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医生笔记
苏（Sue）是一名年轻的会计，她来到我的诊室后，抱怨她腹痛。苏不清楚腹痛的原因，她抛出各种猜想，“难道是因为我练了高温瑜珈？”“还是我昨晚吃冰淇淋吃坏了肚子？”“或是和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她说话的时候，我都在做着笔记。等我们谈完之时，她一脸狐疑地看着笔记。
她问道，“你写了些什么关于我的东西？”
苏是担心我将她当成一个疯子或贪吃冰淇淋上瘾的人。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还了解到，她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要推荐她做超声波检查，虽然我觉得自己曾跟她解释过原因。
我决定在病人就诊快结束时念那些笔记给他们听。“我还有高血压，”一位年长的患者脱口而出，纠正了他之前的说法。另一位说，“我之前的手术实际上在右边，不在左边。”还有患者打断我说，“不，我之前说的是，我服用了20毫升立普妥，不是25毫升。”若你能回头查看自己医生写下的笔记，那样做可能比我的方法还要好。尤其是如果你还能通过网络添加自己的评论的话，那就更好了。
哈佛医生、研究员简?沃克（Jan Walker）和汤姆?德尔班科（Tom Delbanco）正在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和贝丝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Hospital）使用“公开的笔记”。而在我家乡的医院──宾夕法尼亚州的杰辛格医疗中心（Geisinger Medical Center）──已开始让患者通过网络获知自己医生笔记的内容。迄今为止，不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大家都爱“公开笔记”。
别再堵住患者的嘴
虽然有很多迹象表明，医疗体系在提高透明度的路上不断前行，但仍有一些退步的表现。越来越多的患者去见医生的时候被要求在言论禁止令上签字，保证自己将不会在网上或其它场合说一些有损医生形象的负面言论。除此之外，如果你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如果你想和院方就此达成任何和解，都必须满足医院律师拟定的这一前提条件：即在任何公众场合下，你都不能谈论医疗事故带给你的伤害。
我们需要就医疗事故展开更多的公开对话，而非减少沟通。那些提倡用法律禁止此类“言论禁止令”的建议并不过分，因为所谓的“言论禁止令”完全有悖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理念，也与保护患者知情权的做法背道而驰。
政治党派人士能就政府在改善医疗方面的作为进行辩论，但不论是通过公众还是私人途径，透明度是才是关键的先决条件。要想透明度行之有效，政府必须让公众拥有获知公正、准确报告的渠道。只有这样做才能释放自由市场的力量，患者也才能着手选择更好的医治。当医院不得不就安全标准展开竞争时，他们才会不断提升自己、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透明度也能有助于重树公众的信心。许多美国人认为医疗界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神秘、甚至有点傲慢的行业。随着透明度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感的提升──我们能够解决医疗成本危机、提供更安全的医护服务、改善公众对我们的看法。要想做到以后不伤害患者，我们首先得做到从犯过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马卡里博士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外科手术安全核对清单的研发者，他的著作《不负责任：医院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及透明度将如何改革医疗体系》（Unaccountable: What Hospitals Won't Tell You and How Transparency Can Revolutionize Health Care）将于本月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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