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经典，该文本首次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国际工人运动和苏联教科书均产生重大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苏联学者与西方马克思学家在解读《反杜林论》的过程中呈现出两种分歧极大的结论，实则都存在评价的限度。或因未能进一步深化和发 展恩格斯相关论述而陷入教条化的理解，或因缺乏理论视野或体现冷战思维而做出了过度解读。综合评述这 两种研究，结合时代条件重释《反杜林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反杜林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与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 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苏联学者;西方马克思学家 在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解读史和传播史中，《反杜林论》因首次系统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成为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欧美学界时常围绕该文本的核心理路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读，从中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争鸣更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也提醒人们分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入阐释和过度解读。这些争鸣开阔了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也促使中国学者反思欧美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得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读《反杜林论》，需要比较和梳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欧美学界对该文本的研究简史，回归晚年恩格斯的历史语境，从时代精神角度重释该文本的当代价值。 恩格斯在暮年回顾《反杜林论》的写作时充满理论自信，他在逝世前一年乐观地指出，“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中，——而且这种情况出现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1]354《反杜林论》的发表与出版及时纠正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克服了党内出现的思想混乱和理论动摇，使刚刚合并而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思想共识。而且，通过对杜林哲学的批判，恩格斯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中形成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后人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直观和便捷的方式。由于《反杜林论》的政治价值和理论意义的卓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苏联学者对其做出诸种肯定评价。 威廉·李卜克内西认为，《反杜林论》“是在全面反击杜林在大部头著作中所进行的进攻，并对他的整个体系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方面加以批驳。在这方面，恩格斯做得很出色。……自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以来，这些收拾杜林的文章是党内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从党的利益来说，这部著作也是必要的，因为杜林攻击拉萨尔和马克思——我们党的科学基础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两个人——就是攻击党本身最核心的本质。这是一个关系到维护我们立足基础的问题。 恩格斯这样做，我们应当感谢他。”[2]475伯恩施坦同样积极评价了《反杜林论》的理论价值：“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地提出来的东西，尤其是作为论点提出来的东西，在这里得到了发挥，有些地方是由于迄今获得的认识、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确定的论点而得到了纠正，有些地方是通过演绎的论述方法而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在目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那些与其说是教义式的表述不如说是根据发展的前因后果所做的表述，在这里也通过正面的论述作了解释，此外，还阐明了一些既不属于《宣言》也不属于《资本论》所应阐述的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对于正确领会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第一编《哲学》中所论及的问题就是例证。因此，恩格斯的这本书填补了社会主义文献的一大空白。今天，许多书籍都是根据这本书或通过这本书而产生出来的，我们整个报刊都受了它的影响，说它填补了一大空白，及时解决了由于杜林而造成的分歧，这不过是一个大概的估计。这是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指出，杜林在这段空白期间，对党暂时还是有影响的。”[2]477《反杜林论》之所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广为传播，成为理论基础的最好读本，从中可见一斑。 由于较为全面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致轮廓，不乏理论家将《反杜林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例如，卡尔·考茨基认为这部著作为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有效的途径，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可替代的：“如果要我判定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我的影响，那么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别的书能比得上这部著作的作用了。诚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只是通过《反杜林论》才正确地阅读和学习《资本论》的”[3]。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建立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78年)彻底清算了杜林，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七十年代的]那些小文章，产生这本书的背景早已被人遗忘，它的论战部分的针对性也已消失，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这本书第一次详细而透彻地从各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特别是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剖析了当时流行的折中主义的社会主义。当时我们都很尊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推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但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2]477他还认为，直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才正式以“马克思主义”来命名他本人和马克思的思想。 列宁充分肯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清晰而完整的阐释，他认为“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4]67他多次指出，《反杜林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结晶，其中阐明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观点：“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4]8“1876年马克思参加恩格斯 《反杜林论》一书的写作，看过全书的手稿并写了论述政治经济学史的整个一章。”[4]43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始终一致，只是有不同的分工，“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读过全部手稿)阐述的也正是这个世界观。”[5]“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4]57-58。列宁以《反杜林论》的核心思想为理论主要来源，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1913年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著名表述。 20世纪70年代，“解冻”运动以来的苏联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认识和新研究要求苏联哲学对哲学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等问题给予科学回答，对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为苏联学术界研究 的重心。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承袭列宁衣钵，维护对《反杜林论》的正面阐释。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维戈德斯基认为，恩格斯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构不仅是为了批判杜林而“不能不”跟着杜林展开论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阶段上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保持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分离的统一。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亦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发展阶段，这种统一曾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分得更细而变得比较隐晦了。”[6]可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而政治经济学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反杜林论》表现了这种统一性的具体形式。巴加图利亚认为，《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进一步总结、概括、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规定了作为关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的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中基本辩证规律的作用——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发展了像永恒的真理、平等、道德、政治经济学对象等这样一些历史主义原理;批判了暴力理论，揭示了军事的物质基础。”[7]而且，这个文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阶级形成的新观点。 在苏联研究恩格斯哲学的热潮中，驳斥西方马克思学家制造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观点成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泰·伊·奥伊则尔曼在《恩格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新颠覆者》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反杜林论》说成是对马克思哲学观点的背离，或者说，马克思之所以赞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哲学观点，是“他在自己这位朋友的影响下改变了自己早期的观点，从而自己向这些带来灾难的哲学谬误屈服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奥伊则尔曼认为，《反杜林论》是一部发展了《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哲学观点的著作，“马克思确实没有充分地研究自然科学成果中的哲学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说明了这一点。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活动的规律，但是他经常强调指出辩证的运动和 发展的规律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8]44况且“在《反杜林论》出版之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得到了阐述。”那种从“虚伪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将哲学中的列宁阶段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所谓鸿沟的继续和深化”，但实际上这是更加深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结合在了一起[8]54。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马克思学家中出现了力图用黑格尔主义或人道主义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此举使马克思的面貌变得丰富，出现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关系也复杂起来。这些论述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苏联学者的肯定性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反杜林论》成为西方马克思学家质疑和诘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乃至恩格斯哲学学养的关键文本，从以下三个维度可见其主要理路。 首先，西方马克思学家质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辩证法的理解。这种质疑始于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否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 于后来理论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9]50由此，卢卡奇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展和应用到自然界，此乃对辩证法的误解，因为自然界本身不存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也不存在辩证法。 尽管卢卡奇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意识到自己“仅仅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9]新版序言，但他此前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法抹去的。例如，马尔库塞将苏联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归结为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继承，认为“辩证法的概念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与经济、社会历史著作中的辩证法概念确切的具体性相比较，表现为单纯的类比、象征和附加于内容之上的特点——特别显得空泛或平庸，这不是偶然的。而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讲解中，《自然辩证法》却已经成为经常被引证的权威资料。”[10]萨特则指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强加给自然界的。他认为辩证法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是属于人而非自然界的；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错误就在于把历史辩证法推广到自然界，使辩证法变成了抽象的教条和死板的公式[11]。 其次，西方马克思学家以《反杜林论》为重要文本依据，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结论。特雷尔·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中用大量篇幅分析《反杜林论》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别。恩格斯尽管力图广泛呈现马克思的观点，但是“恩格斯是否准确地做到了这一点”则需要分析。他从恩格斯分别写于马克思逝世前后的两篇序言着手，认为第一版序言是写作《反杜林论》时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版序言中关于这部著作是两人合著的一些说明没有任何证据。至于在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声称“在付印之前”，“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马克思)听”的事情，“没有任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没有任何著作，甚至其他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件事。也没有任何解释，阐明为何马克思要听别人大声朗读这部著作。”[12]115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他和马克思共同世界观的阐发，只是恩格斯有意形成或强加给读者的一种印象，没有通信可以证明马克思完全赞同。“这里不但没有马克思本人认同恩格斯著作的迹象，而且也没有把它看做是他们共同的‘世界观’的某些方面的迹象。马克思明显对恩格斯的计划提供过帮助，同时又明显是在任何意义上忽略去说明这是他们的共同研究。”[12]118接下来，卡弗发挥了他的想象力，揣测如果马克思并不认可《反杜林论》中的重要内容，却没有表态的原因：“这似乎可以想象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不够重视，或者马克思感到这本书比较肤浅。也许考虑到他们持久的友谊，考虑到他们社会主义者领导人的角色，以及恩格斯给他提供经济援助的益处，马克思保持了沉默并且对恩格斯的工作不加干涉。”[12]120此外，卡弗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态度等方面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学术关系上并不只是存在分工与合作那么简单。 悉尼·胡克也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虽然他十分知道在物理和化学的基本单位中，量的渐变产生出质变。然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和死后发表的手稿《自然辩证法》中，却公开地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现象。然而，他的辩证法定义却说明他是不知道作为同物理学的‘变化’概念和生物学的‘发展’概念相对立的辩证法的特殊特征的。”[13]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差别。卡弗等学者的观点不乏影响力，但也有西方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例如美国恩格斯学家亨利认为，“《资本论》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反杜林论》主要是恩格斯的著作。但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学术伙伴关系。马克思不是一个轻易容忍与自己观点稍有不同的人。对照反复发生的马克思与以前的朋友如鲍威尔、魏特林、维利希、普鲁东、卢格和巴枯宁等人从关系密切到最后决裂的例子，马克思与恩格斯保持如此长久的和谐关系本身就表明了他们在学术上是根本一致的。”[14] 再次，西方马克思学家批判《反杜林论》存在“人学空场”，把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概括为技术—经济决定论或知识反映论。诺曼·莱文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提出，恩格斯的历史主体是自然界、技术力量或者经济力量，其历史思辨缺乏人类实践概念，恩格斯的历史观是同他的自然观相适应的。他把历史看作是按照存在于人之外的规律发展的东西，恩格斯的心目中的生产力像机器、货币、牲口、人口这样的有形物质的东西，从来不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相互关系的复杂组合[15]，因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的唯物史观实乃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即按技术变革的思路理解社会变革。著名马克思传记作家麦克莱伦则认为，“《反杜林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倒退。他试图提出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更丰富的对辩证法的书写是有差别的。恩格斯给我们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它严重地受到19世纪后期科学主义的影响。它彻底消解了所有黑格尔的影响，并基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知识的反映论。”[16]此外，也有批评家认为恩格斯实则以实证主义、进化论的思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其采用的方法不同于马克思。显然，这些观点表达了强烈的批判意旨。 反思上述两种观点和风格差异显著的论述，有两个问题需要首先澄明：什么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反杜林论》的话语表达具有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考量?毋庸置疑，《反杜林论》是学术性的论战文本，恩格斯批评杜林的目的在于确认工人运动应有的实践策略，因而实际上在为以工人为主体的读者写作，必然要考虑到话语的通俗明快，这种表达与纯粹哲学论述无论从理路还是从语言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苏联学者意识到恩格斯的初衷，感受到恩格斯著述的实际效力，他们对《反杜林论》所持的肯定态度和捍卫立场是十分明晰的;而西方马克思学家则从学术角度细致辨识马克思与恩格斯论述理路的细微差别，进而指责恩格斯哲学的通俗化实则缺乏哲学深度的表现，这些指责有些是以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为中介展开的，看似不乏道理。 实际上，合理理解《反杜林论》的理论主题，需要体会恩格斯论述该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理论难度。同时，应从思想史角度把握恩格斯诸多论述的思想资源，领悟恩格斯通俗表述蕴含的理论深意。《反杜林论》出版迄今150余年来社会状况、时代条件、科技发展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恩格斯的一些历史性论述解决新时期的实际问题未必是合理之举，但恩格斯解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及其开启的哲学运思理路具有持久的启示意义，仍然是我们时代应有的思维方式。 首先，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过程中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恩格斯希望工人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析实际问题，而这需要对思想史作精炼的梳理并作出新哲学选择才能实现。他将德国工人运动视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他们所肩负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个别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很多，而且又是各种各样的)，群众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坚毅精神、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逢迎和胆怯，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照。”[17]其原因不仅在于德国工人具有政治觉悟，还在于他们拥有较高的理论素养，而《反杜林论》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这部著作引导当时党内许多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的人提高了认识，并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那时，人们的视野多么开阔!尽管恩格斯在自然和历史中自由驰骋，可是各个细节与汇成一个具有统一思想的宏伟整体的联系是多么紧密!”[2]476忽略这种历史语境，单向度地批判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思想的细微差别，无疑缺乏理论阐释应有的历史视野。 其次，恩格斯在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表达的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持久的学术生命力。西方马克思学家对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指责不无道理，但并非否定恩格斯相关论述的合理理由。身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恩格斯意识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获得了可观的成就，为哲学家概括时代精神提供了客观基础，恩格斯沿用启蒙以来的思想家强调科学观念的思路，试图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人类经济生产生活提供新的可能，这种常识可能走得有些远，但毕竟提出超越传统哲学的改变世界的方案。我们也不应忽略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肯定：“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吸取许多东西。”[18]至于批评恩格斯的晚年论述成为苏联教科书的重要来源，以至于要为教条化的苏联哲学承担责任，这既存在对恩格斯理论责任的过度批评，又忽略了教科书对东方国家所起到的科学启蒙价值。批评恩格斯固然简单，超越恩格斯则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难度，仅在《反杜林论》中我们就会发现，剥离黑格尔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绝非易事。而他对哲学应当何为的阐释开启了应用哲学的视域，可称为以现代思维方式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场的明证。 再次，深入领会恩格斯构建的综合思维科学结构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时代应有的思维方式。如果抛却对科学和哲学关系的教条化拼接，从理解17世纪以来的科学对人类思维的影响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当看到恩格斯实则力图创建一种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这种人文社会科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着力点，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思想指归，从而形成以“唯物主义改造”的“关于社会的科学”，他将这种更新人类精神的宏愿融入政治实践的现实运用之中。深长思之，我们确乎意识到改变人们的生活境遇乃至历史命运，不仅需要哲学思维，也需要社会科学的广泛研究，整合“哲学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努力因而十分重要[19]，这个努力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得到表达的，但真正的理论展开是在《反杜林论》中实现的。晚年恩格斯的论述在今天看来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因历史和时代局限造成的论述的有限性乃是恩格斯十分清楚的，这种评价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深刻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方法对构建时代精神的价值。 综上所述，《反杜林论》的欧美研究呈现出两种分歧极大的解读结论，两种解读实则都存在评价的限度。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和苏联学者为代表的前者强调《反杜林论》的政治价值和理论意义，却未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教条化的缺陷;以西方马克思学家为代表的后者则强调《反杜林论》中的观点与马克思思想的差异，这里既有微观解读的学术发现，也因缺乏对恩格斯理论的历史语境的充分考察而做出过度解读，这种做法或是不自觉而为之、或是反映冷战思维的研究策略。因而，需要对这两种研究作综合评述，并结合时代条件重释《反杜林论》，丰富和发展晚年恩格斯的论述，生发经典表述的时代活力，进而把握我们时代应有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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