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语
今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成立60周年。对于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而言，这是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特殊年份。60年栉风沐雨，60载辉煌成就。在这60年中，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尽管历经曲折反复，仍在实现自身历史性飞跃的基础之上，对整个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为此，本周刊今天在九、十、十一版推出专题报道，以全面展现60年来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并探索农村信用社今后的改革、创新之路，敬请读者关注。
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新问题。在新中国农信社成立60周年之际，就合作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姜丽明。
记者：60年，是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60年间，农村信用社曾经走过一段曲折道路，从面临解散退市、连年亏损，再到浴火重生、逐年盈利、各项业务取得长足发展。之所以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原因何在呢？
姜丽明：农村信用社系统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之一。作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产物，与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共同构成了我国合作经济体系。1951年，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办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到1956年，农村信用社发展到10多万个，几乎乡乡都建立了农村信用社。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农村信用社遭受了重大挫折，后来又经历了多次重大体制变动，但农村信用社仍然坚持在农村金融第一线，服务“三农”，顽强成长。
1996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农村金融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从此，农村信用社进入了独立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农村信用社在结构、特征、机制等方面已完全背离合作制的宗旨，这次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2000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在江苏开展试点，实行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改革，组建江苏省联社，并在常熟、江阴、张家港三个经济发达的县（市）组建了股份制的农村商业银行，在推进多元化产权改革方面迈出了实质步伐。这次试点，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了全方位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2003年，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决定8省（市）开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农村信用社进入深化改革时期。刚刚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肩负起了组织推动这场重大变革的重任。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将试点范围推开到29省（区、市）。2006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至此，全国农村信用社都融入了这场改革的大潮。
2003年启动改革试点以来，银监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会同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各有关部门，大力推进以股份制为主导的产权制度改革，督促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加快推进经营机制转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化解处置历史包袱，充分调动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大力推动组建省级管理平台，逐步厘清省联社与基层法人社之间的权责关系，督促省联社不断强化服务功能，规范履职行为，“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新的管理体制全面运行。针对合作制以及股份合作制存在的股权分散、股金不稳、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顽疾，确立了股份制的产权改革方向。在清理规范原有股金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资格股向投资股转换，落实股金的资本功能，夯实了资本基础；稳步实施组织形式改造，基本完成了统一法人改造工作，改制组建了183家农村商业银行和214家农村合作银行；不断优化股权结构，提高企业法人股比重，吸收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东参与管理的能力和意识有效增强。
2003年以来的各项政策措施契合了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充分调动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效激发了其经营活力。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农村信用社已整体摆脱了经营困境，总体风险状况大为改观，相当部分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功能定位清晰、经营富有特色、品牌认知度较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县域银行业服务网点达到12.9万个，占全国银行业机构网点总数的65.9%，覆盖了全国全部县（市）和绝大多数的乡镇；从业人员136.7万人，占全国银行业从业人员总数的45.7%。其中，农村信用社机构网点达7.7万个，占全国县域银行业网点总数的59.7%；从员人员73.9万人，占全国县域银行业从业人员的54%。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0.6万亿元，比“十一五”初期增长1.7倍；贷款余额5.7万亿元，增长3.0倍，其中涉农贷款余额3.9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68.4％，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的33.3%；不良贷款率由四级分类的36.9%下降到五级分类的7.4%，同口径实际下降30多个百分点；实收资本3461亿元，增长0.9倍；历年亏损挂账562.1亿元，下降360.6亿元。资本充足率由负转正，达8.7%。2004年开始连续6年盈利。有20家农村商业银行进入了英国《银行家》杂志排名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已获准在香港公开上市，一批农村商业银行已经提交上市申请。
记者：通过一系列从体制到机制的全方位改革，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发生了良性变化，农村信用社支农主力军的地位是否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姜丽明：是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服务，这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改革试点以来，银监会始终着力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服务能力建设，抓住市场定位、业务创新等关键环节，加强引领督导，取得显著成效。
2009年起，银监会连续2年明确提出涉农贷款“两个不低于”政策要求。在此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始终坚持为“三农”服务宗旨，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农业农村经济形势，科学优化调整信贷结构，加大涉农信贷投放，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丰富的金融服务需求。截至2010年末，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2002年末增长4.3万亿元，增幅307%；涉农贷款余额比2007年末增长1.79万亿元，增幅85.8%。
在切实注重风险防范的基础上，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因地制宜，针对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特点，将近年来城市金融发展迅速的银行卡、理财产品等引入农村，积极探索和开发低成本、可复制、易推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发展农村信用共同体模式，发挥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等多类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组成的信用共同体联合增信功能，提高农村借款人贷款的可得性。大力发展不需要抵押担保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并根据农业生产周期，灵活调整额度、期限、利率等要素，拓展小额信贷适用范围。创新发展林权、存货、应收账款、仓单及动产浮动质押贷款等多种新的抵（质）押贷款品种。积极开展与保险公司业务合作，在向农村借款人发放贷款时引入涉农保险机制。
2009年6月末，银监会调查发现，全国有2945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占全国乡镇总数的8.3%，其中有70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为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10月，银监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探索解决农村普惠制金融服务难题的有效途径，大力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均等化建设，力争到2012年末总体解决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问题。通过实施“两点两机包村包片”战略，即采取设立标准化营业网点和简易营业网点，布设POS和ATM，实施临近机构信贷员包村包片等服务方式，使偏远地区广大农户能够分享到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享受便捷的基础金融服务。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从工作启动时的2945个减少到2087个，共减少858个，有16个省份和计划单列市实现了机构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均提前实现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偏远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项工作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成为支柱力量，解决机构空白乡镇和服务空白乡镇的贡献度分别为73.5%和67.7%。今年6月，我们又专门召开会议，提出力争通过努力，年内再解决500个机构空白乡镇的机构覆盖问题。
记者：现阶段，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还面临哪些难题？有关部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帮助农村信用社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呢？
姜丽明：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农业银行、人民银行到目前省级人民政府管理的多次重大体制调整，并在“行社分家”、处置农村合作基金会和整顿城市信用社中承接了大量不良资产，形成了巨大的历史包袱，严重制约了其改革发展工作，影响了支农服务效果。同时，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农业的弱质性明显，农村金融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非常突出。受此影响，大多数不发达、欠发达农村信用社成本收益倒挂问题严重，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一是农业生产效益低导致涉农贷款收益较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水平较低，经济效益差，涉农贷款投入产出效率相对较低。2007年至2010年，我国涉农贷款增长92.4%，比同期贷款增幅高9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增长40%，分别比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低13.6个和7.5个百分点。
二是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致使农村金融业务风险居高不下。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尤其近年来连续爆发重大自然灾害和动物疫情，由于农业保险覆盖面不足，且缺乏巨灾保险机制，农民因灾返贫并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因灾返衰的问题非常严重。农产品价格频繁剧烈波动，也是农村金融业务风险较高的重要原因。2011年9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不良率是银行业不良率的1.7倍，农户贷款不良率是全国银行业不良率的3.6倍。
三是农村经济社会特点提高了农村金融的经营成本。农民居住分散，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存款资源不足，贷款需求额度普遍不大，致使农村金融机构网点运营成本高，收益水平低。
基于上述问题，中国银监会督促各地农信社努力依靠自身化解历史包袱，加强集约化经营管理，严控新增风险。同时，银监会积极协调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总的来看，目前对农信社的扶持政策协调性、系统性明显增强。但是，由于农信社的实际情况和服务“三农”的特殊市场定位相比，还存在力度小、期限短、覆盖面窄的问题。特别是对农村信用社因接收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城市信用社，遭受地震、冰冻雨雪等自然灾害，及2002年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不真实等原因而形成或遗留的历史包袱，一直没有出台相应的处置化解政策。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化农村信用社长期累积的历史包袱，就无法真正解决其在支农服务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持续调动其支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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