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杨度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二人对君主立宪的理解并不一致。杨度之所以固守己见，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更适合中国。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指出，当时的中国民众还无法真正理解共和、、自由、平等为何物，如果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而君主立宪既可以通过君主制度防止未来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的动乱，又可以通过立宪实现民权。
反观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袁世凯，却利用杨度对君主立宪理论的鼓吹，欲实现君主专制政体，因此，他虽然表面对杨度推崇有加，其实并不想也不敢对其委以重用，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因为真正的君主立宪仍然是一种现代政体，与君主专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是以即使袁世凯大呼“杨度误我”属实，也不过是其推脱罪责的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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