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四年三月（公元769年），为避蜀中战乱，杜甫辗转漂泊至潭州（即今长沙），因大风受阻，只好将舟泊于湘江岸边。长年的漂泊与忧思，使不到花甲之年的诗人脸上刻满了沧桑。他放眼远眺，略一沉吟，咏出一首《铜官渚守风》: 不夜楚帆落，避风湘渚间。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 早泊云物晦，逆行波浪悭。 飞来双白鹤，过去杳难攀。 翌年11月，一代诗圣杜甫卒于潭州往岳阳的小舟上。 杜甫泊舟避风之处，叫做铜官。从这里逆湘江南行约30余公里，便是现在的长沙市市区。早在楚怀王时期，其弟楚鄂君就在此铸造铜币，官船商船遍布江上。当时此地名“牒”。三国时期，吴蜀两国在此分界，共铸铜棺以示互不侵犯。铜棺之名始于此时。后因人们讳言“棺”，便改名为“铜官”。 铜官以盛产陶瓷出名。 白釉绿彩净瓶 据考证，长沙铜官窑始创于唐“安史之乱”后，鼎盛于中晚唐时期，五代以后，渐趋衰落，前后经历了200多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与浙江越窑、河北邢窑齐名的中国唐代三大出口瓷窑之一，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长沙铜官窑瓷器突破了当时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青、白瓷单一色调，以彩瓷在陶瓷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这一技术的发明与掌握，是陶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开创了世界陶瓷生产新纪元；与此同时，长沙铜官窑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塑、诗词歌赋、谚语及产品广告等融入陶瓷装饰艺术中，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艺术上的创举。其烧制于陶器上的诗词歌赋填补了全唐诗的不足，对研究唐代的诗词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其出土的瓷器形式多样，造型优美，瓷塑动物玩具极为生动，其中褐绿色彩绘人物、动植物、自然景物，图案新颖多变，色彩艳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生产的瓷器除广泛流传在全国14个省外，更是远销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西亚、北非、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铜官窑作为世界釉下多彩的发源地，以独特的陶瓷装饰艺术和令世人震惊的外销量，确立了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显赫地位。 白釉绿彩烛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当时，如此规模宏大且出口量极大的一座窑场，却不见史籍文献记载，只有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这首唐诗中记录了长沙铜官窑鼎盛时期的壮观场面：“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火湘浦口，烟触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这实在是一个谜。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古窑 长沙铜官窑遗址于1956年在湖南省文物普查工作中被发现，经文物部门五次调查发掘，发现遗址以瓦渣坪为中心，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其中龙窑遗址46处（谭家坡龙窑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采泥矿遗址19处，遗址区域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与同类遗址相比，长沙铜官窑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处极为重要的遗址。它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被誉为“汉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牌”、“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成就”，同时它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1988年1月，长沙铜官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目前正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历史背景 经过对长沙窑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确定长沙窑是在岳州窑的基础上，受唐三彩和波斯、大食（即今阿拉伯国家地区）、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逐渐创造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釉下彩陶瓷工艺。 早在东汉时期，岳州窑的早期青瓷就已向长沙窑区扩展。自东汉至唐，岳州窑全部烧制青瓷（包括褐釉和褐釉点彩），但其产品质量却不如越窑。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岳州窑逐步发展烧釉下彩瓷等新产品，其时代大致相当“安史之乱”前后。 酱釉葫芦型壶 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绘画、陶瓷工艺也出现了色彩鲜艳、富丽堂皇的风格。其时，北方唐三彩如雨后春笋般在长安、洛阳等地迅速兴起，而且逐渐对南方的陶瓷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长沙铜官窑产品的题诗中“洛阳来路远，凡用几黄金”的诗句，表明洛阳一带的唐三彩必然对长沙铜官窑工艺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故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所谓“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旧唐书《地理志·荆州条》上也说：“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韦庄《湘中作》也说：“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随着北人南迁，其中包括许多工匠艺人，北方的唐三彩工艺技术也被带到了长沙窑区，因而唐三彩习见的流动浸润式彩釉和模印贴花装饰工艺均在长沙铜官窑产品中以新的形式——高温釉下彩的面貌出现。 唐朝是中国古代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期。当时朝廷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西方的贸易及交流，所以西土人士纷纷前来中国经商。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曾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人和袄火教人就有二十万。”当时中西方贸易及交流的热络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长沙铜官窑出土的许多瓷器上，都留下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脉络。例如具有希腊特色的棕叶式莲花、绿思特莲花图案，还有胡人牵骆驼、操鹰等纹饰，这些都具有典型的西域文化特点。 “安史之乱”后，由于北方陆地交通不畅，海上运输逐渐兴盛起来，这极大的促进了长沙铜官窑陶瓷产品的外销。长沙铜官窑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这为其产品大量外运提供了优越条件，一条由湘江经广州、宁波通往亚洲各地及东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逐渐形成。 以上历史背景，为长沙铜官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长沙铜官窑产品的主要特点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极富艺术创造性，不仅种类繁多，而且造型别致美观，样式新颖多变。其种类共有70余种，有壶、瓶、杯、盘、碗、碟、砚、盂、坛、薰炉、脉枕等，还有许多人物、动物、鱼类等造型玩具，其中一些设有三眼吹孔，可以作口哨，能吹出简单的音节。众多的动物造型富有变化，几乎没有一件雷同，表情传神，栩栩如生。器物的造型除常见的圆形器外，还出现了花形、瓜蒂形、梭形等极富个性和装饰性的器物。 酱釉水注 青釉抱物俑 绿釉杯 长沙铜官窑主要有釉下彩、模印粘花、刻划花、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其中以釉下彩最具特色。当时的瓷器，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色彩比较单一。长沙铜官窑创造性地把绘画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就是将铁、铜等呈色剂掺入颜料，用笔沾上颜料直接在未烧制的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入窑烧制，通过熟练掌握窑温，使瓷器上呈现褐、绿、酱、铜红等一种或多种色彩，这就是釉下彩技术，专家们称它是“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尤其是利用还原焰的原理，成功创烧了铜红釉瓷，更是为宋钧、元明清釉显红及祭红、郎窑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被发现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宋代窑的红釉瓷器是最早的，再后来就是景德镇的釉里红，长沙铜官窑红釉瓷器的出土，不仅证明了铜红釉技术的发源地是在长沙铜官窑，而且还把其时间往前推了三百余年。已故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一书中高度评价：“长沙窑是我国釉下彩的创始地，对宋以后瓷窑有极大的影响……，为天下第一，也不过份。” 技师在泥胎绘画 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绘画丰富多彩，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为主，如花间小鸟、双凤朝阳、芦鸭戏水等。它们有的用单线勾勒，有的用彩色渲染，有的用笔泼墨，虽然构图简单，但技巧娴熟，意境精深，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补《全唐诗》千年之迷 唐诗是诗的颠峰、诗的魂灵。唐诗的集大成者当属《全唐诗》。《全唐诗》是曹寅奉康熙皇帝钦命，以钱谦益、季振宜所集《全唐诗稿本》为基础，主持集刊而成的。曹寅，字子清，号荔轩、楝亭。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全唐诗》共收录唐诗42863首，洋洋大观，成为最权威的唐诗集。 褐彩题记鼓架 长沙铜官窑出土的瓷器纹饰除花草、树木、鸟兽、鱼虫、人物、园林景观外，还有不少是诗文书法，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可以说开创了以诗文书法来装饰瓷器的先河。 长沙铜官窑的诗多是五言诗，只有少许七言诗，六言诗则少之又少。这些诗并不怎样地强调合乎韵律，也不以重用字为忌，只求意境，只求通俗，只求神韵，完全不同于四平八稳、严格韵律的馆阁体。诗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蓝绿釉横柄壶 “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乡有，黄金何处无。”虽不押韵对仗，却也通俗易懂，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迈气势。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鸣春声。”一幅春意盎然的美景跃然而出。全诗短短二十个字，竟用了八个“春字”，用字大胆，不拘陈规，俨然南朝乐府诗歌的遗风。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质朴的语言表达出对心上人的无尽思念。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诗句通俗，却朗朗上口，老夫少妻的相知相爱背后，还有着一个哀婉动人的传说！相传在1000多年前的一个洪水季节，一个年过50的老陶工在湘江河中救起了一个小女孩，他身世悲惨，父母都在洪水中丧生，无家可归，老陶工也是孤身一人，决定收下小女孩做徒弟，传给她制作陶瓷的技术，师徒俩情同父女。随着时光流逝，小女孩渐渐长大，技术也逐渐成熟。老陶工一辈子做陶，但是他却一直有个愿望没有实现，那就是在陶瓷上显现红色，为了这一红色，老陶工度日如年，但就是不能实现，后来，老陶工竟一病不起，这让小女孩万分焦急，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情深意重的老陶工带着遗憾离去，但是老陶工还是带着遗憾逝世了。在一个夜色如银的夜晚，在老陶工的灵前，小女孩流着眼泪，写下了千古感人的诗句；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然后她沐浴更衣，来到熊熊的窑火前，虔诚的祈祷。当高温即将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小女孩出人意料地纵身一纵，跳入窑堂中，一股青烟顿时升起并弥漫了整个夜空。她的举动感动了窑神，窑神用她的鲜血化作一片殷红的釉色印在瓷器上，人们为了纪念小女孩，都称这种红色为女儿红。而这正是长沙铜官窑瓷器有别于其它瓷器的显著特点。也正是有了女儿红以后，长沙铜官窑的瓷器才和它的文化内涵一道征服了后世的专家学者。 长沙铜官窑瓷器上的诗被发现整理出来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这些诗绝大多数在《全唐诗》里没有收录。这些诗的发现，是对《全唐诗》以原创实物为证的一次重要增补。 目前发现的最长龙窑（已回填） 长沙窑与海上“陶瓷之路” 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瓷器在唐代已成为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虽然上层人士还部分使用金、银、玉质器皿，但瓷器的优越性已为人们所认识，并呈现出取代其它器皿的趋势。唐代瓷器质地精良，在陆羽的《茶经》中，就出现了“邢磁类银”、“越磁类玉”等评语。因此，当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都非常羡慕中国人使用瓷器，他们既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者，中国瓷器在唐代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热门商品。 在海运未通之前，中国瓷器的外销主要靠陆路，即沿“丝绸之路”由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细亚至波斯等地。由于陆路运输瓷器困难很多，损失也大，所以，初期的出口数量是很小的。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开发，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出口创造了条件。晚唐以后（大约公元9世纪），中国瓷器多数是从广州出口，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除这条航线外，还有另一条航线，即从明州（宁波）东至新罗（朝鲜）和日本。沿着这两条海运航线的各国和地区均出土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 长沙铜官窑之前，唐代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当时的出口瓷器主要是这两大窑系所产。“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凭借彩瓷迅速崛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与越窑、邢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与灿烂的唐代文化一样，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它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的装饰性和色彩效果。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椰林等，这显然吸取了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长沙铜官窑瓷器外销虽然晚于邢、越二窑，但是，由于它极力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迎合销往国的爱好和需求，所以后来居上，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印尼、西亚、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的外销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9年10月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上共有67000件中国瓷器，其中有58000件就是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占总量的83%。在当时，一个窑场一次能出口数万件瓷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足见当时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盛况，也说明长沙铜官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价值，由此也不难推断出其在海上“陶瓷之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