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咸丰同治年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同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而作为传统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群体，也开始出现了武化的趋势。
所谓士人武化，即以文人之身投身军旅，领导军队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生掌兵。具体到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就是士人利用自身影响力、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参与到地方武装力量的组织领导之中。
而这一趋势并非咸同年间才出现，其实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出白莲教时就已经出现了。
清朝自建立以来，对于地方军事化一直抱有本能的警惕心理，仅允许地方保持一种低水平的军事化。尤其是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更为清廷所戒惧。但自川楚白莲教起义以来，内乱渐生，仅靠清朝的国家军事体系很难将其镇压。一些官员提出动员民间军事力量自办团练，以便镇压起义，由此清廷立场开始松动，而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的活动便以一种难以遏制的势头发展起来。
由于白莲教一般居无定所，劫掠地方，流动作战，所以调动大军合围剿灭的办法并非良策。于是在嘉庆二年，，明亮、德楞泰二人向嘉庆帝呈上《筹令民筑堡御贼疏》，提出令民间修筑土堡，自行组织基层力量进行军事防御，而且特别强调地方士绅在其中应起到“弹压”的作用。
事实上，这就是对士人参与地方军事化的一种变相鼓励。
在地方士绅奉命修筑土堡之时，一些地方官开始试图走得更远。如庆阳知府龚景瀚就发展了土堡法，提出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即在建立土堡防御的基础上组织团练，即“堡寨”，由官方发给武器，在地方政府和士绅的领导下抵御白莲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士人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实现了武化，见诸史册的如襄阳士人梁友谷，筑土堡，办团练，保护乡里十余万人。但此时清廷的统治力还没有大幅下降，所以士人兴办团练的行动也始终在朝廷的绝对控制下，士人的武化自然也极其有限。
不过，闸门毕竟已经打开，士人武化的局面再也无法遏制。
1851年，洪秀全掀起太平天国起义，随即肆虐两湖、两江地区，清廷半壁江山沦陷。清朝的八旗、绿营兵战斗力极差，在太平军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无论是防、堵还是剿，均无一奏效。此时，士人群体意识到，在这场动荡中自己有必要站出来。于是，他们开始纷纷倡言团练。
但此时士人倡言的团练又与嘉庆年间有所不同。
如江西士绅李祖陶对于团练的设想是：
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习，贼必闻风不取入境而亦有以待之矣。但欲练兵必先供饷，欲供饷，必先纠费，欲纠费必先设局，宜于省会立一总局，禀知大宪。工请乡大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而又旁罗俊义或善谋划或工书写或负勇力或精技艺或善走集或工阚谈，并皆收而养之，以为吾用。
由李祖陶的言论可以看出，此时士人兴办团练，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度的地方军事化。一方面，他主张建立一种“兵如父子兄弟，耳目手足”的团练，很明显这属于地方私人武装性质，而这种地方军事化程度一般来说都是中央朝廷所不容许的；另一方面，他提出要设立团练局来领导团练，而主持局中大事的应是地方士绅，地方士绅拥有练兵、筹饷、延聘办事人员的权力，而对于朝廷和官员只须禀知即可，这表明士绅群体渴望从兴办团练入手，攫取清廷的地方权力。
而且，此时不仅仅是在野士绅，就连不少清廷的高级官员也认为，在太平军的兵锋之下，朝廷应更多地依赖地方团练武装的力量来平叛，尤其要重视地方士绅的影响力，并充分放权给他们。
如久历京官的吕贤基就说：
各村各乡自为团练，令众人共举绅士之公正有谋略者为首。
广西提督惠庆认为：
伏思办团练固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士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
再如曾国藩的座师、官至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指出：
滇黔省各处防堵已将近两年，在事文武均寝以懈怠。此时若添调大兵雇募多练不独事无了期，经费无出，且兵不足恃，练不可信，该在事文武岂不知之。然则将束手以听其蹂躏乎？抑委心以悻其不来乎？均不可也。为今之计，急需坚壁清野，齐心团练，官有救民之心，民有从官之乐。官民一气，何贼之不能御哉？
于是，在朝野的广泛议论下，加之兵事日颓，朝廷急欲平叛，咸丰帝遂颁布谕旨，令各地兴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天国起义。由此，清朝迎来了士人大规模兴办团练的时代，他们开始走上武化的道路，致力于改变自己的人生境遇，更改变着大清帝国的境遇。
士人武化的典型例子有很多，诸如曾国藩、李鸿章等等，不胜枚举。
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视线放在那些崭露头角、出将入相、青史留名的人身上，恐怕也无法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察士人武化给士人本身和晚清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已是二品侍郎，李鸿章回乡兴办团练时也已做到了翰林院编修的位置，可谓前途无量。
而宏观来看，咸同时期的士人武化，主要集中在“生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这一群体中，这应该是清朝最基层的士人群体。
湖南是对抗太平军的重要地区，湖南士人笃信理学，卫道思想深厚，对桑梓故乡事物最为关心，又有湘军作为榜样，所以兴办团练最多，士人武化现象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据统计，咸同时期湖南地区团练领袖中，生员占比为23%，远高于举人的8%和进士的7%。除此之外，贡生和监生的表现也很抢眼，分别占比7%和2%。
浙江一省也饱受战火肆虐，在浙江一省兴办团练的士人中，生员占比为21%，贡生占比7.3%，监生占比9.8%，无任何科举功名的普通乡绅亦占7.7%。其他地区诸如广西，生员占比42.7%。
由此可见，咸同时期的士人武化在以生员为主体的基层士人之中体现最明显，而他们则是晚清地方军事化的重要基础。当然，如果从小处着眼，仅仅去看一个士人、一个团练，那么他们所掌握的军事资源固然有限。但从宏观去看，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确实获得了很庞大的军事和政治资源。
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基层士人兴办团练，投身军旅，完成武化的过程，也正是他们获得更多权力资源的过程，而这些权力资源最后也大多得到了清廷的承认。不少基层士人绕过科举考试，取得了昔日在科举考试中无法取得的功名、官职乃至于政治地位，大量崛起并跻身于晚清政坛，更有甚者如曾国藩、李鸿章等，或入主中枢，或权倾一方，于清廷而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基层士人权力的进一步扩张，也使得士人群体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与清廷的中央权力形成冲突，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强，清朝的灭亡也由此进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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