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被称为大唐的名相，追随者李世民平定天下。
李世民登上帝位之后，房玄龄辅佐在左右。
而贞观之治的出现，房玄龄也是功不可没。
房玄龄十六七岁，随父亲房彦谦到长安，好学，博览经史，贯综坟籍，具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
房玄龄自小聪敏，又得信任并被委以重任，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房玄龄能够与唐太宗李世民一见如故，取得李世民遇的人，更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上司欣赏、信任、重用的房玄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是一个善于抓住机少年头，空悲切”的下场。
紧抓住能够展现自己才华的机遇，不让自己落得“白了此，真正的人才就应该紧紧抓住生命中的关键时刻，紧身之所，英雄更需要能够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平台。
因老虎需要高山作为藏身之处，神龙需要大海作为栖一、取得唐太宗的信任那么，房玄龄又有怎样的存身之术与谋国之道呢?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身者，方称得上智能之士。
否则，只能是“出师未捷身先人生轨迹给后人一个重要的启示:既工于谋国又善于存大唐宰相，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倒翁。
房玄龄的中，房玄龄从记室参军做起，直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治天下，堪称唐太宗的股肱之臣。
在云谲波诡的宦海房玄龄追随唐太宗三十余年，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唐太宗与房玄龄的珠联璧合，才成就了贞观盛世。
一个就是贞观盛世的第一位宰相房玄龄。
可以说，正是但功劳最大的应该是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另贞观盛世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也有许多人的功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有能耐的人，有的做起了山大王，有的投奔到各首领麾下，企图建功立业，但房玄龄却没有动，而是静观天下时变，寻找可以投靠的人。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九月，李渊的起义兵马挺进关中，李世民屯兵渭北，时年三十六岁的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一见如旧，从此开始了他与李世民三十四年的君臣之谊。
问题是，房玄龄从隰城进入关中，必经潼关，他为什么不投奔当时屯兵潼关、永丰仓的李渊世子李建成呢?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李世民仗义疏财、礼贤下士、能征善战的美名风闻天下，房玄龄认定李世民可以成就大事，为投明主，当然会舍近求远，绕过李建成而投到李世民的帐下。
二是忠贞无私，一心为主。
房玄龄是把主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经营的人。
跟随李世民后，房玄龄的职务是记室参军，也就是起草表章、收发文书的从六品僚官。
官儿小，又是文职，但是，凡李世民外出征战，房玄龄无不身随影从，而且每次征战，房玄龄必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战后，其他人竞相求取财宝珍玩，房玄龄却不取一金一银，而是忙于说服谋臣猛将归于李世民帐下，他私下里又与这些谋臣猛将深情结交，使这些人心甘情愿为李世民尽职效忠。
可以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屡建奇功，与房玄龄替他广收人心、招揽良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李世民曾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
三是才华出众，办事干练。
房玄龄在秦王李世民的幕府里前后待了十来年，每次起草上奏皇帝的表章，无不是文约理赡，有时正值征战，竟是停下战马，倚马而就。
秦王李世民征战最多，军事文书更是浩繁紧急，事多任重，但房玄龄皆能妥善处置，不曾误过一事。
无怪乎李渊也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
每为吾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四是小心谨慎，恪守本分。
房玄龄从一个从六品的记室参军，最后做到宰相，可谓人生得意。但是，房玄龄却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处处小心，步步谨慎。
唐太宗李世民征讨高丽时，令房玄龄留守京城，此时突然有一男子前来告状，房玄龄问他状告谁，那男子说:“我乃告公。”房玄龄立即派快马追上李世民，将状纸送给李世民，等候发落。
李世民看后，立斩告状的男子，下诏责怪房玄龄道:“公何不自信!”其实，这不是一个自信不自信的问题:如果房玄龄杀了告状的人，就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将处置权交给李世民，则是洗清自己的最佳办法。
当然，人无完人。
房玄龄也有办事不称唐太宗心意的时候，但当唐太宗责备他时，房玄龄总是“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若无所容”，令唐太宗无法再对他进行苛责。
这也是他能够伴君之侧而长期不倒的原因之一。
房玄龄谨守为人臣子的本分，恪尽职守，赢得了唐太宗对他的无比信任。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驾幸翠微宫，已下诏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
当时，房玄龄留守长安，有人从长安来到翠微宫，唐太宗问来人:“玄龄闻李纬拜尚书谓何?”来人说:“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它语。”唐太宗立即将李纬改授为洛州刺史。
二、替唐太宗运筹帷幄谋臣要“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史家评价房玄龄与杜如晦: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其实，房玄龄不仅“善谋”，而且“善断”。
房玄龄在征战中为李世民参谋机密、决断军机，在李世民争夺皇位时审时度势，巧施良策。
武德九年五月底，一向视秦王李世民为寇仇的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设宴毒害李世民，李世民回府后，吐血数升。
见此情形，整个秦王府人人震骇，不知如何是好。
李世民即召房玄龄入府计议，但此前，李渊听信李建成、李元吉谗言，已将房玄龄调离了秦王府，并规定:房玄龄不得进入秦王府。
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祸隙已牙，败不旋踵矣。夫就大计者遗细行，周公所以绌管、蔡也。”长孙无忌带了房玄龄的话，立即来到秦王府，但李世民还是拿不定主意，他摘掉身上的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也!”
李世民这些恼怒的话也恰好说明，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箭在弦上，是发还是不发，李世民迫切希望房玄龄给他做出决断。
房玄龄无奈，只好与杜如晦化装成道士，进入秦王府，说:“国难世有，惟圣人克之。大王功盖天下，非特人谋，神且相之。”房玄龄的一番话终于让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三、为唐太宗招揽人才人才是兴业之本，人才更是兴国之本。
自唐高祖李渊进兵长安，即在京城设立京学，又于各州、县、乡建立学校，为朝廷培养人才。
唐太宗继位后，更是重视人才的擢拔。
在总结隋王朝灭亡的教训时，唐太宗认为，隋王朝自隋文帝至隋炀帝，四十年而亡国，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广收天下人才，也不能重用人才。
在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房玄龄便为他聚集了大批谋臣猛将。
李世民继承皇帝位后，房玄龄出任尚书左仆射。唐太宗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房玄龄身为宰相，总揆百司，为使天下英才能够为朝廷所用，“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为贞观朝网罗了大批良臣俊杰。
房玄龄举荐人才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不存私心。
在官场上，举荐官员有两个比较大的风险:一有结党营私的嫌疑，二有引狼入室、引火烧身的危险。
这是因为:第一，皇帝是依靠满朝文武大臣支撑着自己的，任何一位皇帝都害怕朝廷的高官结党，官员结党，必然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第二，在官场上，云谲波诡，此时是称兄道弟的朋友，彼时可能就是你死我活的政敌。
房玄龄举荐人才，不怕被举荐的人官位超过自己，只要有才，于朝廷有益，他便会竭力保举。
秦王府兵曹参军杜如晦“内负大节，临机辄断”，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很忌惮秦王府的人才，曾说:“秦王府中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设计将房玄龄与杜如晦等一批谋臣良将从秦王府调出，另任它职。
房玄龄赶紧向李世民进谏，说:“去者虽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终守藩，无所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
李世民大惊，说:“非公言，我几失之!”于是，上奏唐高祖，将杜如晦留在了秦王府。
贞观四年，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仍领吏部尚书，实权超过了房玄龄。
但房玄龄没有忌妒，而是将杜如晦视为朋友，每次与唐太宗议事，总是说:“非如晦莫筹之。”两人共同执掌尚书省，引贤能、退不肖，所用官员皆才称其职、能符其位，吏治因之一新。
二是不避嫌仇。
房玄龄曾经弹劾过萧，认为萧不应该太亲重人德不端的封伦。
而萧反过来又数次弹劾房玄龄，说:“玄龄以下同中书门下内官，悉皆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唐太宗劝说道:“为人君者，驱驾英材，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
萧又上奏，说:“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危言耸听以至欲置房玄龄于死地。
但房玄龄却不计前嫌，以萧的侄子萧钧“博学有才望”，推荐给唐太宗，让萧钧做了中书舍人，之后，萧钧历任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弘文馆学士。
三是不拘一格。
一般来说，物以类聚，同气相求，但房玄龄在举荐人才方面却能够做到不拘一格，广采博取，不以自己的好恶取舍人才，确实做到了“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
只要是品质好、有一技之长的人，房玄龄都会推举其为朝廷所用。
如房玄龄一向尊崇儒术，但是，秦王府士曹参军戴胄却是重法轻儒，“抑文雅而奖法吏”。
房玄龄没有因为门户之见，排挤戴胄，相反却极力向唐太宗推荐此人。
有了房玄龄的举荐，戴胄很快得用，官至户部尚书。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房玄龄在太宗一朝任宰相长达十五年。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进拜司空，监修国史期间，“仍综朝政”。此后，又加官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
可以说，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里，房玄龄一直没有离开朝廷中枢。
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凡是房玄龄为唐太宗举荐的人才，不仅为当朝所用，开创了贞观盛世，而且为以后的唐高宗执政储备了大量人才。
帮唐太宗教化天下总括起来，房玄龄主要做了三项工作。
(一)以宽仁治理天下隋朝末年，隋炀帝南巡北狩、修筑运河、征伐辽东，劳役兵役频繁，杂役赋税繁重，使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之后，天下又经历了数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国力疲困。
唐高祖定都长安后，九年间，主要是平息叛乱，战争的创伤并没有得到平复。
面对这样一个乱摊子，如何尽快稳定局面，恢复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是摆在唐太宗面前的一个无比艰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当朝宰相，房玄龄采取的措施是:宽仁，即以宽厚仁慈安抚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惶恐、惊惧。
房玄龄的宽仁治国策略，突出表现在制定刑律方面。
大唐的刑法是在隋代刑法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罚。
房玄龄认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上书唐太宗废除了致人残疾的“刖”刑，改为流放三千里、服劳役两年。
在古代，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断趾不仅残害人的身体，而且是对人的巨大侮辱。
“刖”刑的废除，既显示了唐王朝爱民厚俗、以仁政治理天下的愿望，同时又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
(二)以中正引领人心《文中子·中说》里记载有房玄龄与文中子的一段对话:房玄龄问事君之道。
文中子答道:“无私。”房玄龄问使人之道。文中子说:“无偏。”房玄龄又说:“敢问化人之道?”文中子回答道“:正其心。”自古以来，只要心正，人便不会产生邪念、走向邪道，因而也就没有歪风邪气，没有邪恶。
但是，怎样才能端正天下人心呢?房玄龄采取的办法是:首先以身作则。
房玄龄自跟随唐太宗后，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如何帮助唐太宗成就大业上，不求私利，不计个人得失，他的一言一行都中规中矩，都有利于朝政的清明，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是任用正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廷命官，或身居庙堂之上，分司天下庶务，或身居州、县，直接管理地方，只有正人当权，才不会有虐政，老百姓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会稳定发展。
房玄龄举荐正人君子为官，不仅端正了官场风气，而且为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是祛除邪恶。
正与邪总是相生相克，邪的不去，正的就不能畅行。
萧与封伦有结党营私的倾向，房玄龄就向唐太宗弹劾二人，罢免了萧尚书左仆射的职务。
(三)以崇让示范群僚中国人有很严重的官本位思想。
没有做官的，想做官;做了官的，想做更大的官;做了大官的，就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官位。
对官位过分迷恋，必然导致权力争斗;官员一旦陷入权力争斗，就会为权力尔虞我诈、欺上瞒下，既背离了朝廷设官分职以处理天下庶务的本义，又致使人心浇薄。
因此，历朝历代都很讲究官员的“崇让”，并视之为官德之一。
房玄龄作为唐太宗的第一功臣，一直坚守“崇让”的官德，对天下百官起到了示范作用。
贞观三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做太子少师，他固让不受，后改为摄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
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加官太子少师，即请解除其尚书左仆射职务，唐太宗没有批准。
贞观十六年，进位司空，房玄龄陈表辞让，唐太宗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贞观十八年后，房玄龄致力撰写《晋书》，从权力中心逐步淡出。
房玄龄与唐太宗三十四年的君臣关系，使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房玄龄晚年多病，唐太宗诏令尚医亲自到他的府中侍候，让尚食供其饭食，并派人每日上奏他的起居。
房玄龄病逝后，太宗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时为贞观二十三年，房玄龄已七十岁高龄。
房玄龄的存身之术与谋国之道不仅促成了贞观盛世，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生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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