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蒙古人征服了辽阔的土地，但到最后，蒙古人和以前的匈奴人及突厥人一样，输在了骑马民族固有的弱点上，那就是他们征服了地方后没有能力建立永久的权力。成吉思汗具有高超的行政能力，但他的目的是攫取财富而不是稳定社会，是为了维持游牧生活而不是改变那种生活。他不能指定单独的一个继承人并为其确立合法性，连蒙古人都如此认为，更遑论他治下的其他民族。根据游牧民族的习惯，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领土、子民、畜群——都要在儿子中平分，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时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帝国被他的大妻孛儿帖所生的四个儿子瓜分了。根据传统，最小的儿子继承了祖传的土地，征服得来的领土则由其他儿子平分。后几代人期间，统治俄罗斯的蒙古人自家管自家事，但中亚和中国的蒙古人就王位的继承起了争端，导致成吉思汗的孙子之间爆发了内战。统治中亚的旭烈兀同意支持哥哥忽必烈得到成吉思汗曾拥有的大汗之位后，争端得到了解决，但蒙古中心地区的团结并没有恢复。忽必烈正忙于在中国作战，最终在中国建立了蒙古人的元朝，但那场战争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并使追随他的蒙古人逐渐脱离了他们原来大草原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旭烈兀在争夺中亚的主导权，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东部和伊斯兰土地接壤地区的战事，最终投入了对哈里发辖地的战争。
蒙古黄金家族谱系
回过头去，可以看到蒙古帝国的解体始自忽必烈把精力转向中国，但当时伊斯兰教属地和基督教的西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都正确地把蒙古帝国视为一支依然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出发点正好相反。它们双方为争夺对圣地的控制权，已经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仗，胜负难分，此时旭烈兀带领蒙古人从中亚挥师前来的消息给一方带来了恐惧，给另一方带来的却是希望。燃起希望的是东方拉丁王国的十字军。十字军对伊斯兰教来说，仅仅是一个“边境问题”，是众多此类问题的一个，而自从十字军于1099年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也确实未能再前进一步。到12世纪，甚至连耶路撒冷也被萨拉丁收入囊中。萨拉丁大军过后，十字军只剩了叙利亚沿岸的几个飞地在苦苦支撑。然而，东征在西方引起的热情未有稍减，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加入到十字军中来。到13世纪已经进行了5次“官方”的东征，还有不计其数的没能成行的远征和对基督教会在其他地方的敌人的讨伐。成立了强大的骑士社团，成员加入时要立下护教的誓言；东征部队的王国边界上建造了一系列坚固的堡垒供骑士们驻扎；“骑士行为”的准则进一步完善，传播到整个基督教欧洲骑士阶层——这些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1140年时十字军国家疆域
从11世纪到13世纪，西方贵族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了战争，也是在此期间，骑士精神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军事文化中最重要的因素。国王愿意东征，没有土地的骑士也踊跃参加，希望在东方一举成名并大发横财，因此响应东征号召的人源源不断。到13世纪中期，旭烈兀的蒙古军队蓄势冲出中亚时，耶路撒冷已被收回，拉丁王国的完整也得到了恢复。十字军似乎时来运转，最初东征的希望再次燃起。然而，十字军过去希望破灭的次数太多了。没有人会把困境的暂时缓解误会以为力量对比的改变。力量大的一方仍旧是伊斯兰，它似乎能够无限地动员自身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来发动新的攻势。在单一战线的作战中，优势尽在伊斯兰一方。旭烈兀的蒙古军队从中亚开来的消息若是属实，十字军的敌人就有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十字军自然希望这能使自己的处境因之改善。满怀希望的十字军甚至利用人们对神秘的骑马民族的名字弄不清楚的情况，编造出了一位名叫“祭祀王约翰”（Prester John）的基督教国王，说他正从大草原深处飞驰前来拯救十字军。旭烈兀当然和“祭祀王约翰”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十字军把他们视为对他们的敌人的威胁倒是没有错。伊斯兰一方听到蒙古人前来的消息凛然而惊，感到事情不妙，这也没有错。至于蒙古人到底有多可怕，很快就会亲自领教。
十字军骑士
萨拉丁在12世纪对十字军连战连捷，把伊斯兰实际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他的后代成了那里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然而，合法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辖地的王廷仍然在巴格达，正处于蒙古大军的来路之上。旭烈兀于1256年逐渐逼近，开始时没有引起警惕，因为蒙古人似乎针对的是暗杀团那个专以谋杀为目的的教派；旭烈兀摧毁了暗杀团的堡垒，大快人心，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甚至派了一支队伍加入蒙古人的行列。然而，1258年，旭烈兀到了波斯，很快征服了这个帝国；到年底，他已经兵窥美索不达米亚。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台绥姆吓得胆战心惊，但又不甘心服从蒙古人毫不通融的要求——投降或灭种。1258年1月，旭烈兀从波斯渡过底格里斯河，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哈里发的军队，攻陷了巴格达。穆斯台绥姆被处以绞刑；这是大草原的做法，后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中，对争夺继承权的失败者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旭烈兀的手下还屠杀了巴格达的大量居民，尽管曾做过不杀的保证。此举与蒙古人的习惯大相径庭，也许是为了震慑立威。旭烈兀达到了下一个目标，叙利亚的阿勒颇时，也进行了屠城，但那是因为阿勒颇的居民对蒙古军大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大马士革和许多其他穆斯林城市的居民比较老实听话，于是幸免于难。十字军看到伊斯兰的势力节节败退，愈加坚信蒙古人助了他们一臂之力，甚至劝说最强大的十字军领导人波希蒙德（Bohemond）一度和蒙古人并肩作战。
蒙古军围攻巴格达
然而，当蒙古大军逼近圣地之时，他们的头脑清醒了一些，退回了海岸边的要塞。他们趁旭烈兀被召回大草原参加推举大汗的时机，匆忙地与同样焦虑不安的埃及阿尤布王朝达成协议；尽管他们对在萨拉丁手下遭到惨败的耻辱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们还是允许埃及军队进入他们的领土，在阿卡附近安营扎寨，准备抗击由旭烈兀的下属怯的不花指挥的蒙古大军。在等待蒙古人到来的期间，埃及军队的统帅巴伊巴尔斯（Baybars）甚至在十字军的宫廷受到了接见。 巴伊巴尔斯出身马穆鲁克，野心极大，在埃及时曾行使马穆鲁克的权力，弑杀苏丹，拥立另一位苏丹王。怯的不花按例派遣使者要求十字军投降，但十字军却杀死了蒙古使者，也许此以决定就有巴伊巴尔斯的参与。这一公然蔑视的行为对睚眦必报的蒙古人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使战争势在必行。于是战争就发生了。蒙古军队从叙利亚的营地进入北部巴勒斯坦，1260年9月3日在耶路撒冷北面的阿音扎鲁特同古突兹苏丹（the sultan Qutuz）和巴伊巴尔斯指挥的埃及军队交上了手。只一个上午，蒙古人就被打败了，怯的不花被俘后遭到杀害，残兵四散而逃，一去不回。
阿音扎鲁特之战
阿音扎鲁特是蒙古人败绩的第一场阵地战，一时间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以及蒙古人当中都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密切研究的题目。关于它的结果尚有争议：它是否拯救了近东，使之免于蒙古人的统治，还是说明蒙古大军已经达到了战略和后勤的极限？战斗中采取的战术也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巴伊巴尔斯天纵英明、用兵如神？还是埃及军队仅仅以多取胜？一说蒙古人的马匹吃光了叙利亚的粮草，正如骑兵从大草原开进农耕土地后，当地牧草总是被过度消耗一样。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而且旭烈兀离开中亚时似乎的确带走了很多部队。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估计，怯得不花手中仍然有10000-20000人。同时，现在认为，欧洲军队的人数可能被夸大了，它的马穆鲁克核心部队可能不超过10000人，全部军队可能总数为20000人。简言之，阿音扎鲁特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可能势均力敌；这次战役因而特别有意义，不仅因为它立即扭转了战局，而且因为它标志着一个组织成专业军队，有定居国家的收入做后盾的骑马民族打败了另一个仍然靠抢劫来供给、受部落的原始价值观和复仇心驱动的骑马民族。
古突兹苏丹亲自上阵
阿拉伯史学家阿布沙马说“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是被他们的同类击败打垮的”，他的意思是交战双方都有很多突厥人。确实，打仗的方法似乎遵循了大草原的传统，埃及军队先是前进迎击蒙古人，到要行动的时候假装撤退，把蒙古兵引到有利于突然反击的地形。然而，似乎从苏丹古突兹高喊着“啊！伊斯兰！”投入混乱的那一刻开始，战局才急转直下。这提醒了我们，马穆鲁克作为军事奴仆，服务于一个崇尚作战的宗教，他们的对手却没有共同的信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巴伊巴尔斯手下的战士作战经验丰富，在马穆鲁克的军事学校中接受过无数次的操练，训练出了严格的纪律，连依然强悍的十字军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即使不能说巴伊巴尔斯的马穆鲁克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也应指出，当时他们的战术尚未僵化为后来面对奥斯曼军队的火枪时的老古董，对付蒙古人可说是游刃有余；现在回头看去，他们的胜利显示了受过训练的军队在与自己势均力敌，但只依靠锐气和名声的对手作战中，训练带来的“附加值”。
马穆鲁克的日常训练
阿音扎鲁特一役后，蒙古人再没有对文明世界进行袭扰，别的骑马民族也偃旗息鼓。不过这么说似乎委屈了帖木儿（Taimur），他领着大军东征西讨（1381-1405年），比成吉思汗更加令人畏惧，征服的地区几乎和成吉思汗一样广阔。然而，帖木儿却完全没有成吉思汗的行政能力，所到之处尽成焦土，任何可能用来建设的基础都被他摧毁。帖木儿具有武士精神，他又叫跛腿帖木儿，因为早年一次负伤使他的一条腿残废了。他鼓励手下残酷无情地滥杀滥伤，是他的军队，而不是成吉思汗的军队，留下了骷髅堆成的高塔和金字塔。然而，他似乎除了嗜血打仗以外别无所好。他不给士兵任何机会稍事喘息，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永远在寻找新的待征服的土地。他死去的时候，刚准备出发去中国，与恢复了汉人统治的明朝争夺忽必烈征服的土地。他的死讯传来，大草原边缘的各个文明都松了一口气。到14世纪末，蒙古伸展到大草原外的力量都被有效地剪除；只有印度除外，但那里蒙古人的政权伊斯兰化得十分厉害，即使延续下去，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祖源也已完全无法辨认。
帖木儿画像
那么，蒙古人留下了什么遗产呢？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期详细介绍，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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