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的大柱聊生活又来了，今天起我们一起来分享历史知识，也许你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今天小编带大家一起了解，在骑兵朱可夫的生活虽然显得很艰苦，但比起当步兵的农民，还是要好很多。穿得差，吃得差，没人关心，军饷微乎其微，还都是文盲（1914年，61.7％的新兵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这样的大兵根本不被当人看，没有任何权利，就是个贱民。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与政治上的贬谪状态，这些农民兵对战争丝毫不关心，时任军队指挥员的布卢希洛夫将军就这么抱怨过：“甚至在宣战以后，来自俄国各个地区的士兵对这场莫名其妙落到他们头上的战争仍毫无概念。
我有多少次在战壕里问士兵：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得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答案，某某大公和他的老婆被某个人刺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奥地利人才要报复塞尔维亚人。但哪些人是塞尔维亚人—几乎没人知道；那谁是斯拉夫人—也不见得有多明白。德国人为什么要来和我们打仗，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个谜。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屠宰场，纯粹就是因为沙皇的心血来潮。”沙皇军队里的虐兵现象虽然并不鲜见，但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少，从理论上来说，军官是不准虐兵的。
与朱可夫说的相反，红军在这点上并未与其前驱彻底一刀两断。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上级军官不仅揍士兵，还会打同僚。斯大林格勒火爆脾气的英雄瓦西里·崔科夫就对此习以为常，不管是喝没喝酒，照打不误。空军上将戈洛瓦诺夫说科涅夫总有一天会毙了他：“把军官打一顿是一种仁慈；这样就用不上行刑队了。”空军大校巴伊杜科夫后来对记者费利克斯·楚耶夫说，1942年冬他就看见扎哈罗夫将军鼻子流着血从科涅夫那里出来。
“这下流胚竟然打我！”后者啐了口唾沫“那你为什么不把枪掏出来？”巴伊杜科夫一本正经地回道。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指出，在上级军官那里挨揍这种事，斯大林是很清楚的，因此，这种事就算在最高层人物那里也会发生。如果说不把别人放眼里这种习气浸淫了沙皇的军队那痞子习气则浸淫了红军社会底层的打人现象还要多这是帝国军队的特征。
还在1909年，在卢布林散步的时候，布卢希洛夫看见公园门口立了块牌子“狗与普通士兵不得入，使勃然大怒。直到1917年，士兵及士官一步兵、炮兵或骑兵——是没有在路上抽、妓院或电影烟，在有轨电车上落座（但可以抓着座位）进入戏院、餐厅、客栈院的权利的。坐火车时不得坐头等或二等的座位，不得从大门走入大楼内。
如果这种社会间隔化并未出现在士兵和军官之间的话，那对军队的团结性是。对普通士兵而言，军官可以以“你”相称，还可以劈头盖脸不会产生多大损害的地把他们臭骂一通一一尽管明文规定不准这么做如百用不厌的 （二流子），更不用说针对被骂者的母亲祖宗八代所骂的秽语及其各种变体。朱可夫就置身于这样的沙皇传统之中。后来，整个红军都知道他张口就是骂人话，羞辱起人来很有一套。
此种在整个军界极其普遍的戾气，是从俄国的农民传统中得来的。军官的妻子骂起营房里的免费劳力时拥有几乎无上的权利。新兵应该最先了解针对各个官阶所用的各类尊称：上校级别以下用阁下，将军用尊敬的阁下，以上级别用尊贵的阁下或最尊贵的阁下。
对这种用法稍有违犯，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同样，回答军官的提问时，也应用极其严格的格式，如“很荣幸能为阁下服务”。士兵大声说出这样的敬语时语调应显得愉快和毕恭毕敬。沙俄军队里的士兵，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士兵，由于被剥夺了休假而很容易觉得沮丧万分，而在苏联的后继者那里也将如此。他向来站在等级制的对立面，对之持怀疑态度，于是就会相当乐意地播撒那些传闻，比如战争结束时要分土劣绅的土地的说法就再三出现。他很容易当逃兵。你们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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