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唐玄宗废黜已居储君之位二十余年的皇太子李瑛，同时被废的还有两位皇子鄂王与光王，这就是唐朝政治史上影响巨大的所谓“三庶人之祸”。“三庶人之祸”的始作俑者是受唐玄宗独宠的武惠妃，其目的是想帮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登上太子之位。但出人意料的是，皇储之位虚悬一年零两个月后，唐玄宗最终并没有选择颇有竞争力且呼声甚高的寿王李瑁，而是立毫无后宫背景、资质平平的忠王李亨为太子（即位后为唐肃宗）。在开元末年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中，唐玄宗何以取忠王而舍寿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为皇太子，此为别一问题，非兹篇所能论及也”，一笔带过，没有从正面解答。后来，他又从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角度重新提出这一难题。他认为，李亨“终能立为太子”，是因为武则天之后武氏政治势力到开元、天宝时犹未衰歇，李亨生母杨妃是武氏姻亲，且对李亨出生有恩的张说也是武氏之党的缘故。对于武氏政治势力在武周以后的存在情况以及在开元天宝时期是否仍然存在，黄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论述，也有针对性的剖析，指出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立论难以成立。
另外，赵永东先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陈寅恪先生的立论“不足为训”。他认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册寿王为太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似乎对武惠妃的政治品行并不完全信任，心存疑虑；二是寿王与太子李瑛被废死有关。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若认为是唐玄宗对早已废死的王皇后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确立寿王为太子的行动，认为李亨最终被选为继承人是因为唐玄宗对王皇后的所谓“追悔之念”与王皇后对李亨的“抚养之恩”，则未必是对此事的恰切解释。细绎此事之因果，我们发现要对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并非易事。
不过，通过梳理，我们从中能发现这一时期中枢政治格局的若干内容。从忠王与寿王的条件比较可以发现，继承人的选择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后宫势力以及宰相与后宫力量的结合等。看来，这还是一个不乏意义的问题。我们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对这一问题略加探讨。
宰相拥立太子：不被皇权所容忍
太子李瑛被废之后，唐玄宗为选择继承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旧唐书》卷10《肃宗纪》：
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
时任中书令的李林甫在唐玄宗向他征求储君人选时，推荐寿王瑁是实情，但若说是“希旨”，则并不是实录。在重新选择继承人时，唐玄宗从未向身边的人透露过个人意向。直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就连近侍宦官高力士也不清楚唐玄宗的真实想法。
在这种形势下，李林甫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既与他的中书令身份有关，据说也有讨好武惠妃的私心。不过，有人认为李林甫开始为巴结武惠妃做拥立寿王的台柱，而武惠妃死后“态度有所变化”，“狡猾的李林甫也就不必尽力保护寿王”，与事实并不相符。《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其冬，惠妃病，三庶人为祟而薨。储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说明李林甫在武惠妃死后拥戴寿王的态度仍一如既往。
李林甫的这一政治态度仅仅用他巴结武惠妃来解释可能还远远不够。另据史书记载：“李林甫以寿王母爱，希妃意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废死。”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当初三庶人之祸的发生与结局而论，还是此后拥立寿王瑁，都说明此时出任中书令的李林甫与皇位继承问题颇有干系。且不管李林甫的本意若何，仅从中书令在国家政治中枢中的重要地位这一个角度，就不能不使唐玄宗认真对待宰相与皇位继承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自开元以来，无论是对太子的政治权力还是对其政治生活的空间，唐玄宗都已经着手加以削弱与压缩。他通过调整宰相集团成员实现废黜太子瑛，所以，他当然不会希望再看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与中书令之间存在深厚的政治渊源。道理很简单，太子与朝廷宰相之间的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都会使太子获得政治发展与势力膨胀的机会与可能性。笔者认为，寿王之所以没有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正是由于在唐玄宗看来，他与中书令李林甫之间存在一种不被现实皇权所容忍的政治渊源。
寿王李瑁与唐玄宗长兄宁王的渊源
另外，在唐玄宗的诸子之中，寿王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那就是他与宁王之间存在其他皇子所不具备的深厚渊源。原因是寿王出生后即被送往宁王府邸，尔后在宁王府生活了十几年，由宁王一手抚养成人。送寿王到宁王府中举养，是因为其母武惠妃所生二子一女，皆襁褓不育。至于是“帝命宁王养外邸”还是“宁王请养邸中”，抑或是宁王妃元氏“请于邸中收养”，史书记载不一，但是寿王被送往宁王府后，是元氏“自乳之，名为己子”却是实情。正是由于他“十余年在宁邸，故封建之事晚于诸王”。
宁王是唐玄宗的长兄，以其“嫡长，合当储贰”，且文明元年（684年）时也曾为太子。平定韦后之乱时唐玄宗功大，唐睿宗复位后也因此为选择继承人而伤神。宁王主动上表辞让，方使问题化解。唐玄宗即位以来，表面上与诸兄弟相处融洽，但丝毫没有松懈对诸王的防范。他把宁王等兄弟安置在紧邻兴庆宫的胜业坊、安兴坊内，不时亲往诸王府邸或派中使探看，都不乏深意，自非“天子友悌”一言可以道尽。宁王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十一月死后，唐玄宗特为其加册“让皇帝”之谥。显而易见，对居于藩邸的诸兄弟，唐玄宗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轻忽。如此一来，选择与藩王有如此深厚渊源的寿王瑁为皇位继承人，并不符合此时唐玄宗的政治思路与策略，因为唐玄宗不希望太子在政治上拥有任何可能获得发展的条件，更何况宁王这个时候仍然在世。
李亨得立是因为长得像唐太宗？
在唐玄宗的诸子之中，由于东封后设立十王宅，诸子虽然分别被授以边地都督或节度大使，但均系遥领，并不实任；诸王虽加开府，却无府僚。若论及诸子的个人才干与政治资本，客观上讲，无一有机会出人头地者。也就是说，由于唐玄宗设立十王宅，诸皇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处于他的严密控制下，这样一来，也就成功阻止了诸皇子凭借个人才能进行政治上的经营。从这一点上来说，唐玄宗设立十王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从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倒是有一件与李亨有关的记载，多少反映了十王宅中的忠王李亨的出格之处。据记载：开元十八年，奚、契丹犯塞。六月，唐朝以“[十]八总管”兵进讨，以李亨遥领河北道行军元帅。大军出发时，“仍命百僚设次于光顺门，与上相见。左丞相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
张说拿李亨与唐太宗作类比，并称为社稷之福，显然有为他进行政治鼓吹的意图。不过，在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时，忠王李亨与十王宅中的其他诸王并无任何相异之处，张说自罢任中书令以后，一度致仕在家修史，虽然开元十七年（729年）复任尚书左丞相，但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是大打折扣。再说，张说自开元十八年生病，“玄宗每日令中使问疾，并手写药方赐之”，十二月即不治而终。张说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可能支撑他进行这一系列的动作，确实值得怀疑。
立李亨是不是真正的“立长”
在唐玄宗选立继承人时，任何一位皇子都不会因为他们的政治才干或政治资本相对优越而当选。所以，即使是中书令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处于极其优越的地位，李林甫在拥立寿王时也举不出可以说服唐玄宗与朝廷的理由。唐玄宗对李林甫的提议虽然没有立即加以否决，但是对他的提议完全不予理睬。同理，唐玄宗选定的继承人，也不会因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才能折服朝廷百官。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三庶人之祸以后，唐玄宗为继嗣不定而犹豫不决、郁郁寡欢，重新立储费时达一年又两个月，而且还是在武惠妃死后半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宦官高力士提出的“推长而立”的原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六年五月”条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话题是高力士借关心唐玄宗的生活起居引出的：
……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
高力士在这个时候提出立长的建议，自然说明了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也反映出他在唐玄宗政治中枢中的地位。不过，这是否如黄永年先生所说是属于“内廷与外朝之争”、是“已成为内相即玄宗的代理人”的高力士抑制外朝宰相的手段，恐怕可以进一步讨论。毕竟，在这一过程中，高力士并不曾得到什么政治利益。再说，高力士多年在皇帝左右，言行举止极为谨慎，此前宰相人选的更换、王皇后与太子李瑛被废，他均是三缄其口。当立储之事陷于微妙之际，高力士敢于直陈己见，说明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对形势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事实证明，高力士的建议非常符合皇帝的思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正月，即武惠妃死后的第二个月，唐玄宗在举行亲祀东郊的典礼时，用忠王为亚献，并用颍王为终献。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信号，多少可以透露出唐玄宗内心的一些玄机。
确定了立长原则，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也就容易明确了。因为唐玄宗第一次立储时没有遵循立长原则，李瑛是以皇次子的身份居于储君之位的。实际上的皇长子李琮在玄宗第一次立储时没有考虑进来，再次立他为太子的可能性不大，加之李琮没有子嗣，收养了废太子李瑛的儿子，所以他更不可能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除庆王琮之外，唐玄宗最年长的儿子就是忠王李亨了。再说，别的不论，若与庆王无子相比较，忠王在这方面的优势就大大地表现出来了。因为李亨在开元十四年（726年）十二月时就有了长子李俶，李俶就是唐玄宗的长孙。也就是说，唐玄宗的取舍只可能在寿王与忠王之间。按照立长原则，在皇三子忠王与十八子寿王之间当然也就只能选择忠王李亨。
事实上，唐玄宗选立李瑛时就不曾遵循立长的“旧典”，选立李亨是不是属于真正的立长也值得疑问，甚至事隔多年以后，就连李亨自己都认为由他继承大位属于“非次”。因此，所谓“推长而立”云云，不过是唐玄宗立储时的一种从权变通、一个方便操作的手段。这样说来，李亨得以被立为储君，他较之寿王更为年长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除李亨以外，比寿王年长的皇子还有多位。因此，李亨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应该另有他为唐玄宗所看中的优势与条件。
在我们看来，当时李亨与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之间缺乏像寿王那样的政治上的渊源关系是唐玄宗选中他的重要原因。此外，李亨此时已二十八岁，在十王宅中生活没有显露任何劣迹，更不见他在后宫中有什么依靠。至于说李亨被立为太子，与所谓“武氏之党”及武氏势力左右政局并无关系，黄永年先生早已有论述，可视为定论，在此不另外赘述。总之，此时的李亨在内廷外朝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赖，这一点正是唐玄宗所看中的。而得到中书令李林甫拥立与武惠妃支援的寿王也就不可能被唐玄宗选中。
有后宫助力，是寿王不得立为太子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李亨被立为太子是因为他曾“得之于王皇后的抚养之恩”。李亨出生后就送给当时的太子妃王氏抚养确是实情。关于此事，《新唐书》有“命王皇后举之”一句，据周一良先生考证，“举”除了长养之意，“又有承认其身份地位之意”。依照这一看法，唐玄宗把李亨交由王氏举养，是为了确立李亨的名分，表明李亨如同王氏所出，以免授人以柄，并不是为了让李亨享受寻常人的母爱。
事实上，在开元时期，王皇后从来没有因为举养过李亨而被认为有己出之子。比如，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与亲信大臣姜皎密谋废后，所举出的理由便是“后无子”，“后兄（王）守一以后无子，常惧有废立”。由此来看，李亨被立为太子是因为“得之于王皇后的抚养之恩”，这一观点很难讲通。
另外，由于王皇后在开元十二年（724年）十月死去，李亨的生母杨氏也在开元十七年撒手人寰，开元二十六年时才被立为太子的李亨到底能得到王皇后的哪些助益，我们无从知晓。再者，从王皇后被废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唐玄宗对这位早年“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的妃子没有丝毫的留恋。当时，王皇后与三庶人的母亲皆色衰爱弛，武惠妃则有取代王皇后之心。
笔者认为，颇乏后宫之助力，这一点恰恰是李亨得以被立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寿王李瑁在得后宫之助力方面比李亨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的生母就是开元以来颇得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之举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对后，他并没有像当年唐高宗立武则天为后那样与朝臣们闹翻，而是“特赐号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这只是给予武惠妃与皇后相同的生活待遇，并不是给予她皇后的名分。自王皇后被废之后，唐玄宗的后宫之中不再有真正的皇后。
寿王没有在立储中得到胜筹，应该与武惠妃在宫中的优势地位有关。唐玄宗舍寿王而立李亨，就是不想让一个得到后宫倾力支持的皇子成为皇位继承人。割断太子与后宫之间的密切联系，自然可以避免给太子政治上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应当说，唐玄宗不立皇后，已经有效地预防了太子利用后宫之羽翼获得政治上的发展，再选择一位在后宫中缺乏奥援的皇子李亨，更是做到了釜底抽薪。这样一来，太子与后宫之间可能的政治联系便不复存在了。
（本选摘来自重庆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略有整合和改动）
书 名：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作 者：任士英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ISBN 978-7-229-18242-7
出版日期：2024年3月
定 价：75.00元
分 类：中国史·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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