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是议《春秋》中的“大水，鼓，用牲于社”之说。大水至，伤人毁屋，粮谷绝收，到处是凄惨荒凉、哀鸿遍野，故人们常是谈水色变。有人认为是上天在惩罚人间之过，即所谓的“谴告”，所以逐渐出现了祈求原谅的祭祀之礼，也就是《春秋》中所说的“鼓，用牲于社”。某些很是聪明的人，冥思苦想，终于设计出一套祭礼祀规，貌似庄严神奇，创社立台，向供奉人间佳物美食，以祈求天地鬼神消灾除祸。看似严肃，实则尽显对“天地鬼神”之大不敬。为何？天地鬼神本就是人们臆想出来的幻像，据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祭上人间所用的东西，岂是虔诚表现？人间有贪欲，便以人之贪性度“天地鬼神”之意，所献岂不成了行贿？若以为水灾因人的过失而发生，便应自改其过弥补其失。人不知自省改过，却大肆折腾祈求天地鬼神的原谅，即使真有天地鬼神，它们给予了原谅，莫非过即可以不改、失便可以不补？“攻社”，解为攻击土地神，当真有趣。遇水灾不思治水，却与土地神较劲，何其愚也！《春秋》为圣人孔子所书，其不知舜、禹时便治水？舜、禹被尊列五帝之中，亦为圣。圣者舜、禹治水，圣人孔子记“攻社”，原来圣人也是有差别的，由此或可言，圣人亦非完人，圣人之言也就未必是至理名言。
《尚书》，于西晋永嘉年间便已全部散失，而后所传皆似伪作。《春秋》，孔子以鲁国史官所记为基础编撰而成。后世所传的《尚书》既然是伪作，其中所记之事则难辨虚实。那么《春秋》又如何？春秋之前，多为甲骨刻文、象形记事，内容既简且晦涩难辨，全凭后人揣测其意，那么便不乏杜撰出来的东西。孔子作《春秋》，收集的人物故事，很多便是源于那些传言、传“书”，虚实自然也是存疑。如此之议，不会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吧？略有惶恐。不过，“两经”中的很多故事倒是挺有趣的，有些内容认真品读还是很有裨益的。
古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和聪明的思索，总结出对人类生存极为重要的节气、时令，这是对自然规律的绝妙诠释。更有细致之人，昼夜观察天空日月星辰、精研山川地貌，从而获知风云雨霁之道、山脉河流走向，世人赞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称其为世间神人。不知者以为所谓“神人”能通天与鬼神为伍，于是传下无数玄幻故事。世间有一种高人，确实具备真才实学，当真下了功夫学习和钻研，从而获得了常人所无法想像的知识，创造出无数有价值的、实用的东西，为人类造福；还有一种“高人”，他们也是学得了一些天象地貌知识，但极善演绎、编撰离奇故事，或成为卜筮之家，或作为御用占者，或许这也是一种生存之道吧。水灾伤人毁屋，需治水；蝗灾粮尽草枯，当灭蝗。献牲“攻社”，除了安抚人心之外，于事毫无裨益，水不会退、蝗虫照样吞谷食粮。当今社会，亦常有人借天、神之尊谋自己之利，贪欲极盛者亦祈天拜神。天与神，岂是谁人凡事皆应？
敬天畏神，世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心诚则灵，此言甚是高明。事无所成者皆可称之心不诚。《春秋》为孔圣所修，实不敢妄评。公羊高、董仲舒皆为儒家学说的重要传人。公羊高在其大作《公羊传》中重点强调的是强化中央集权专制，《公羊传》是为帝王统治服务传世之经；董仲舒则是为汉景帝讲授《公羊春秋》的博士，更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亦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鸿儒”。如此看来，依儒家学说，以天之名御天下臣民，非常合帝王之意，儒学能传承数千载，也就不足为奇了。儒学所倡“仁、义、礼、智、信”之道，确为人间正道。常生水灾不思治水却“攻社”，公羊高、董仲舒之类大儒不驳反倡，实在令人费解，或许正应了一句话：书生误国。并无贬天下书生之意，只疑那些不做治水实事却尽出愚民误国之策的所谓“大儒”。
世人常以为鬼神如人一般，受用人间丝帛，喜食人间美味，故而设坛供物以为鬼神之用。遇水灾时，又以击鼓攻社之举，欲消“水湛”，如若真有土地神，难道是土地神驱水成灾？显然不是。既然有水患，便需经常疏浚河道，使水流畅顺，也就是治水。水患不能治，则是“人君”罔顾民生之大过，需改其政操。击鼓“攻社”并“朱丝萦之”，有故意带偏方向之嫌。由此而言，无论古今，所谓祭天敬神之举，实是既得利益者有意而为之，借天、神而谋一已私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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