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无法从网上搜到，只好收集了一些马茂元先生的资料了。
马茂元先生《唐诗选》，注、评，很见水平，选目也不错，是一部值得精读的唐诗选本。看完以后，自觉受益匪浅，一直想发个帖子写点体会。但今日发现网上已经有一篇很不错的文章，其文笔也明显比本人好多了。所以干脆转贴如下。
一部精彩的唐诗选本——马茂元《唐诗选》
古往今来唐诗选本汗牛充栋，迄今为止我最喜欢、受益也最多的是马茂元先生的这部《唐诗选》。此书初版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没读到过，手头的是1987年在其学生赵昌平协助下完稿、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修订本共选126位诗人的作品500余篇，每位诗人下有小传，每首诗歌下有题解、注释和总评，无论是对于一般爱好者还是专业研究者，都堪称精彩绝绝伦。每次开卷，即使读上几页，也能感觉对唐诗的理解增进很多。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马先生旧学深邃、记诵广博，加上感觉敏锐至极，往往在注释或点评中寥寥几语，整首诗乃至诗人风格、诗风流变就活在脑子里了。相比之下很多低水平的诗歌点评，真如王夫之所说，如钝斧子斫栎木，皮屑纷飞，又何尝动得半分纹理。
中国古代好多上乘的诗话词话类作品，虽然也说的精彩高妙，但却往往给人“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感觉，如严沧浪说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确实很准，但到底太白之飘逸、子美之沉郁，从何感觉的出？这种点评对于天分不是奇高的后学来说，往往如隔靴搔痒，虽连连颔首称是，却终不知“美从何出来”。马先生的注释和点评在这一点上便有了很大突破，对诗歌的风神格调，总能从其起承转合、章法气脉、笔意断续中升华出来，让你明其所以然，更兼从词语本身的感觉到诗人内心的感觉，远非如禅宗大师般空际传神。
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此书点评如下：“露侵罗袜，可知伫望之久；夜寒难禁，回房下帘，隔帘痴望一片秋月，更不知望到何时。玉阶、罗袜、水精帘，宫中的一切是华美的；白露、长夜、清寒，这女子的内心是空寂一片。句末一片月色空明，‘愁’子尽在不言之中。”短短几笔，就能讲出一首小诗的空灵韵致从何而来。又如《宣州谢晀楼饯别校书叔云》点评云：“此诗突如其来，倏忽而去，然法度在焉。起四句无端发兴感慨，而以‘多烦忧’阑及长风秋雁，高楼酣饮，自然而然落入饯别正题，‘蓬莱’四句就题展开。分合以写已与叔氏文章风骨，逸兴壮思。‘抽刀’二句如异峰突起，其实意脉从‘欲上’句贯下。盖青天览月虽毫逸，而实不可得矣，则其愁更深。此二句又照应起四句烦乱之意，复发为‘不称意’‘弄扁舟’之浩叹，看似飘然而去，实则结出全诗一腔愁闷之根因所在。不泥题而切题，有章法而飘忽迷离，是太白所以高人一头处。”看了这样的评点，才知道诗仙不是超逸绝尘、弃绝任何人间法度的神仙，他不可学的并不是没有法度，而是“有章法而飘忽迷离”的境界。
杜甫《春望》，评点曰：“二联‘花、鸟’，应首联‘城春’，又启三联‘三月’。感时泪、鸟惊心，应首联‘国破’，又分启三联之‘烽火’、‘家书’。末联总收以白头不胜簪，既以衰暮形容芳春，又以愁思隐对‘国破’，感时、恨别都在其中矣。杜律感情博大，而章法细密，是以为难能。”杜诗风格，立即让你一目了然。太白超旷而章法飘忽，少陵博大而章法细密，分别立见。也如马先生点评杜甫其他诗时所言：“李如骏马掠敌，跳荡而步武不乱；杜如大将布阵，严整中见回复错综。故李逸而杜深。”多么到位！
此书对诗歌美学效果的评析，皆是如此，真真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论王之焕《登鹳雀楼》，言“首二句写楼周围的景物，第四句是写登楼之人，而将这人与物连接在一起的是第三句。欲穷千里目，诗人的目光追随者依山夕照辉映下的滚滚黄水远去，于是自然产生了更上一层楼的迫切愿望。于是海河天地，都来入我胸怀，诗的宏阔高远就显得富有生命力了。唐诗雄浑，光雄不浑不足成为好诗，就是这个道理。”小杜《沈下贤》：“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珮月如襟。”
此书评曰：“沈下贤工传奇，笔致幽渺顽绝。古人凭吊诗常以被吊者笔法为之，故此诗境界缥缈。然而气局仍较宽大，为牧之个性，与李贺《苏小小墓》之鬼气森然者不侔。”
此书所有品评都精彩，无随便应付之处，值得细细品位。另注释完备，非如有些大家的古诗词注本，很多在行家看来是“常识”的地方就不注了（比如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因此对于一般爱好者，也是不可多得的唐诗优秀选本。
利用这个机会，隆重推荐一下这本比较厚的好书，呵呵。
http://bbs.nankai.edu.cn/cgi-bin/bbs/newcon?board=Books&file=M.1206287394.A&mode=3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1/23/content_704796.htm
李商隐诗歌题材研究：
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题材和体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李商隐诗歌题材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马茂元的《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体物诗》、陈伯海的《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韩理洲的《李商隐的咏史诗》、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杨柳的《李商隐咏女冠诗初探》、张明非的《李商隐的政治诗》、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王蒙的《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影响》、《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苏涵的《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等。
其中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类：（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文章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而封建糟粕也是很多的。“他的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些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是，“李诗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却表现得不够有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这是它的弱点。”而其《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一文则认为，虽然“我们不必把‘爱国诗人’的头衔加给他，但他的政治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和社会的政治面貌”，所以文章分析了李商隐的咏史诗、描写当时政治生活的诗以及战争诗，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现实精神，同时也看到了商隐政治诗的缺点，一是他对党争的危害认识得不足，他对令狐绹的剖白和屡启陈情，也是他思想庸俗的一面；对于社会混乱的原因，他更没有认识到；还有他的政治诗也有类似他的爱情诗的，写得很隐晦，用典太多，而且好逞才华，使读者读起来很困难。
马茂元文也强调了研究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入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此及彼，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文章指出，“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文章最后认为，“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陈贻焮文则指出，李商隐体物诗《牡丹》中“运用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典故来描写、烘托因某一事物而引起的种种感受和情绪的作法，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很有趣很成功的尝试”，“很难在一般诗中，甚至在咏物诗中被普遍地加以运用的这一事实，却显示出这一作法在构思和表现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对于李商隐咏史诗中艺术上的创新，陈文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这类诗歌的构思和表现显然受到了李贺的影响。是李贺使他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象，进行构思和表现；但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作出了新贡献。”陈文又极赞赏其咏史绝句，说李商隐的“这类作品大多想象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在论及李商隐“一些专写特定生活环境中特定感受和情绪的精美诗篇”时，作者指出，这些诗“表现入微”、“体物入神”，“但最可注意的是，由于他有时将一些感受、情绪、感情写得很形象很具体，以致使诗歌或多或少地带有象征意味”，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一文则认为，诗人咏史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作品中的暴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文章还探讨了李商隐咏史刺政诗题材表现上的贡献和体裁上的创新。张明非文则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李商隐的真实面目，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见解，而且不为尊者讳。
钟来因前文指出，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关系密切，前人谓其诗风清峭感怆、谲怪、隐僻、精深，均与道教有关。文章联系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及李商隐玉阳山学道的经过，认为义山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触犯了封建礼教，也违反了道门教规，受到重大挫折，这对其生活、思想、诗风都有重大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第一，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家色彩的爱情画卷；第二，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隐晦、精深的风格；第三，义山爱情诗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恋爱的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隐“学仙玉阳山”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剖析，揭示出其中隐藏着的奥秘。作者认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深刻的烙印。他的无题诗的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学来。因此，揭开其中隐藏着的道藏的奥秘，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恋爱诗。
王蒙文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又有一种旁观者无法投入的无可奈何的悲凉。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甚至连失败也谈不上），李商隐对政治无益无效的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文章还指出，李商隐善于将负面的情绪用艳丽精致的形式加以表达，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文章对李商隐诸多名作的分析大都发人所未发，且文笔洒脱，激情洋溢，很有个性。
刘学锴前文首先勾勒出咏物诗的发展史，指出李商隐之前的咏物诗形成了借物托寓和单纯体物两种传统。李商隐的咏物诗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兼具多种类型，但最能体现其咏物诗艺术特征及成就的则是托物寓怀之作。他的这类诗的最主要的特色和贡献，是实现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文章还指出了义山对文学表现真实个性的重视是实现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的内在原因。咏物诗的创作离不开对物与人、形与神、情与理等关系的处理，义山在这些方面对传统都有明显的发展。概言之，从物与人的关系看，义山把前二者比较简单的比附发展为注重整体神合的较高层次的象征。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显著特征是离貌取神，物与情或理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特征是不涉理路，极饶情韵。总之，无论从感情的产生或传达看，义山托物言志诗都更接近于“兴”体，而与传统的比体和赋体咏物诗判然有别。刘学锴后文则指出，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一个特征是强烈的讽时性，第二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李商隐为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了多方面的成功尝试，具体而言，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与灵魂，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之事，略去时间距离，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现深刻的主题，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五是深入开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三个特征。如果说，讽时性赋予咏史诗以鲜活的生命灵魂，典型性赋予它丰满充实的血肉肌体，则抒情性便赋予它动人的情韵风神。
苏涵文则对李商隐的爱情诗作了人格阐释。作者认为：政治失落和三次爱情失落造成了李商隐的弱化人格，这决定着诗人的艺术选择。具体而论，首先，是他的人格特质中孱弱、退缩的一面的主导作用，使他只能以委婉曲折的方法在艺术中追求爱情的自由。其次这种性格驱动他去追求相应的刺激情境，在那情境中获得满足。再次，这种人格特质使他既执著于情的苦恋，又不能隐去爱情生活的真实事迹，从而形成了情的高度浓化和可叙述内容尽量淡化的艺术特点。李商隐的弱化人格所营就的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有三点：一是对情的偏执造成了深隐朦胧之美；二是以“弱者的强爱”这种特殊的爱情形态深刻揭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共性；三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使后人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晚唐衰弱的时代精神。总之，缺陷的人格的另一面竟是艺术的圆满。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目
我心目中的马茂元先生（代前言）
唐诗论文
附录
《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
马茂元: 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马茂元，字懋园，安徽省桐城县人，１９１８年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现(1986年时)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古诗十九首初探》、《楚辞选》、《唐诗选》、《唐诗三百首新编》、《晚照楼论文集》等。
近年来，对治学方法的讨论成了时髦的题目。有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谈的，有提倡“三论”的，也有主张打破学科界限，搞综合研究的。我个人教了几十年的书，也搞了几十年的古典文学，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说不上什么治学之道，只是不揣疏陋，将其中一些冷暖甘苦，告诉青年朋友，裨使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少走几步弯路，就算自己一点贡献了。
学习古典文学，首先遇到的是文字阅读关。有些青年朋友说看古文好比念外语，够费劲的。如果没有具备熟练阅读古文的能力，是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深入钻研的。做到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算进了大门，但还存在对作品精神的领会问题。同样一首诗，因文学素养的不同，各人所获得的艺术境界也不相同。有时翻阅一些诗歌赏析文章，尽管写得头头是道，总觉得还隔了一层，精微之处隔靴搔痒。青年朋友如何提高这方面的素养，还是那句老话，要多读。不论诗歌还是散文，光看不行，要读出声来，大声读小声读都可以。看文章和读文章，收到的效果是不同的。汉字分平、上、去、入四声，说话有顿挫抑扬，桐城派论文主张由音节以求神气是有道理的。一些万口流传的唐人绝句，有的光从文字看，很朴素，很简单，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作品原先是入乐的，反复吟诵，便会感到别有神韵。唐诗分四期，从理论上讲很平常。如果问王翰《凉州词》也讲战争残酷，和中唐边塞诗有何区别，最明显的就是王诗语调豪迈，高唱入云，通过吟诵，自能理解。又同是绝句，《凉州词》具有西北民歌的宏阔嘹亮，《长干行》是江南民歌的柔缓悠扬，《竹枝词》有巴蜀民歌的幽咽清怨，这些也可从吟诵中辨别出来。讲究声律的诗词作品要诵读，散文、辞赋等也应该读，而且要读出感情味来。王粲《登楼赋》开头几句境界是开阔的，语调也还高昂，随着感情的变化，语调渐次低沉，“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是转折，到“锺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最为哀沉，接下去“惟日月之逾迈兮，候河清其未极”，重新振起，随之又低落。整个作品的声调和那种乱世飘零，去国怀乡的情绪刚好合拍。音乐作品中通过旋律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来表达人的思想情绪的原理，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旧时的读书人从小学习对句，做诗，今天的青年缺少这种条件，也用不着那样做，然而不妨多读作品来提高自己。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多读作品可以增加积累，提高艺术鉴别能力。有些原先理解不透的作品，由于多读，多记，日久自然会加深理解。林纾年青时为了学习韩愈文章，就把一些韩文名篇抄录出来，贴在墙上，看到就读，逐渐产生潜移默化，法子虽笨，却很有效。而且早年多读，多背一些作品，到老也不会忘记。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国外有人用电子计算器分析、储存文学作品的语言，以统计的方法研究作品的语言风格。如果说那是现代的方法，那么我说的多读，可谓是传统的方法。
以上说的还只是提高文学素养、打好基础的问题。要进行研究，须要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如搞唐诗研究，不仅要通读《全唐诗》，有条件的话，还要通读《全唐文》。不仅要读《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正史，还要广泛涉猎野史笔记。至于历代文集、诗话、笔记中对唐诗的评论更是不可忽视的材料。然而这些还不是做学问的门径，假如你光知道占有材料，却不知如何使用，充其量也是个两脚书橱。一个好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做到文史哲兼通，掌握唯物辩证法，把作家作品放入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条件和社会思潮中加以考察。要做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相结合。要注意作家的前后传统继承关系。在分析某个作家的具体作品时，又要弄清其作品前后期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有无变化，进而推究其变化的原因。对那些从事研究工作资历尚浅的青年来说，完全可以在工作中边干边学，逐步掌握的。我想指出的是，要养成多想的习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到一点知识，多想几个为什么，可以避免不求甚解，似懂非懂的毛病。研究一个课题，从几个侧面反复加以思考，能帮助发现问题。唐代文学研究已有上千年历史，《诗经》、《楚辞》研究的历史更早。今天的研究工作要在前人基础上取得进展，须要下更深更细的工夫才行。研究课题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我将一些小题目比作游击战，大一点的比作运动战，那些结构庞大，难以攻克的题目比作阵地战、攻坚战。不管哪一种战役，都要求全力以赴，思考成熟。譬如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归纳出三种说法，是否还有进一步发掘的可能，我那篇《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一个尝试。陈寅恪先生考证出长生殿是避寒的地方，李、杨不可能七月七日在那里相会。试想，白居易怎么会不知这种常识。由这一点产生疑问，引出一连串思考，得出《长恨歌》取材于民间传闻的结论，并归结为中唐时期社会心理的反映。又如《韦庄讳言〈秦妇吟〉辩》一文，也是从韦庄的生活道路，他和王建的关系，设身处地加以体会，才领悟到韦庄的惧祸心理。
书要多读，有些问题又非死读书能解决的，“尽信书不如无书”，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识见。多思能够培养识见，提高识见。明代锺惺、谭元春提倡“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在理论上有片面性，他们又以选本《唐诗归》体现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就其所主张的一面，确实有不少真知灼见，他人难以企及。王夫之编《唐诗评选》也有这种情况，他推崇初唐诗歌，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我们可以称之为偏师。接触这类材料必须细心审视，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多思能使思维敏锐，大脑保持一种活力。对一些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东西，敢于提出疑问，有自己的设想，即使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想法也没关系。当你用世人习见的材料，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独创见解，自己会感到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当然，在作出最后结论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务使你的结论完善，这是对大家负责，对事业负责。
在研究工作中会遇到各种麻烦，有许多东西需要加以警惕，尽量避免。这里我讲一点，就是当自己取得一定成绩时，千万不要沾沾自喜。沾沾自喜的实质是无知，它的一个后果就是故步自封。这一封不要紧，你就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样一个人物。从个人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门学问是一辈子钻研不尽的。从全局讲，把学术水平发展到今天的水准，是靠了大家的努力，个人的力量就极为渺小了。沾沾自喜的另一个后果是自以为是，不愿听取相反意见。搞研究工作亦如作战，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看到自己长处，又要知道短处。对研究课题，又要有知彼之明，了解那些应该具备的知识，做到扬长避短，集中力量，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有了创见，不妨自己站到对立方面，提几个问题进行驳难，看看观点是否牢固。同时要虚心向老师和同行们求教，汲取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总之，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虚心待己，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将精神状态调节到最佳状态，永远朝着未来。这已不光是做学问，也包含了做人的道理。
（欧阳忠伟笔录）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赏析 马茂元
2009年11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 09:52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赏析 马茂元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这诗是长庆三或四年春（823－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所作。
钱塘湖是西湖的别名。提起西湖，人们就会联想到苏轼诗中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读了白居易这诗，仿佛真的看到了那含睇宜笑的西施的面影，更加感到东坡这比喻的确切。
乐天在杭州时，有关湖光山色的题咏很多。这诗处处扣紧环境和季节的特征，把刚刚披上春天外衣的西湖，描绘得生意盎然，恰到好处。
“孤山寺北贾亭西”。孤山在后湖与外湖之间，峰峦耸立，上有孤山寺，是湖中登览胜地，也是全湖一个特出的标志。贾亭在当时也是西湖名胜。有了第一句的叙述，这第二句的“水面”，自然指的是西湖湖面了。秋冬水落，春水新涨，在水色天光的混茫中，太空里舒卷起重重叠叠的白云，和湖面上荡漾的波澜连成了一片，故曰“云脚低”。“水面初平云脚低”一句，勾勒出湖上早春的轮廓。接下两句，从莺莺燕燕的动态中，把春的活力，大自然从秋冬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春意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莺是歌手，它歌唱着江南的旖旎春光；燕是候鸟，春天又从北国飞来。它们富于季节的敏感，成为春天的象征。在这里，诗人对周遭事物的选择是典型的；而他的用笔，则是细致入微的。说“几处”，可见不是“处处”；说“谁家”，可见不是“家家”。因为这还是初春季节。这样，“早莺”的“早”和“新燕”的“新”就在意义上互相生发，把两者联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因为是“早莺”，所以抢着向阳的暖树，来试它滴溜的歌喉；因为是“新燕”，所以当它啄泥衔草，营建新巢的时候，就会引起人们一种乍见的喜悦。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二句之所以妙绝古今，为人传诵，正由于他写出了季节更换时这种乍见的喜悦。这诗在意境上颇与之相类似。
诗的前四句写湖上春光，范围上宽广的，它从“孤山”一句生发出来；后四句专写“湖东”景色，归结到“白沙堤”。前面先点明环境，然后写景；后面先写景，然后点明环境。诗以“孤山寺”起，以“白沙堤”终，从点到面，又由面回到点，中间的转换，不见痕迹。结构之妙，诚如薛雪所指出：乐天诗“章法变化，条理井然”（《一瓢诗话》）。这种“章法”上的“变化”，往往寓诸浑成的笔意之中；倘不细心体察，是难以看出它的“条理”的。
“乱花”“浅草”一联，写的虽也是一般春景，然而它和“白沙堤”却有紧密的联系：春天，西湖哪儿都是绿毯般的嫩草；可是这平坦修长的白沙堤，游人来往最为频繁。唐时，西湖上骑马游春的风俗极盛，连歌姬舞妓也都喜爱骑马。诗用“没马蹄”来形容这嫩绿的浅草，正是眼前现成景色。
“初平”、“几处”、“谁家”、“渐欲”、“才能”这些词语的运用，在全诗写景句中贯串成一条线索，把早春的西湖点染成半面轻匀的钱塘苏小小。可是这蓬蓬勃勃的春意，正在急剧发展之中。从“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一联里，透露出另一个消息：很快地就会姹紫嫣红开遍，湖上镜台里即将出现浓妆艳抹的西施。
方东树说这诗“象中有兴，有人在，不比死句。”（《续昭昧詹言》）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象的工致刻画，而在于即景寓情，写出了融和骀宕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所谓“象中有兴，有人在”；所谓“随物赋形，所在充满”（王若虚《滹南诗话》），是应该从这个意义去理解的。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http://hi.baidu.com/alivein1984/blog/item/e72a9af2212d5519b07ec5d5
钱仲联·马茂元
舒 芜
我今年８３岁，平生抗战流亡，奔走衣食，住过经过的都邑乡村不算少。其间专为游览而去的，至今惟有苏州、杭州两处。说来寒碜，那是１９７９年，我已经五十七，由北京到昆明参加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讨论会。会上并不怎么讨论学术，“四人帮”刚打倒，知识分子觉得又来了一个春天，新知旧雨，劫后重逢，大谈特谈的是劫中种种非常遭遇，红黄蓝白黑色的幽默都有。
表兄马茂元同时与会。他是我们表兄弟辈儿时玩伴中的领头人。我进桐城中学初中，他初中毕业，即以同等学力考入有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立刻成为名闻全校的“名学生”。正如他的老师钱仲联先生后来有诗回忆道：“当年南岳讲堂开，天马西江蹴踏来。”可以想见，每年寒暑假回家，他总是把学校中的种种情况向我们絮絮道来，从校长唐文治先生起，有哪些著名老师，开了哪些课程，谁的学问怎样，谁的风采怎样，同学中有哪些才子才女，等等。最年轻的老师是钱仲联先生，本校第一名毕业，深受学生敬爱。他教课严格，常常要学生当堂完成诗词习作若干首。有的女同学完不成，只好请高才快手的同学当枪手，课后请吃小馆酬谢。学生中自行组织的诗社，仍然纷纷聘请钱仲联先生当指导。所有这些，我耳熟能详，好像我也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学生一样。
长大以后，茂元表兄与我天各一方，离多会少，解放后我在北京，他在上海，经过“文革”浩劫，居然有机会一同参加学会，已经难得。更难得的是，我久仰大名的钱仲联先生也与会。我入世早，多与年长者同事。他们谦虚客气，总以同辈相待。我不愿妄自菲薄，对于长我十来岁的，遵守“十年以长，则兄事之”的古礼，但也不敢妄自尊大，对于长我二十来岁的，完全以前辈师辈待之。钱仲联先生则不论比我大多少，由于茂元表兄的关系，他当然不折不扣应该算做我的师辈。我同茂元谈起，想会后到苏州一游。茂元立刻同钱先生商量，请他导游，他惠然允许，并且与茂元共同替我安排了一个最佳游览日程。茂元开玩笑说：“你是基辛格，我是为基辛格安排日程的黑格了。”
到苏州几天中，钱先生极其认真负责地带我游过最有代表性的园林，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我都觉得相当紧张，他却毫无倦意，还特地请我到他家吃师母做的馄饨。他这样的古道热肠，给我的教育，比什么都深刻。苏州园林之美不胜收，不待我来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小小的网师园，最有尺幅千里之妙，但是毕竟游得匆促，许多地方在我心目中已经很模糊，只有钱仲联先生巍然一老的身影，还有戏说为我做“黑格”的亲爱的表兄马茂元，还屹立在那里，使我永远忘不了苏州。斯地也，而着斯人也；斯人也，而关斯地也，真是天造地设！
主持人：王充闾先生以散文著名，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西厢里的房客》、《一夜芳邻》、《山城的静中消息》、《天凉好个秋》、《我有诗魂招不得》一套六册散文集，为读者提供了他几十年散文创作的完整文本。
关于充闾先生的散文，贺绍俊君认为他包含两种情怀，“一种是人文情怀，一种是政治情怀，二者相得益彰。王充闾倾情于历史文化散文，这本身就看出他的一种远大的政治情怀，关注历史，也就是关注现实政治，关注社稷兴亡、民族命运。王充闾的散文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充溢着浓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为王充闾是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散文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所以，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借鉴，并不像传统观念拘谨下旧文人那样总是陷在循环论的历史框架内不能自拔”。祝勇君则说：“王充闾的散文特点，是在思考人的生存困境的问题，就是人的复杂性。王充闾不管是写曾国藩，还是写李鸿章，都是在考虑人的复杂性，人的生存困境，人的生存困境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本性跟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就让我们来读读这篇《沧浪“三忘”》。
值得一说的是，充闾先生有一本书就名为《沧浪之水》，可见他对“沧浪”这两个字“情有独锺”，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444.htm
马茂元（１９１８－－１９８９），字懋园，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安徽桐城人。１９３８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曾任安徽省教育厅编审、秘书。建国后，历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教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唐诗、楚辞研究。著有《古诗十九首初探》、《晚照楼论文集》，编有《楚辞选》、《唐诗选》。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马茂元 生于1918年，卒于1989年，桐城派殿军马其昶之长孙，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回乡任教于桐城中学、省立第一中学等校，后担任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这一时期，主要从事旧体诗的创作。解放后，先后任教于南京市立师范、华东速成学校、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等校。先后出版了《古诗十九首探索》、《楚辞选》，主编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 主要研究目标在唐诗。代表作有《唐诗选》、《唐才子传笺证》等。 曾任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几十年来致力于唐诗、楚辞的研究。早年在《国专月刊》、《学术世界》、《新学风》、《皖报》、《安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旧体诗文。编撰《古诗十九首探索》(1957年)、《楚辞选》(1958年)、《唐诗选》(1960年)、《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1963年)等书，是国内著名的唐诗和楚词研究专家。 字懋元，安徽桐城人。1918年阴历9月13日出生。1938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回乡任教于桐城中学、省立第一中学等校。后担任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这一时期，主要从事旧体诗的创作。解放后，先后任教于南京市立师范、华东速成学校、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等校。先后出版了《古诗十九首探索》、《楚辞选》，主编了《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主要研究目标在唐诗。代表作有《唐诗选》、《唐才子传笺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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