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伊始颇尚贤，移风易俗厉纠偏。励精图治革旧法，功业不凡谱新篇。
秦楚会盟敢历险，武关遗悔后世鉴。宁死不屈卫社稷，楚人敬仰热泪涟。
楚怀王熊槐（约前355年―前296年），芈姓，熊氏，名槐，出生于湖北广陵（今湖北荆州），是楚威王之子，楚顷襄王之父，战国时期楚国国君，前328年―前299年在位。
提到这位先王，人们往往想到的是那个“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不听屈原之谏，偏信奸臣之言，最终客死他乡的楚国国君。
但据现实考古认证推论，历史上的楚怀王并不是无道昏君。其在位前期，也曾奋发图强，有所作为，将楚国的霸业推向了巅峰。其在秦楚会盟时挺身历险、宁死不屈、客死秦国的悲惨晚境，也博得了楚国百姓的深切同情。以至于秦末项梁、项羽叔侄起义时，还要打着楚怀王的旗号收买人心。
“雪中送炭” 的典故，说的就是战国时期楚怀王颁旨下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游客送去取暖的煤炭。当时正值岁末冬天，下起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楚怀王叫人在宫殿里点上炉火，烧得旺旺的，又穿上厚厚的皮大袄，还是觉得身上发冷，直打寒战。此时，楚怀王想起了他的臣民们：我把炉火点得这么大，身上还穿着这么厚的皮袄，竟然仍然很冷，那我的子民们既没有炉火烤，又没有皮袄穿，岂不是更冷得难以忍受？楚怀王心情顿时沉重，且当时国库颇丰，于是他颁下旨令，给全国的贫苦百姓和旅客送去取暖的煤炭。人们在得到君主送来的燃料后，很是高兴，也非常感动，十分感激这位爱护百姓的贤王，都称赞他是位好国王。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历经楚威王的文治武功，楚怀王接手了当时世界上版图最为辽阔的大国（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分裂，国土面积原为第二的楚国跃升第一），此时放眼中原列国，魏国日益衰微，雄风不再。
公元前323年，楚怀王以送魏公子高返国为名，命大司马昭阳攻魏，大胜于襄阳，夺魏八城。战国之初独领风骚的魏国，在齐楚秦三大强国的夹击下，沦为了中原争霸的筹码。打败不可一世的魏国后，楚怀王又把目标投向了迅速崛起的秦国。公元前318年，在魏人公孙衍的组织下，楚、韩、赵、魏、燕组成了五国合纵。楚怀王当仁不让，被推举为合纵长，俨然成为魏惠王之后又一位诸侯盟主。
由于列国各怀鬼胎，五国攻秦无功而返，但也或多或少压制了秦人东出的锐气，加之此时齐国虽然富强，却较为安分，楚怀王可谓力压群雄，风光无限，楚国的霸业也就此达到了顶峰。外战上节节胜利的同时，楚怀王也深知大争之世，变法图强的重要性，在他的支持下，年轻贵族屈原被任命为左徒，在楚悼王，楚威王变革的基础上，开始了又一次变法。
屈原针对楚国贵族权力过大，垄断政治资源，严重威胁君权，致使国家行政效率低下，官员贪腐严重的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革，其措施大致有：
一是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强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战国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一面是严刑峻法，高压管束，一面又让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以奖罚制度来将臣工和百姓变成国家的军政资源。
二是举贤能，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独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田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却以文弱之势日渐消沉了下去。
三是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王庭。
四是禁朋党，鉴于楚国的王室贵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五是明赏罚，无论是法家的商鞅还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以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六是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因为楚国早期王权的强大，王室贵族们手握大权，极端腐败。此次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对长期把持楚国朝政的王室贵族而言，屈原的变法无异于釜底抽薪。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贵族们各种各样的抵制。而即位以来一路顺风顺水的楚怀王，也显然低估了变法的艰巨性，面对联合反对变法的贵族势力，他没有像秦孝公那样坚定的意志，而是选择了贬黜屈原，向旧贵族妥协，变法半途而废。
屈原变法的失败，让楚国丧失了革故鼎新，一统天下的良机。此刻历经商鞅变法，国力与日俱增的秦国，加紧了东出争霸的步伐，两大强国之间的殊死较量，已然是在所难免了。楚怀王并未忽视来自西线的威胁，五国攻秦后，楚国又采取了联齐攻秦之策。前313年，齐楚联军攻取曲沃，斩断了秦人东出的触角。
为了打败长期遏制秦国东出的楚国，秦相张仪不惜采取欺诈的卑劣手段，谎称以商於六百里之地换齐楚断交，楚国履约之后又说只承诺了自己的六里封地。
发觉上当的怀王勃然大怒，举兵伐秦，被魏章大破于丹阳，斩首八万，秦军乘胜攻占楚国汉中之地，使秦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后人在评价丹阳之战时，大多指责楚怀王轻信张仪，贪图小利，自取其辱。事实上商於之地对于楚国而言，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绝非苍头小利。而张仪身为大国之相出尔反尔的行为，即使在礼崩乐坏的战国乱世，也无疑突破了世人的道德底线，难怪楚怀王会被其所骗。
更需指出的是，兵败丹阳后，楚怀王并未就此一蹶不振。战后不久，他趁秦军主力前往巴蜀平乱之机，倾全国之兵攻秦，楚军势如破竹，直扑咸阳，秦惠文王急调秦师回援，双方在距离咸阳不足百里的蓝田交战。后世历史学家根据史料分析，此战的结果应是旗鼓相当，秦军并未将楚军击退，无奈之下，张仪以归还之前所占城池为代价，说服韩魏攻楚本土，楚军被迫回防，才解了蓝田之围。
丹阳、蓝田之战后，楚国损兵折地，无力遏秦东出，韩魏两国落井下石，攻取楚在中原的领土，又兼自绝于齐，楚国顿时陷入了三面受敌的险境。面对危局，楚怀王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他一边试图恢复与齐的联盟，一边伺机吞并春秋末年的霸主越国以弥补对秦战争的损失。
前306年，楚怀王趁越国内乱之机大举伐越，占领越国位于原吴国故地的国都，斩杀越王无疆，设江东为郡。越国自此分崩离析，残余力量逃往长江南部沿海的越国故地，族人头领各自为政，称君称王。攻灭越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楚国在西线的战略损失，但仍没能挽回整体上的颓势。齐宣王趁楚国刚刚灭越，未及喘息之机，合韩魏之兵来犯。迫于形势，楚怀王不得不向宿敌秦国求救，并将太子横质于秦，方才退了三国之兵。
前302年，质于秦的太子横在酒后和一位秦大夫发生争执，一怒之下将其打死，并在事后畏罪潜逃回国，秦楚之盟因此破裂。眼见秦楚闹翻了，齐宣王再度纠合韩魏攻楚，以报当年被拉黑的一箭之仇。在齐将匡章的指挥下，前301年，齐、韩、魏联军大败楚军于垂沙，楚军主将唐昧战死，阵亡于此役的将校数以千计，宛、叶以北的大片土地为韩魏侵占，唐昧的副将庄峤起兵造反，一度攻破郢都，将楚国的统治区域四分五裂。
与楚翻脸的秦国也趁火打劫，大破楚军，斩楚将景缺。如同马陵之战后的魏国一般，怀王即位之初兵强马壮、傲视天下的楚国，在齐、秦、韩、魏的轮番打击下，日薄西山，开始沦为齐秦两强争霸拉拢的对象。似乎是上天觉得楚人的命运还不够悲催，前299年，为了进一步削弱已经衰弱的楚国，秦昭襄王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攻占楚国八城，一面邀请楚王会盟武关。
为了让楚国免于陷入东西夹击的境地，楚怀王在将太子横质于齐国的同时，不顾屈原等人的劝告，前往武关与秦昭襄王会盟。楚怀王到达武关后，秦王不顾当时基本的国际外交规则，将怀王扣押，逼其割让巫郡与黔中郡。楚怀王为维护国家利益，誓死不从，遂被秦人囚禁。此间，楚人将太子横从齐接回，立为新的楚王。公元前296年，一代霸主楚怀王客死于秦，秦昭襄王把他的遗体送还楚国，“楚人皆泣之，如丧考妣”。
纵观楚怀王一生，夺魏八城，攻灭越国，合纵压秦，推行变法，文治武功不在其父楚威王之下。然而其对楚国变法的艰难和当时的国际形势认识不足，缺乏坚持改革的魄力，在内政外交上失察误判，终至身陷于秦，下场凄凉。
楚怀王和屈原君臣之间，有过亲密的合作，也有过矛盾冲突。他和屈原之间的合作，也终究没能像秦孝公与商鞅那样坚定。比之至少还能死在楚国故土的屈子，身为一国之君，命丧异国他乡的楚怀王，无疑更加值得同情。
楚国的噩梦没有因为怀王之死而终结，十余年后，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顷襄王仓皇出逃。同年五月五日，带着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和对楚怀王的怀念，屈原纵身一跃，投入了汨罗江中。楚国自此偏安一隅，苟延残喘，直至战国末年为秦将王翦所灭。
陕西省丹凤县的武关，是战国时秦之南关，秦楚分界墙就在武关东门外的岭上，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战国七雄，尔虞我诈，争斗不休。秦楚屡战，楚国多败。公元前299年，秦昭王的谋臣出主意，以礼代兵。于是，秦昭王遣使给楚怀王书信。
书云：“始寡人与王约为兄弟，两国至欢。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罪而逃回，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于齐。寡人与楚接壤疆界，又为婚姻，相亲已久。而今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于武关，当面订约结盟，还王之侵地，复遂前好，惟王许之。王如不从，是明绝寡人也，寡人不得已以兵戎相见。望君三思。”
楚怀王览书，犹豫不决。便召集群臣议事。怀王说：“秦王请我到武关去定盟约，不去恐激怒秦国，去又怕被秦所骗。众位爱卿以为如何？”三闾大夫屈原说：“秦国强暴，犹如虎狼，楚国受它欺负已不止一次，大王若去，必上秦圈套。”相国昭睢也说：“屈大夫之言有道理，大王不能去。”上官大夫靳尚说：“秦王是大王的亲戚，正是把亲戚看作敌人，才打了败仗，死了将士，丢了土地；如今秦国愿意与咱亲善，咱们却要推辞，万一惹怒秦王，岂不更糟了吗？”楚怀王的小儿公子兰也说：“我姐嫁给秦国的太子，我又娶了秦王的女儿，亲上加亲，理当亲近些才对，父王可不能拒绝秦王的好意。”
楚怀王考虑到江山社稷的安危，为了避免战争对人民的侵害和摧残，他毅然决定去武关会盟。怀王上车欲行时，屈原攀车苦谏劝怀王勿去。怀王赴会心切，未能听进忠臣之言。
秦昭王在派使者遣书的同时，令其弟泾阳君乘王车羽麾，侍卫俱全，诈称秦王来到武关，并令大将军白起引兵万人伏兵关内，以劫楚王，又令蒙骜将军引兵万人伏于关外，里应外合。
楚怀王带靳尚等人到了武关城下，只见关门大开，秦使者出迎：“我国大王已在关内等待君王三日矣，今是两王相见，其余人等皆到馆舍休息。”怀王随使者入关，刚进关门，只听一声炮响，关门已紧闭。怀王心疑，忙问使者：“关门为何太急？”使者说：“此秦法规定，战争年代，只得如此，请勿见怪。”怀王又问：“秦王何在？”使者答：“在公馆等候多时。”随着使者指向，望见秦王侍卫列队公馆前，至门口，馆中一人出迎，怀王看他虽锦袍玉带，头戴王冕，但举动不像秦王，正在踌躇时，那人鞠躬道：“我乃秦王之弟泾阳君也”，边说边指：“请大王先到馆中叙话。”怀王只得入馆，泾阳君与怀王刚坐下还未开口，只听得外面一片喊声，秦兵层层围住公馆。怀王迟疑地问：“寡人赴秦王之约，为何以重兵包围。”泾阳君笑而答道：“并无伤害之意。只是王兄有微恙，不能出门，有恐失信于贵国，故使微臣奉迎大王屈至咸阳与王兄相会。派少数兵士，为君护卫，以防不测，请勿见怪。”楚怀王不由自主地被簇拥上车。泾阳君陪乘，白起领兵四下护卫，往咸阳进发。此时楚怀王悔恨莫及。
后来楚怀王客死咸阳，运尸而归。唐代诗人杜牧在游武关时，曾题诗以咏其事。正是：秦楚会盟，怀王被骗，武关遗悔，后世当鉴。曾有作家将此故事编成《武关悔》戏剧，告诫世人，善识忠奸。
电视剧《思美人》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为了楚国的江山社稷安稳和百姓的安危，楚怀王迫不得已要赴武关会盟。在楚怀王与屈原交心交底的一席话下，屈原对国君的苦衷有了理解。屈原与楚王对坐饮酒，回忆起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君臣两人磕磕绊绊一道走来，时至今日，屈原已经过了不惑之年，而楚王也两鬓斑白了。楚王感伤地表示，自己此去恐怕真的再也回不来了。楚王道明自己此行的目的，一来是与知己叙旧，二来，竟似有托孤之意。楚王掏心掏肺地叮嘱屈原，从今往后朝政之事要量力而行，不可操之过急以至于覆水难收。临行前，楚王请求屈原再为自己抚琴一曲，悠悠哀琴里，屈原且弹且泣，楚王感慨怅然。曲近尾终，琴弦崩断。屈原再难掩哀意，俯首痛哭。
春秋时代，秦国名声还是很不错的。真正被天下人所不齿，从商鞅使诈生擒魏国公子卯；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诈骗楚怀王，空手套白狼破解齐楚联盟；秦昭襄王更囚禁来访的楚怀王，要挟割地，竟将他逼死，这都严重破坏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交往的礼义诚信的底线，也让秦国蒙上了“虎狼之国”的污名。
秦王嬴稷和丞相魏冉君臣的真正错误，是对楚国的连战连捷，最终迫使楚怀王屈服来朝后，当真将楚国看做了可被秦国任意宰割的臣从国，忽视了其作为一个立国悠久、地域辽阔大国的自尊，最后激起了楚人举国公愤。以楚怀王熊槐的性命为血祭，秦楚两国结下不死不休的血仇，战争不休，最终在百年之后，秦虽灭楚，楚亦亡秦。
到了百年之后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六国复国反秦，楚人还特意选择了熊槐的一个孙子熊心为楚王，仍以“楚怀王”为名，以此激发楚地民气，最终也是在他的名义下，楚将项羽和刘邦将秦国覆灭。
从执政伊始到客死秦国的楚怀王熊槐，历史评说不一。楚怀王执政前期（前328—前313年），楚国国家富裕，他本人亦愿图强，因此此阶段是一幕喜剧。然而，自前 312年起，楚国在丹阳、蓝田两次大的战役后，楚国由盛转衰，怀王的喜剧转变成了悲剧。楚怀王生前的悲剧一直延续到他客死秦国。悲剧的产生和延续，与楚怀王对内政外交失察误判、处置不当有关，同时也与楚国本身权力和人才制度的弊端、楚臣们的腐化有关。
楚怀王死后，关于他的评价与他本人生前相反，经历了由悲到喜的过程。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界和文学界大都对他持否定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依据文史资料和地下出土资料等对楚怀王进行了重新审视，肯定了他的可取之处。楚怀王生前身后的悲喜剧，反映了楚怀王本人思想的复杂性。楚怀王执政之初心愿图强，初衷值得肯定；但楚国的由盛转衰，也有他个人失察误判方面的原因。他忠于社稷，宁死不屈，保持了晚节，终于赢得了后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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