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在清朝以前是没有伐木工这一职业的，甚至在清朝康熙年间，清朝政府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对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林区实行禁伐森林、禁采矿、禁渔猎、禁农牧的“四禁政策”。当时的大兴安岭，只有千余人的蒙古、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在呼玛河、盘古河、阿木尔河上游一带进行狩猎和狩牧活动。到了清光绪六年(1880年)，清朝政府宣布东北放荒，才有大批农民闯进了关东，其中一小部分人闯入了大兴安岭巴林、雅鲁一带。他们在深山老林里开垦荒地，过着刀耕火种、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
闯关东的人，大都是天灾人祸给逼出来的，当时曾流传“穷走南、富进京、死逼无奈闯关东”这一说法。1896年，清朝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在此基础上又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清政府“允许开采木植煤能，为铁路需要”“准许公司在官地森林内自行采伐”。根据条约的规定，沙俄在我国东北取得了中东铁路修建权。而且还可以任意开采成吉思汗—牙克石之间长达600里，宽60里的铁路两侧的林木，用于修路、出售、建房，致使砍伐森林一发不可收。俄商谢夫谦克、拉木斯齐、沃伦措夫先后在华建公司伐木，其中沃伦措夫兄弟公司的财产直至1951年才由喜桂图旗全部接收。
1932年，日本侵略者又将中东铁路所属公司林场的经营权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将大兴安岭林区分为三满、北伦、嫩江三个经营区，15个施业区。又先后在海拉尔、阿尔山、扎兰屯、王爷庙、黑河、嫩江设立营林署，从1896年修建中东铁路到1945年林区解放为止，在大兴安岭共砍伐林木达1500多万立方米。当时林区的劳工最多时达到了4500人。到林区来的人，除一部分是当年闯关东来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当时所谓的各大公司招工而来，再则就是被抓劳工而来。他们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分散在大兴安岭沟沟叉叉的各个作业点。住的是地窨子、工棚子，睡的是小杆大通铺，平时吃的是冻白菜、大头菜、糠窝窝，只有在过年过节或是木材流送时才能吃到猪肉、白面、粉条。一个采伐季节下来，人们又都从各个沟叉里走了出来，汇集到当时所谓的繁华市镇。这些伐木工大都是一人，极少有人携带家小。他们到了繁华市镇后，有家室老小的汉子将挣到的钱汇回了老家，来去无牵挂的则整日沉溺于饭馆、赌场、妓院之中。挥霍了一阵子之后，两手空空又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只好乖乖返回伐木场，继续伐木生涯，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当时伐木工们伐木使用的是二人抬大肚子锯，两个人使用同一把锯在树的两侧站立伐木。伐木时根本没有设计、规划，而是采用漫山遍野相中哪棵便伐哪棵的“拔大毛”方式。伐木时不易控制树倒方向，因此，危险性极高，伐完木造成楗子运到楞场归楞。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运力的限制，楞场往往设立在河边。待到每年春季冰河解冻、桃花汛下来的时候，流送木材出山。当时的大雁河、伊敏河、激流河、哈拉哈河、苏呼河、绰尔河、西尼气河、伊图里河均是流送木材的主要河段。流放的工作流程是推河、赶羊、着绠、出河。流送过程中，赶散羊容易出现插垛（木材在河中受阻堆积在一起形成木垛），少者数百立方米，多者达万米以上。负责拆垛的“嘎老五”则干的是危险大的工作，常常为此丢命。一有插垛，把头们往往悬赏拆垛，重赏之下的勇夫也往往就成了钱下之鬼。另一种流送方式就是放木排，即人站在木排上撑着木排顺流而下，遇于险滩、暗礁，往往排散人伤。
伐木及流放是极其危险的工作，每年上山前，人们照例要拜山神。为了一天的平安无事，每天早晨上山前，伐木工们都谨谨慎慎，唯恐说出不吉利的话。人们对于山神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山上的树墩，伐木工们称之为山神爷的座位，是不允许在其上放置工具、衣物或是坐上休息的。每年的三月十六，每月的初一、十五，伐木工们都要到山神庙上香祈求平安。山神庙也很简单，就是在工棚附近阳坡选一棵粗壮高树，在根部砍一凹兜，写上“山神庙”“山神爷”字样，外面蒙上一块红布，人们相信只有山神爷才能保佑伐木工们的平安。
各个采木公司下设有分公司，有大柜二柜，下面还有大把头、二把头。经过层层盘剥，到伐木工手里就几乎没几个钱了。解放前，这些封建把头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采取超经济的剥削手段。垄断劳动力雇佣，克扣工人工资，野蛮地剥削和打骂工人，蹂躏工人妻女，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解放后，青帮头子、地主分子、警察、国兵漏子等一些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当时牙林线的中长铁路林业所由于对生产经营管理不善，采取了外包的经营模式，把伐木生产任务全包给白俄罗斯把头，而白俄罗斯把头再包给各个伐木点的大小把头，这些把头们仍然因袭或利用工人群众苦难岁月参加的帮口、宗派关系，分裂工人队伍，隐蔽或者公开地继续作恶，残酷地压榨、奴役、打骂工人，甚至随意开除，还要从工人工资中抽出30%的红利交给大柜、二柜和大把头、小把头。这些把头们无恶不作，欺上瞒下，贪污腐化、霸占工人妻小。牙林线大柜五福贪污1.532亿元流通券，绰尔把头安景盛贪污1.158亿元流通券。这些把头贪污的手段有：在木材销售价格上作弊，层层抬高销售价；抬高供给林业工人的劳动工具价格，如大锯60万元（流通券）一把，却卖100万元（流通券）一把，毡疙瘩25万元（流通券）一双，却卖40万元（流通券）一双；克扣工人工资，层层剥削，工人每月开支300万元流通券，除了伙食费所剩就寥寥无几了。这激起了广大伐木工人的不满。
为了保障林业生产，改善林业工人环境，废除封建把头制成为解放后林区的首要工作。于是在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首先开展了对伐木工人的阶级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在牙克石等地迅速、全面地开展了启蒙教育。通过与工人开展谈话和举行忆苦诉苦大会，办伐木工人短训班等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阶级教育。这场启蒙教育，使伐木工人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清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帮派、帮会，增进了伐木工人之间的阶级感情。
工作组深入到绰尔97公里事业所，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之后，于1949年12月4日召开了对97公里作业所主任、大柜傅云章，112公里伐木作业所把头林青，山神庙杂工队队长、把头王福全等人的斗争大会。在会上，这些把头坦白交代了其剥削、压迫伐木工人的罪恶事实，接着伐木工人悲愤地控诉了这些把头的种种罪行。老工人诉苦说，在旧社会，吃的是苦辣的橡子面和发霉的豆饼，穿的是麻袋片和粗更生布，每天天没亮，日本鬼子和狗腿子、把头们，就挥舞着皮鞭，把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伐木工人，像赶牲口似地赶到山上伐木。他们在零下50度严寒的雪地上，穿着破布条似的棉衣，在冻得透骨的凛冽寒风中作业，每天劳动十几个钟头。晚间回来住的是胜过牢狱的透风漏雨的破屋，又黑又脏又臭，身上盖的是破麻袋片，工友们成年和饥饿、疾病作斗争。把头们还说，“你们脑袋还硬，硬就得去干活儿”。林业工人出卖自己的血和汗，干到老、干到死，还是穷光棍一条，连娶个老婆都不敢想。死了后扔到山上，还不如条狗。一辈子的辛勤劳动果实，都被把头们剥夺得一干二净。通过算细账，彻底清算了这些把头们的种种罪恶。在斗争大会上伐木工人不断高呼打倒封建把头傅云章、林青、安景盛等口号。在会场伐木工人严厉惩处封建把头傅云章、林青、安景盛、王福全的强烈要求下，1949年12月9日，由博克图镇人民政府当场宣布：判处傅云章、林青、安景盛、王福全有期徒刑五年。伐木工人群情激昂，全体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会后伐木工人们扬眉吐气，高举红旗，举行了游行示威。
据《呼纳盟讯》：“牙克石街政府为取消封建把头制，即开始进行把头登记。把头制是在伪满时期存在的制度，是把头从林场（林务所）包下来任务，再包给一部分工人，他们从中取利，内蒙古各林务局已取消把头制，改为工长或小组长制，但在中长铁路与沃伦措夫合办的牙克石林务办事处还存在着用把头制包工作业（即采伐作业）的情况，其中除有些作业所经营的把头以外，存有相当数目的二流子出身的把头，如迟宝延、郭旭东等对采伐作业一点不懂，把头李景波是商人出身，还参加过国民党组织，他们不但自己不参加作业，还不好好组织工人去完成作业任务。有些把头有活就包，甚至包了十几样工程，而他自己不去领导干活，很多把头不按时给工友开支，在林场领了款却说：林场没开支。他们暗中倒买倒卖，更坏的是徐国良等把头，不给工人开支，自己却花天酒地。还有林青等两名把头领了工人工资逃跑了。这给工人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对完成生产任务影响很大。这些把头拖欠中长铁路林场款就有31.8亿（内蒙币）。根据这些情况，当地政府从1949年12月开始审查，登记大小把头150余人，受审者38人。”
经过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反对封建把头的斗争，由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延续数百年的封建把头制后，林业工人的生产干劲迅猛高涨，每个伐木工人的平均生产率较日伪时期提高了40%以上。随着生产的发展，伐木工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作业两年以上的伐木工人至少有两三套衣服和一套完整的行李，绰尔林区老工人李德义说：“过去俺工人搬家只用一辆马车就可以拉得精光，现在搬家就是四五辆马车也拉不完啊！”各林务分局都为伐木工人设立了医院、食堂、理发所、招待所、被服厂、澡堂和职工消费合作社，还建立了两所能容纳600余人的职工俱乐部，经常给伐木工人放映电影。还给伐木工人盖了职工住宅宿舍，有的伐木工人还成了家，仅牙林线库都尔第三采伐工会支会300余名工人中，结婚成家的就有71人。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全国煤炭工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废除把头制度》的三个文件。之后工作组进驻牙林线各个伐木点，开始深入开展清算把头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反封建把头工作团”进驻后，伐木工人集会，愤怒声讨乌尔旗汉、煤田作业所把头杨青山，121公里（今原林）作业所把头宋盘，白俄罗斯把头郭西卡，136公里鲁都尔（爱林）把头西辽斯等人。伐木工人怒火满胸膛，以血泪斑斑的事实愤怒控诉了封建把头的种种罪行。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团团长范继先宣布：“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决定，从现在起彻底废除封建把头制，工人阶级是中国的主人，每个作业所工人民主协商决定生产、生活问题。”牙克石街人民政府宣布：把头杨青山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解散在136公里的妓院，由政府拿路费送回家，无家可归的在异地安置；在136公里成立“装车工会”。
彻底废除了林区封建把头制度后，伐木工人获得了解放，伐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林业生产进入了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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