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道光二十九年致诸弟信》，《曾国藩家书》。）他认为，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的话不完全可信，其实官宦之家，未必一代就萧条。官宦之家有较广的人脉，同时往往也重视教育，大多通过联姻等方式，为自己的子孙谋取更多科举与政治资本，从而奠定了家族喷薄兴起的基础。
考察张氏家族，从六世祖张淳、张渐开始，其子女的教育与婚姻情况就超越了寒门素族，他们一方面重视读书，通过考试等手段获得了科举名衔，另一方面又通过与读书仕宦之族的联姻，实现了阶层的攀升。下面是张淳、张渐儿女功名与婚姻情况的简明统计。
从这张统计表可以看出，张淳、张渐的儿子或有功名，或有官职，而其夫人多出自官宦名流之家，张淳、张渐的女儿也多嫁给有功名的仕宦之家。显而易见，五世祖张木一门已经实现了由富裕之家向书香门第的转变，自一世祖永贵公迁桐以来，这是第二次跃升。
张淳、张渐的儿女大抵出生在万历年间，而在天启、崇祯年间去世。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从1572年到1620年，达48年。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其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张居正之类的人可以督导，加上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的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在晚明日落西山的残照中，张氏家族却以其勤勉和严谨，谨守着耕读传家的祖训，敦厚朴实，积善行德，夯实一个家族再次跃升的根基。
宦游四方的张淳曾给居家的长子张士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闻汝兄弟居家敦朴，且勤读书，甚慰。此可以养德，亦可养福。语云：‘盛极衰至，福过灾生。’造物之定理，前哲之明训，近世儒者若司马君实、邵康节，尤惓惓言此，思深而虑远矣。”
司马君实指司马光，邵康节指邵雍，邵康节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司马光像对待哥哥一样对待他。“盛极衰至，福过灾生”体现了古人朴素的辩证思想。
考查张淳、张渐的几个儿子，几乎没有做官，即使做官官职也不大，时间也不久，止两三年；一辈子大抵居于县城和乡村里，以秀才身份，耕读传家，孝友治家，恪守慈爱俭朴、乐善好施的美德。
耕读传家，耕主要交给佃户和仆人，读书其实成了他们的主业。据《张氏宗谱》记载：
张士维“键户诵读，萧然如寒素”；张士缙“少警敏，长益嗜学，为邑诸生，文淹通伟丽，洒洒千言不倦”；张士绣“谨率趋庭之训，肆力于学，弱冠补博士弟子员，旁搜博探，有声诸生间，寻入太学……惟兢兢择师友以训”；张士絅“博综群书，为文才思飚发”；张士绳“嗜读书”，张士纪“为邑诸生，再困棘闱”，张士绅“读书了大意，落笔成文，一语不寄人篱下”；张士绾“少读书，过目辄记忆，淹贯百家，下笔常数千言”。
张淳、张渐的八个儿子，四个考取了秀才，两个在国子监和县学取得生员的身份。他们的生活，以读书、吟诗、著文为主，关门惟闻读书声，声色犬马全不入。根据《桐城续修县志》记载，张士维工书画，筑半亩园于獭桥湖畔，自绘《龙眠山庄图》于壁，著有《半亩园诗集》。这无疑引领了子孙辈的读书之风。
孝悌是治家之本，特别是在旧式大家庭中，人口众多，关系复杂，只有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才能确保家庭内部的稳定和睦。这一方面，张士维作为长房长子，做出了榜样。母亲尹宜人在徐州去世，他千里扶柩，悲哀过度，为自己不能奉养母亲而伤心；又因为母亲年轻时生活贫寒，操持家务，亲自舂米担水，穿着粗布衣裳，待父亲做官后家境稍好，却又匆匆去世，他感到十分痛惜，发誓终生不穿丝绸绫缎。其后果然“终岁一布袍”，而且每遇节日和初一十五，一定要在母亲灵前哭号，几十年都没有中断。父亲张淳辞官归乡，他正当壮年，每天按时问安，和孩童时没有两样。他几个弟弟都还小，是他选择贤师耳提面命。分家时，父亲把田地房屋分为三份，他选取最低劣的一份，他解释道：“我已成家立业，你们兄弟还很小，需要钱财。”在他的带领下，几个兄弟都做到孝友为本，如张士絅“事母程太君笃孝，处诸兄弟间称友爱，绝不知有异母之嫌”。
同时，他们又承担起乡贤的角色，赈灾济民，乐善好施，而自己保持正直俭朴的本色，为家庭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获得政府的看重。《家谱》记载，张士绣“周人急，济人困，皇皇如恐不及”，张士维“性简淡渊静，无他嗜好，惟多积隐德，不欲令人知。周恤姻党，赈济贫乏，佐人婚姻，虽屡请无倦容，尤恂恂善下人”。特别是张士维，十三岁就成为公子哥儿，五十四岁又因儿子张秉文考取进士获得皇帝赠封，但他并无骄纵富贵之色，每次食物没有两样，衣服没有任何刺绣，闭门谢客，不谒权要。他曾经说：“吾六十年来未尝走尺牍以干有司。”这种正直高洁的品格受到乡人的崇敬。作为乡饮大宾，每次乡射行礼的时候，想一睹其面的排列成一堵墙。而在父亲张淳入乡贤祠十六年后，张士维再入乡贤祠，县令亲作祝词“孝友天植，文行世传，作述重光，后先济美”，予以褒奖。
张淳的儿子们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功名（只是秀才），而且遵循着张淳的教训，连衙役都不做，遑论县令以上的官职了。但耕读传家、孝友治家，加上桐川会馆奠定的桐城好学之风，其孙子们在科举上一路凯歌，官职也越做越大，真正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得分明：
从此表看，张淳的八个孙子（俗称张氏“老八房”），个个都有功名，其中考中进士2人，考中举人1人，加上朝廷的照顾，有些孙子没有通过考试也获得了贡生、监生的资格。从官职上看，做到二品以上的官员有2人，而与之联姻的，也多是达宦名流。张秉彝再次入祀乡贤祠，连续三代。因此，整体上看，张氏家族已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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