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我国明永乐年间组织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据文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1735）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 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4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最初的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951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还归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统称国图）。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以为纪念。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1965年回到国家图书馆。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天假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经各方努力，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过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郑振铎先生曾经感慨地说道：“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从知识门类上讲，则“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真可谓包罗万象；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文渊阁所藏图书，到万历间重修书目时，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朝徐健庵修一统志时，更已“寥寥无几”。因此，《大典》就成了保存这些佚书的独一无二的宝库。
《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巨大价值，在修《四库全书》时充分体现出来。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内辑录佚书，共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尽管如此，袁同礼先生还批评说：“宋元以来所亡之书，虽赖得传，然当时编校者，遗漏之处尚多。”从后人仍时有辑出的情况看，袁先生的这个批评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从《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诸帝各朝实录，史料价值极高。所以“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但元、明以后，传本湮没，幸赖邵晋涵等从《大典》录出原文，仍按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才使二十四史无有缺遗。
为此乾隆皇帝非常高兴，特意做了《题旧五代史八韵》，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架子上刻有乾隆御笔的此诗。
卷13965—13991 就收有戏文33种，卷20737—20757 又收杂剧90 种（赵万里先生所作《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列有上述作品篇名，可资参阅）。
《大典》内辑录的久无传本的文学作品，更是不可胜数。其中如宋代李希声、徐师川等人的诗歌以及宋元许多诗人的作品，就有不少是人所未闻的。再如南宋浙江一带民间流传的南戏，大都亡佚，流传下来的也不过《琵琶记》《杀狗记》《拜月记》《荆钗记》等，而残存的《大典》中就辑出《小孙屠》《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这些作品的发现，无疑给我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2004年出版的《永乐大典方志辑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了失传已久的全部方志，凡900余种，其中宋元及其以前方志约180种，700余种明初方志，记载了宋元及明初各地行政建置沿革、地理方位、城池坊乡、学校选举、田赋户口、仓廪铺舍、矿产土贡、宫室寺观、风土民情、名胜古迹、人物遗事、诗词文章等，对研究宋元明初的历史文学、语言哲学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图书馆很早就开始了对《永乐大典》的关注和研究。
2002年国家图书馆召开“《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激发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更多的关注，在筹备研讨会的几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如《永乐大典》中的佛教文献、《永乐大典》的主题标引等等，都反映了新一代图书馆员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关注。在开幕式上任继愈馆长呼吁，将存世的永乐大典以各种渠道回归、复制集中进行影印出版，进行研究。开幕式上，牛津大学的何大伟先生还将阿伯丁藏《永乐大典》的数字影像赠送给国家图书馆。
200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现存于内陆的《永乐大典》全部原样影印出版，近年又进行重印。同时尽力将境外藏《永乐大典》出版，方便学术研究。目前已经有233册完成影印。
2003年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进行了整体修复，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掏补的方法，在最少干预的原则下，使大典获得更好的保护。在国家财政额支持下，我们为《永乐大典》制作了新的书柜。使永乐大典有了更好的保护条件。在书柜里我们预留了几十个抽屉，希望有更多的卷册能够回归团聚。
《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公益展览中也多次展出，2019年进行了“旷世宏编，文献大成——《永乐大典》”专题展览，展示了《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展览同时古籍馆在蜻蜓FM中讲述《永乐大典》的故事，收听者众多。体现了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在不断提高。
《永乐大典》寄托着太多的民族情感。国家图书馆的关注从未间断。我们期待能够了解由于历史原因散落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永乐大典》更多成员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促成这个《永乐大典》大家庭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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