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若泛指读书人，则有学有所成和学业不精之分。文吏，文中所指为古时基层小吏。学有所成的读书人，自然是学识渊博，胸怀大志，若遇贤明君主则可一展宏图，建大成就；如若生不逢时，亦会如大海中的泛沫，随波逐流而已。学业不精的读书人，或投机，或逢迎，亦或委身“文吏”，有时却以“儒生”自居，终也是泛众一员。文吏，于古时而言，亦是读过书的，只是他们读书的目的性、应用性更强，就是为了谋生。朝廷的官吏职位如同垒塔，上少底众，基层的文吏最多，尽责于上，事民于下。若文吏皆无能或失德，朝廷之塔便如风雨飘摇，倾坠只在须臾间。“程材篇”中尽褒儒生却狂贬文吏，有失其实，似有不妥。胸有百万经书，若不能为国为民谋福，真的是“百无一用是儒生”！
无论文吏与儒生，皆可能成为尸位素餐者。时势可以左右人的思维，也能造就人的作为。官场，既是角斗场，亦是大染缸。官场中，有才高兼具高尚德操者，有才高但德不配位者，有德高却才疏者，亦不乏无实才且失德者。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德高者其德无患。才低，误事却未必害人；失德，虽有才却终将误国害人。高官位者或许有才，但未必有利国利民之德操；基层就职者，其才更实用，其德或更为民众所信。无论高官与小吏，德操高尚者众，则为国之幸、民之福。再言惶论：儒生不是高德大才的代名词，文吏亦非尽是低才无德。若以儒家之礼言之，擅将文吏尽皆贬为无德且才低，当是对经书大道之不敬，何谈“大义”？
文吏履其职，便是以已之所长为官之所用，并换得生计之资，如何便称“文吏无所抱”？儒生“抱道贸禄”，亦是离不开一个“换”字。儒生读了经书，便自恃“得道”，自诩堪为国用，遂不屑民事，只求高官厚禄，此非礼之本义，枉称儒生。古今长史，常有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高士”，高谈国事，阔论天下，此亦是所谓的儒生。常言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儒生与文吏，若以研读经书为标准，则可将儒生喻为尺，文吏喻为寸。为尺之儒生，惰于民事则为其短，此短常被儒生无视，更常以其口舌之能狡辩。为寸之文吏，勤于民事为其长，长到世间常知有文吏而不知有儒生。长尺、短寸各有所需，儒生、文吏各有所能。以儒生、文吏中的个例判定不同群体的优劣，有失偏颇。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世间之物千差万别，凡物加工可成器。世上的人亦是千差万别，人若知学可成才。器物有大小贵贱，当取之各尽所用；人才分优劣强弱，需使其各尽所能。孙武、阖庐善用兵，需有将可用、有兵可驱。学者，尝学之人，学而有专，便是有了“核”，不再是“郁朴”之人。有“核”者为士，可喻其为能统千军万马的高士；“郁朴”者亦为士，可喻其为冲锋陷阵为将积功的兵士。亦有学者，只为心中有“核”，无意理会成为高士，此谓“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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