵：《先在的自然、基始的实践与第一级的物质生产》，《哲学动态》1994年第3期。
㉒〔日〕斋藤幸平：《马克思的生态学》，刘仁胜、杨晓芳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2期。
二
工艺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物质生产语境中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在从科学抽象的层面上阐释了劳动过程的内涵之后，进一步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并充分利用工艺学理论资源深刻阐述了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与内在矛盾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历史辩证法。这集中体现在协作的“一般与特殊”辩证法、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矛盾辩证法以及现代工业运动的否定辩证法。鉴于当前的辩证法研究主要是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以及价值形式分析展开，对于物质生产语境中的历史辩证法的发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资本论》辩证法研究的理论视域。
（一）协作的“一般与特殊”辩证法
从协作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协作（“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①）既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从人类文明早期的氏族公社到中世纪、现代殖民地的一般劳动形式，又在资本主义阶段获得其特殊形式。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协作与前资本主义协作诸形式在所有制（生产关系）上的本质差异：氏族公社时期的协作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个人对公社的依附关系为基础，古代、中世纪与现代殖民地（偶尔）的大规模协作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②为基础的，而资本主义协作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以及劳资雇佣剥削关系的基础之上。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特殊的历史属性。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言，资本主义协作是相对于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生产而言的，是“促使封建生产肌体瓦解的那些情况和运动的历史结果”，③因而资本主义协作代表了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的第一种形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孤立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历史必然性”，④因而“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⑤
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而言，协作同样蕴含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一方面，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工场手工业早期阶段和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大农业或者分工或机器生产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部门中，因而协作相对于它的更高级发展形式如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生产而言是一种特殊形式。另一方面，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形式，其更高级发展形式皆是协作的特殊形式。因此，资本主义协作所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质在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机器大工业中以辩证否定的形式进一步发展出来。譬如，工场手工业分工既是“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⑥或“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⑦又将原有的独立手工业的内部序列在同一空间中固定为孤立的局部操作，因此，工场手工业中的协作就表现为同一资本指挥下专门从事局部操作的局部工人的协同劳动。机器大工业进一步扬弃了工场手工业中以工人的技能为基础的主观分工，按照客观技术原则建立起新的特殊的协作（同种机器体系的协作）和分工（机器生产过程的划分和局部工人小组）——这一点得益于尤尔对马克思的启示。总之，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发展充分展现了物质生产语境中“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
（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
矛盾辩证法
马克思借助贝克曼和波佩的发明史材料、拜比吉和尤尔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局限的分析，详细阐述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准备因素和矛盾动力，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语境中的矛盾辩证法。
工场手工业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孕育了广阔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身基础。主要包括：
（1）工场手工业形成的科学要素与工具分化。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科学知识主要是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经验知识或技艺。一方面，基于分工的局部工人专注于专门的局部操作和终生职业，这有助于经验的积累和技艺的提升，同时工场工人的共同活动形式也有助于技艺诀窍的继承和积累。另一方面，分工促使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使特殊的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特殊职能，实现“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⑧从而孕育了机器的物质技术条件之一。这里马克思深受拜比吉的“机器是工具的结合”观点的影响，强调“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⑨
（2）机器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积累、应用和发展。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驱力“间或发展了机器的使用”，如造纸工场手工业、冶金业等。借助波佩的《工艺学史》，马克思指出这些机器发明得益于手工业时期流传下来的基本形式和发明要素，比如，“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⑩“尽管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机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仅起着次要作用，但机器在17世纪的间或应用却为数学、力学等现代科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 ⑪
（3）简单劳动成为专门职能。受尤尔的影响，马克思看到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等级制度产生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分化，局部工人与特殊职能相对应，因此就出现了简单劳动“硬化为专门职能”的现象。而非熟练工人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学习费用和过长学习时间。因此，如果说科学因素、劳动工具的分化和机器的发展为机器大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那么分工的劳动等级制度便为机器大工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条件。
工场手工业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性，这既成为制约它发展的阻力，又构成了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内在动力。具体来说，
（1）从工场手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来看，工场手工业在根本上是建立在手工业生产之上的，所以，它对局部工人技能和习惯的依赖就决定了它在技术基础上的狭隘性，“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⑫
（2）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流程来看，在有机工场手工业中，最终的产品只有经过一道道工序流程才能完成，其中的每一局部操作都是孤立的，虽然分工相比于作坊式生产已克服了同一工人在各种操作间的转换，但仍无法避免繁多工序所导致的巨大生产费用，所以，“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征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⑬
（3）工场手工业缺乏劳动纪律与生产秩序。鉴于尤尔抱怨工人缺乏纪律而赞扬阿克莱建立起工厂法典，马克思认识到，虽然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生产的规则性、连续性和一定的技术纪律，但由于工场手工业没有“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⑭因此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反抗行为作斗争。相应地，尽管分工造成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等级划分，但熟练工人仍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不仅使七年学徒制直到工场手工业末期还完全有效，而且造成男工的反抗日益激烈。
总之，工场手工业在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统治形式的时期也时刻遭遇来自内部的多重障碍，这使它“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⑮于是，“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⑯因此，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局限性同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剩余价值增殖的根本需要发生激烈矛盾：资本还无法全面占有工人的所有可支配时间，反而经常遭受活劳动的限制。正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同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驱使着资本必然抛弃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限制，逐渐建立起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方式，从而催生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
（三）现代工业运动中的否定辩证法
马克思通过阐释现代工业相对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实践所蕴含的活的否定辩证法。他指出，在手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是以合适的技术形态固定下来，这使“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⑰但是，“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因为“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⑱因此，“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⑲在笔者看来，这里马克思对现代工业运动的技术基础的革命性的深刻阐释，既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实践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观点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⑳观点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深刻理解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提供了最好的现实注脚。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㉑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现代工业运动的现实语境中突然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真正根基：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就活生生地存在于现代工业的技术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之中，后者又在根本上构成了商品—货币—资本关系和价值形式分析中的辩证法的根本基础。
①②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78、388、388、392、392、396、396、403、404、393、399、400、426、426、559、559、559-560、2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349、349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5页。
三
工艺学与机器大生产的社会效应：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布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统治表现为资本关系对各个生产部门的广泛影响以及对家庭关系、法律关系、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全面渗透。限于篇幅，我们仅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对家庭关系和教育问题的深刻影响及其未来趋势为例，从中亦可窥见一斑。
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工厂工人的家庭关系，而且对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也造成了更加触目惊心的剥削现象，工厂法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直至触及现代家庭工业，因而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改变了大工业时代的家庭关系及其衍生的性别、教育等社会问题。
第一，机器大工业和工厂法深刻改变了工厂工人的家庭关系。因为机器取代劳动造成妇女与儿童都变成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一方面，扩大了资本的剥削范围，把工人家庭的全部成员都置于资本的直接统治之下；另一方面，加深了资本的剥削程度，这既体现在资本对妇女人身材料的吸纳剥夺了妇女从事哺育活动、家务劳动的自由时间而增加家庭开支和严重威胁后代的成长，又体现在工人父母对子女的出卖彻底，不仅改变了自由契约的法律精神，而且人为地造成了未成年人的智力荒废和精神摧残。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精神。
第二，如果工厂法在工厂与工场手工业中是对资本剥削的社会干预，那么，它对家庭劳动的任何规定就表现为对传统父权或亲权的干预，即“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①马克思摘录了英国议会中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有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童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②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③也就是说，资本关系迫使原本温馨的家庭关系变成亲权对儿童的滥用，工厂法不仅使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变为合法的契约关系，而且剥夺了工人阶级后代的受教育权利。
透过残酷的现实，马克思辩证地看到，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家庭关系的破坏性影响，也为新的更高级的家庭关系奠定了经济基础，即“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之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活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④也就是说，虽然这种“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即“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这种形式是对“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造成奴役与毁灭的根源，“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⑤这一源泉在根本上来自大工业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大众的教育和人的发展所提供的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具体而言，大工业创造了发展职业教育和人的综合能力的需求和条件，这对于大工业本身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大工业“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⑥另一方面，大工业要求“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⑦于是，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应运而生。在马克思看来，“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⑧与此相应的是工厂法对工人子女即童工受初等教育的规定，即“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⑨马克思认为，这一法规的意义在于“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⑩马克思还根据欧文的著作肯定道：“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⑪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畅想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工艺教育的意义，即“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⑫马克思相信，机器大工业的矛盾发展将为消灭旧分工开辟现实而唯一的历史道路，即“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⑬这既是对《形态》中消灭分工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大纲》的“机器论片断”中的一般智力和自由时间理论的具体深化。
总之，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于现代大工业时代的家庭关系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认识，为我们今天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女性地位、儿童教育等问题以及反思当代西方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和理论借鉴。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2、562、563、563、563、563、561、561、561、555、555-556、556-557、562-563、562页。
四
工艺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层微观建
构
如果古典政治经济学揭开了以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帷幕的一角，那么，工艺学则展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的深层微观建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现代工厂制度对权力、时间与纪律观念的生命政治建构。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物质生产领域的生命权力统治主要建立在主观的直接的人身惩戒与统治之上，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命权力的建构不仅表现为宏观层面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的客观抽象统治，还表现在微观层面的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器大生产及其工厂制度的客观技术统治，这既充分展现于典型的现代工厂中，也外溢渗透于在大工业冲击下正经历现代化转型的传统手工业中。就现代工厂而言，尤尔关于自动工厂中机械器官支配人身器官的描述和对工厂制度规训工人的赞扬充分展现了以机器体系（一般智力）为物质技术基础的工厂制度对劳动的权力统治。譬如，尤尔就把机器体系比作“铁人”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①认为它重新恢复了工人阶级中的秩序，奠定了英国的技术帝国地位。他还把机器体系称作现代的“专制君主”，把工人比作它的“臣民”，②从而将工人排除在生产主体和历史主体之外，故而表现出一种具有强烈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机器意识形态”。③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④受尤尔的启发，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自动机器体系的生产场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⑤其实，现代工厂中的生命权力统治不仅表现在客观的强大的机器体系对工人的统治，而且表现在基于机器体系的工厂制度对工人的统治，这集中体现在：从古代奴隶监工手中的鞭子变成了现代工厂监工手中的罚金簿，从对身体的暴力惩戒变成了对身体—意识的内在禁锢。正是基于机器体系和工厂制度建构起来的客观权力统治关系，工厂法典充分发挥了它的最大意识形态功能：在工人的头脑中塑造起兵营式的时间纪律观念。因为工人的全部生活不仅受到工作日时间的统治，特别是工作时间中机器体系的运动速率所建构的内在时间和抽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隐性规训，而且要忍受工厂的钟表和监工的罚金簿所建构的主观时间的显性统治。因此，傅立叶将现代工厂称为“温和的监狱”。由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在法权领域资产阶级所倡扬的代议民主制和公平正义的虚假性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彻底暴露，从而构成一幅资本主义的讽刺画。⑥工厂便构成了现代生命政治建构的典型场域。⑦就传统手工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展现的微观权力建构而言，最为典型的便是英国考文垂的丝织业中的“小屋工厂”，即在“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⑧提供动力，小屋中的工人通过租赁这些蒸汽力进行生产。这一“方形工厂”不禁会让人联想起福柯描绘的“圆形监狱”，不同的是，后者是通过主体性的他者监视权威来达到规训统治的目的，而前者则是通过客体性的无人身的机器和无形的资本关系建立起更加隐秘和严酷的权力统治关系。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和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批判追溯到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或者说，生命政治学批判不仅有广阔的政治经济学渊源，更有深厚的工艺学渊源。
二是物质生产语境中的个人英雄史观。在贝克曼、波佩、尤尔等人的工艺学著作中充斥着一种诸如“约翰·淮亚特发明纺纱机”之类的历史叙事，这种未加审视的常识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构架下个人英雄主义的变体，或者说是政治—历史语境中的个人英雄史观在人类社会历史的直接物质生产领域（物质技术基础层面）的深层表征。这一观点的根本缺陷在于只强调某一发明者的历史功绩，而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某一发明的深厚社会历史背景。譬如，尤尔多次颂扬阿克莱发明的自动走锭精纺机和由此建立的工厂制度和工厂纪律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这比拿破仑建立庞大的帝国更能彰显巨大的气魄和勇气。也就是说，阿克莱在生产领域比拿破仑在政治领域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还要伟大。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⑨在马克思看来，阿克莱能够发明自动走锭精纺机固然源自他的过人之处，但是从历史特别是人类物质生产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成就绝不是阿克莱一人的功劳，而是继承人类历史发展所提供的工艺条件、科学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阿克莱只是在18世纪，而不是在17世纪或更早以前创造了这一发明，这就是时势造英雄。而时势正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凭空出现的例外状况。因此，“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⑩也就是说，任何伟大的发明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无疑是对资产阶级个人英雄史观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的有力驳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中此处译为“批判的工艺史”。⑪实际上，德文原文“kritische”既有“考证的”意思，也有“批判的”意思。从这里的语境来看，两种译法都能表达马克思反对传统资产阶级工艺学的意图，只不过，译作“考证性的”是从实证性角度来加以界定，而“批判的”则是从否定性角度来加以界定。在笔者看来，两种译法恰好构成了一语双关的效果。
因此，一部考证的批判的工艺史著作就是从历史发展的真实发展状况出发阐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总体状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阐述可称作一部考证性的批判性的工艺史著作。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工艺学著作或者工艺哲学著作。马克思也是一位工艺学家或工艺哲学家。法国技术哲学家让-伊夫·戈菲（Jean-Yves Goffi）在《技术哲学》中便称马克思为工艺学家，并强调“有两篇文字尤其明显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工艺学的观念，即《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中的第四篇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 ⑫但他同样正确地意识到，“马克思从来不是因为有构思一部工艺学著作的兴趣而构思一部工艺学的。他的分析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而政治经济学本身依赖于人类学”。⑬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内嵌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马克思的工艺学批判构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如果马克思的《资本论》蕴含一种工艺哲学或技术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工艺哲学或技术哲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基之上的。
①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1835，p. 367.
②Andrew Ure，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1835，p. 18.
③Andrew Zimmerman，“The Ideology of the Machine and the Spirit of the Factory：Remarx on Babbage and Ure”，in Cultural Critique，37（1997），p. 5.
④⑤⑥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483、483、488、530、439、438-439页。
⑦王庆丰：《工厂的生命政治学分析：以〈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35～43页。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09页。
⑫〔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董茂永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86页。
⑬〔法〕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董茂永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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