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认知失调，有这样一种描述：
在心理学上，认知失调指的是，由于同时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矛盾信念、观点或价值观，或者做出有违自己信念、观点或价值观的行为，又或者碰到与现有信念、观点或价值观相矛盾的信息等情况，个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或不适体验。
目前，围绕认知失调的科学认识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但即便你对此了解得不深，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说服者。你只需要了解认知失调的基本概念，并意识到它在你的日常体验中发生得很频繁，就足够了。因为你知道，通常的观点认为我们在90%的情况下是理性的，在剩余10%的情况下有点疯。
但说服滤镜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90%的情况下都不理性。而且，这种不理性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就是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最常出现于人的自我形象与其观察不相符的时候。比如，如果你自认为是个见多识广的聪明人，但却做了一件看起来很蠢的事情，这种情况就会让你陷入认知失调的状态。
一旦处于这种不适状态，你的大脑就会自动产生错觉来解决这种不适。此时，大脑会“告诉”你，新信息并不准确。又如，你相信自己很蠢，但这有违你想要的自我形象，因而也会让你陷入认知失调。一般情况下，你并不会去改变自我形象，除非这么做能为你带来更大的改善。
自我并不允许我们想象自己在90%的情况下都不理性。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理性时，大脑会直接通过产生一种错觉来解释这一切，完全自发自动，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有趣的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人们毫无察觉。他人可能会很清楚地在某人身上看到这种认知失调的表现，但从性质上来看，正在“体验”认知失调的人并不能意识到。
出现认知失调的时候，你会自发地产生错觉，形成一种“新现实”。对外部观察者来说，这种错觉也许看起来很荒谬，但对产生错觉的本人来说，一切都合情合理。
因此，对于认知失调，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你经常能从别人身上认出它，别人也能从你身上认出它，但认出自身认知失调的情况却极为罕见。专业的催眠师偶尔能在自己处于认知失调的状态下辨认出这一情况，认知科学家有时也能做到这一点。
但对于没有接受过说服术训练的人来说，认知失调体验与准确看待现实的感觉并无两样，他们无法分辨其中的差异。
认知失调的第一个“迹象”是理由荒唐。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是个“老烟枪”，他说吸烟对自己并没有害处，因为他认识的一个人每天抽一包烟，却活到了100岁。提出这种论点的人只是单纯地有烟瘾，但并不承认自己是因为脑子不清楚才没法戒烟，因为这有违此人的自我形象。
而为了保持固有的自我形象，“老烟枪”便产生了一种个人错觉：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能够对肺癌免疫的人，而且他自己竟然知道这一点。
认知失调的第二个“迹象”是，有某个触发因素导致了不理性的行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人们不停地说着、做着荒谬的事情。有时候，人之所以会做明显的蠢事，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有时候，问题出在你这边：其他人做的事情看似荒谬，是因为你没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辨认认知失调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许多“假阳性”误报，由于任何地方都存在大量常规的不理性事件，像认知失调这种特殊的不理性很容易藏身其间。判断自己看到的并非常规不理性而是认知失调的最好办法，是寻找触发因素。任何促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自我形象相冲突的事物，都可以成为触发因素。
仍以吸烟为例，有些人承认自己有烟瘾，还说自己就是喜欢吸烟，所以能忍受高风险。这些人大概并未产生认知失调，因为他们准确地理解了其中的风险和因果关系。
但假如有个烟民或许因为他对自己的自控力信心十足，从而拒绝承认吸烟上瘾是抽烟习惯的核心，他就不得不创造出一种幻觉来予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有着强大自控能力的聪明人，会做出吸烟这种十分有害的事情？这种失调就是触发因素。这个人的自我形象跟他的行为不相符。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是规模最大的认知失调触发因素之一，它包含大规模生成幻觉的所有要素。这其中，只有少数几个真正聪明的人从头到尾准确地预测了整个过程。
就在这次大选的前一年，《以大制胜》的作者、知名职场漫画家亚当斯·斯科特曾在博客上写道：
……他的说服技巧将引发一系列互相矛盾且错误的解释，以求说明他为什么与人们的期待不相符。换句话说，早在任何人当众提及之前，我就已经看到了形成大规模认知失调的条件。作为一名说服者，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未来。这是一种习得性技能，而非通灵能力。如果你知道了导致认知失调的因素，那么，有时你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看到它的形成条件。
果不其然，共和党的获胜引发了历史性的认知失调“集束炸弹”。在未接受过训练的选民和专家等观察者看来，公众的反应似乎混合了愤怒、失望、恐惧和震惊。但对专业的说服者来说，这是观看认知失调大戏的绝佳时刻。
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出戏码，因为他们看到，人们在最后没完没了地找“理由”，解释为什么共和党能赢。
这就是认知失调的第三个“迹象”，同一个情况有大量不同的解释。
大选结束后的几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从网上收集了24种来自不同专家的解释理论。从整件事的背景来看，这些理论并非完全不合理，但在这个案例中，背景无关紧要。许多解释听起来颇为合理，但其可信度与辨识认知失调的要点没有关系。
做出这一判断的线索不在于解释的质量，而在于解释的数量。如果你碰到一种情况，它存在一个说得通的合理解释，那么这一解释说不定跟实际情况很接近。但倘若针对一种情况存在大量不同的解释，那这往往是认知失调的明显迹象。
不管事后听起来多么合理，所存在的诸多解释都意味着人们在努力理解观察结果，并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幻觉。有专家曾指出，代表“变革”的候选人掌握着很大的优势，所以人们应该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但如果“变革”模式预测性如此强，专家自己为何不用它来预测呢？所有候选人同样代表着重大变革，但他们都能战胜对手吗？
纵然许多事后解释都合情合理，但请记住，将各种各样的解释套用在过去发生的事情上，人人都会。庭审律师每天都在这么做。在庭审中，控辩双方陈述两种不同的叙事来解释各自观察到的事实，且两者听起来都足以让人信服。例如，在一起谋杀案件的庭审中，控方说被告持有杀人凶器，显然有罪；辩方则指出，被告的室友同样可以接触到凶器，因此有可能是被告的室友之一干的。
同样的事实，不同的故事，两者听起来都非常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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