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在加速挺进，城市在日益庞大和变强。城市离我们很近，但城市文学却离我们还很远，有作家如斯说。
炙烫坚硬的城市需要有宣泄的出口：喧腾的城市人，肉身需要安卧，灵魂亟待慰籍，他们的精神渴望诗意和未来的召唤。人们真切祈盼着城市文学的勃兴和繁茂。
相较日臻成熟的乡土文学，时下的城市文学还很单薄，城市人的境遇，城市人的命运，城市人的精神脉息以及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作家去赋予关注，去投笔叙写。人们热切希冀，现实文坛能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般，出现张爱玲、茅盾等抒写大上海的精彩，老舍、张恨水等勾勒出老北京的风貌。作家金宇澄曾预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文学同样会完全转向城市书写，完全会把城市作为作者的故乡，这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
作家马汉以书写城市为主，且起步较早。他是地道的城市人，长期栖身于江南的无锡城。他浸淫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诸元素，对无锡城的光影、脉息耳熟能详，了如指掌。多年前他在散文集《水绘的人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中，以生动、可触的文字，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锡城作了细致的描绘，把这座城市的风土习俗世事人情，它曾经的存在，坐实到他的文字里。
《拯救美女罗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一书，是马汉叙写城市的小说集子。15篇小说摹写了江南城市中的凡人琐事，透过字里行间，分明见到的是城市人微笑中闪烁苦涩的泪花，沉静执着的背后是屈辱隐忍的抗争，乐天诙谐里潜藏的是对世态凉薄无情后的精神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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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的时空里，马汉从事的是新闻工作。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更多接触了底层百姓的苦厄，深谙市井生存的困顿与维艰，因而他的作品接地气，充斥烟火气，彰显出厚实的气蕴和底气。数十年记者职业，练就了他敏锐的神经，独特的眼光，因而其作品的调性为，庸常中闪出异光，琐屑中焕发生气，素朴中演绎出事理，细微处发掘出真谛大义。
《拯救美女罗娅》中开篇的《亲家》一文，叙述了这样的故事：局长夫人柳淑惠拥有一条名贵品种的犬，萨萨。靠摆地摊卖葱、出租打气筒谋生的瞎子来娣，豢养了一头杂种草狗，奥巴马。一次奥巴马和萨萨偷情媾和。柳淑惠发现后，硬说是奥巴马强奸了萨萨，破了萨萨的处女身。她不但报了警，并多次向来娣索要赔偿。萨萨、奥巴马在再次寻欢交配时，被骑摩托车的人双双劫走，下落不明。全文笔墨诙谐，笑声中淌着悲怆的眼泪；忍俊之后，令人缕缕生痛。风和日丽的叙述中，掩藏着悲情怜悯；荒诞不经的背后，涵盖着严肃的主题：无论血统的高贵与低贱，萨萨、奥巴马的命运最终殊途同归：无论主人的地位显赫还是贫寒，最后都捆绑在一起，成了“同是天下沦落人”。人如狗，狗似人；人生宛如狗生，待到深陷某种特定的情境，蓦然发觉，你我都挤在一条“贼船”，彼此忧欢对等，宠辱与共；在茫茫宇宙前，人人同为上帝的儿子，似连体的婴儿、命运的共同体。小说取名“亲家”，耐人寻味，独具机抒和匠心，强化了全篇喻义，丰润了小说的精神内涵。
小说《杀手》，叙说的是城市中车祸肇事者（因嗜赌成性，没分得家中财产而报复他人）吕家老二，欠了五条人命。为千夫所指的他，最后从阳台跌落摔死。恶受到惩罚，罪有了应得，正义和善良赢得了伸张。一个近乎因果报应的故事，予人深思，发人深省：其实，真正的“杀手”来自人心底的正义、良知，公理和天道。《拯救美女罗娅》中的罗娅，自小受母亲的溺爱，周围同学的宠爱，因而养成了自我任性，颐指气使的傲慢。她常常和同学玩失踪，闹情绪。经同学商议、撺掇，让费伟对她进行拯救。经过系列的拯救才发现，拯救无效；而此时的费伟却发出了自身也需拯救、谁来拯救他的无奈和哀叹。这一命题呈现广泛的现实性和深远的未来意义，它启迪和昭示人：现代城市人精神和灵魂的疾患，只得倚托个体自身来赎救，借助旁者的力量几近隔靴搔痒，甚而不得要领，劳而无功。
马汉的诸多小说，着眼于细微处，从纷呈的生活琐事中爬梳出思绪事理，掘挖出深邃的思想，生活的哲理，在庸常中烛见宏志大义，“清如梵室之钟，令人猛省；响如尼山之铎，别有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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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大人物作传，文学替小人物画像。笔触社会底层，聚焦小人物，对小人物倾注一腔悲悯情怀，赋予深刻的人道关怀，让人在幽暗深处窥见缕缕微光，予人慰籍，传达温情，这历来是文学的一贯传统，也是文学唤醒良知，彰显人性的自觉担当和责任。
在《拯救美女罗娅》中，马汉勾勒了一批城市下层的弱小群体，如《亲家》中的来娣，《波波沙》中的波波沙，《苦夏》中的弹子，《红痣》中的乔东明等等。他们出生苦寒，时时遭遇苦恼、痛楚、悲哀、孤立、无援，默默承受着生命之疼、生存之艰，让读者不时勾起俄罗斯文学中被欺负、被蹂躏的“小人物”形象的回忆。
个体的命运时常取决于两个层面，一者是个体的命运为特定的历史风云大潮所裹挟，所操纵；一者是人物的性格导致个体生存、命运的蹇拙。《波波沙》中波波沙的命运显然属前类。《波波沙》大致情节为，波波沙的父亲姓胥，是个大胡子，被邻居称为胥大胡子。波波沙发育时，没长胡子。引起邻居猜测。从长相上与母亲比较，也长得迥异。于是，少年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探寻真相的强烈欲望。在获得线索后，只身前往遥远的北京认亲。一路艰辛找到了生身父亲，后妈不容他留下。波波沙没有直捷回家，又去了哈尔滨见生身母亲。最后回北京后，滋生不愿回家的念头。他宿地下室，滞留在天安门广场，以代人摄影为生。无意中得知养父母变故后，他立地赶回，见到凄惨的一幕：养父因思念波波沙，而酗酒猝死；养母罹刺激突患精神病。他后悔不已，严酷的现实让波波沙良知发现，人性复苏唤醒，便自觉承担起替母医治疾病，赡养母亲的义务和责任。波波沙一路困顿，一路艰辛，他的苦难诡谲的命运，既让人嗟叹，予人同情，又折射出历史遗下的印记，时代给予的伤痕。
而《红痣》中乔东明的悲剧，却是两者交替作用所导致。“东风机械厂”工人乔东明暗恋上了行车工秦建华，无意中发现她脖颈处有一颗红痣，夜晚梦见她的左乳房上也有一颗红痣。他藏不住内心的秘密，把这件事捅给两个要好的哥们，不料被旁人听见，到处传播。而女工在洗澡时，发现秦建华在右乳房有颗红痣。于是谣言四起。秦建华因敌不住流言的压力自杀身亡。于是，乔东明被抓，以“反革命梦奸罪”判刑15年。若干年后，赶上“严打运动”，他再次被扯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间，既有自身性格中的悲剧色彩，又有时代风云留下的烙印。乔东明作为小人物，命贱如尘埃草芥，在时代大潮中随波放逐，最后命归黄泉。这一悲剧，催发读者禁不住拷问反思，个体的价值何在，小人物的尊严何在？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唤起人们呐喊：社会必须确立完善的社会秩序，建立严格的法制体系，以保障社会个体的人身自由与安全。还有，《苦夏》中的弹子，为了去看望牛棚中的父亲，想尽办法，历经千难万苦，结局却还是空欢喜一场。等等。这些小人物的苦恼和心酸，读者仿如在倾听契诃夫小说《苦恼》中马车夫约纳的絮絮叨叨的数说，眼前晃动着小说《凡卡》中九岁的小凡卡在苦海中努力挣扎的影子。
马汉小说塑造了一群城市底层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不该被遗忘，不该被归零，他们值得被记取。他们如一面镜子，唯有与他们相逢，才能通过他们的存在确认自我的存在，从而观照自身的处境，最终确认人类命运的微弱和卑贱；也让人切切体悟到，原来我们与这些小人物惺惺相惜，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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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说过，“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咂味马汉小说的语言，不难发现，他十分懂得语言在小说叙事中的极端重要，因而他孜孜不懈淬炼语言，矻矻追求语言的个性风格。
马汉小说集《拯救美女罗娅》中的语言，十分推崇遣词造句，讲究字与字、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关系，他的语言像拧成的一股绳子，无法单独拆开。因而他的语言显得凝练，黏性中带嚼劲，充满张力。就像揉面，面全部揉到了，既软熟，又带筋道，劲道。在小说集《拯救美女罗娅》中，小说《逝去的花》、《复仇》两文（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篇幅不长，语言如行云流水，燕儿轻盈凌波，满含诗意，湿漉漉，元气酣畅。《苦夏》中弹子斗蟋蟀的情节，既趣味盎然，不乏知识性；又妙趣横生，出神入化。《红痣》中的语言像说话，将吴地方言有机融入，顺溜溜如水淌流，一气呵成，又黏又糯，很有咬嚼，撩起读者往下阅读的兴趣。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马汉对语言曾作过认真探索和研究，他深谙语言运用的奥秘和圭臬。在某次文学座谈会上，他专门就语言谈过自己的心得。他援举了两个事例来佐证：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写作伊始，周边只有英文打字机，他只得用英文写作。他脑海里塞满许多复杂的念头，但掌握的英文词汇有限，他只能用简洁的英文叙述内容，将丰沛的意蕴诉诸于浅显的文字。反复的揣摩探索，终于形成了叙事简洁、形态紧凑、属于自己节奏的语言风格。另一个是匈牙利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因匈牙利事件流亡瑞士的她，迫于无奈，只得用法语写作。法语于她，不是母语，是后天习得的外语。在操练陌生的法语写作中，她使用短句搭配的巧妙节奏、率直不繁的遣词造句、毫不做作的准确描写，成功催生出了属于自己的新文体。这里，马汉似乎在向他人揭示语言运用的真谛：小说语言应该返璞归真，回原本初；经过不断捶打磨炼，反复抟弄，找到语感，找到对于语言的直觉。
城市文学方兴未艾。马汉的城市小说，仅是无数浪花中的一朵。当下城市文学正在迅速崛起和建构，挑战和机遇并在。正如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论及城市文学时所说：“在一切未果的时代，人内心隐含的巨大困惑、矛盾和迷惘以及欲望与克制、困难与希望等，也格外复杂和丰富。作家如果能准确地感知和捕捉到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他一定是一个文学的大赢家。”对此，我们满怀信心，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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