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需要全球意识
2011年9月 «中国简况»
尤里·杜达什 威廉·萧
过去30多年来，对国际经济开放，推动着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增长。面向未来，实现与国外市场的融合仍然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关键。这一点突出地表明，协助管理全球化的各种协定与机构，对这个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转变成经济强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而且要求对二战以来一直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体制设计以及中国看待自身扮演角色的方式发生意义深远的转变。
在《主宰世界者：新兴市场是如何重塑全球化》一书中，我们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市场终将主导全球经济。人口的老龄化和城市中心区吸纳农村劳动力步伐的放缓，会降低现代行业劳动力的增加，而随着中国生产力的提高，吸收外国技术方面的收益，尽管绝不会消失殆尽，也将出现下降趋势。不过，中国的年均年增长率将继续超过5％，为发达国家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半。在不到3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定义的每天低于1.25美元收入的极端贫困现象将几近消失，10亿中国人的实际收入，将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发达国家消费者随手可得的现代商品及服务。从对外开放算起，在70年的时间里，利用“后进”的优势，中国将实现北欧用200多年才实现的经济繁荣。
紧张局势及面临的挑战
然而，这种快速发展还远远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作为全球主力力量的崛起，会引起紧张局势，对现有的势力提出了挑战，有可能导致经济冲突或更槽糕事件发生。如图1所示，我们预测，发展中国家占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从现在的三分之一增加到2050年的大约三分之二，仅中国一个国家就占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一。预测显示，这种贸易格局的巨大转移可能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为国营银行垄断，在存款利率以及与世界其它地区金融交易方面受到诸多严格的控制。从这样一种相对不发达的金融体系转变到一种现代、开放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必然转存在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潜在危险，这种系统性金融危机不会在美国或英国（正如最近几年这样）产生，而会在巴西、俄罗斯，甚至中国自身产生。
图1-2050年发展中经济体将主导世界贸易
蓝色：发展中经济体 黄色：发达经济体
不过，对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这一领域为限制碳排放达成国际协调一致方案的各种努力已经悲惨地归于失败。中国对通过多方努力减缓气候变化，确保世界持续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尽管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更多的财富使他们有理由接受需要作出牺牲中的一大部分，然而中国新的碳排放不断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世界总量近40%），将使中国参与限制排放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气候变化也是中国以及世界即将面对的诸多协调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例证。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越来越复杂的经济关系网络，这种经济关系需要更加密全球谈判协商来维持。历史上，对全球经济安排最有影响的几个最大国家同时也是最为富裕的国家。未来将不存在这种关系。例如，到2035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见图2）.与发达国家相比，对收入相对低的新型国家为保护全球环境需要作出的牺牲成本更为高昂，这样就大大地增添了达成负担承担协议的复杂性。新兴市场国家相对较弱的机构限制了实施复杂的国际协议的能力，而这些国际协议要求对国内监管机构进行广泛的改组。新兴市场中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以及他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将可能对国际谈判构成障碍。
图2.中国：富裕的经济，贫穷的人口
（2035年实际的GCP与人均收入。红色代表中国，蓝色为美国，前者为GDP总量的比较，后者为人均收入的比较）
固然存在差异，中国及整个世界的繁荣却要求努力实现有效的国际协调。这种协调不能通过限制新型市场的影响力来实现，虽然这中做法很有诱惑力。实际上，如果国际机构要保持影响力，就必须给予新型市场与其经济实力相配的制定决策权。国际经济协商中依靠G20而不是G8仅仅是朝着正确方向走出的第一步。
“全球意识”
此外，试图通过普遍共识达成复杂的全球协议的努力却不可能成功，无休无止的多哈回合谈判就是例证。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所有国家不可能达成一揽子的有效政策协议。要求达成共识，其结果要么是不能充分解决问题的最低限方案，要么就是彻底的失败。相反，谈判应涉及具有关键作用的参与国，通常是对某一特定问题具有影响的最大国家。一旦达成协议，规定让更多的国家加入。不过，在构成辩论议题，提高所提议的解决方案的合法性，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解决方案适用范围方面，多边进程依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面对未来的挑战方面，不能依靠多边主义来迅速实现突破。
这些相对保守的预测显示，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及其它新兴市场将继续实现收入增加，绝对贫困大幅下降，而富裕国家持续经济繁荣。要实现这些收益，全球机构就应适应这样一个更具多样性、潜在更不稳定的世界。然而，最终形成未来经济环境的决定将几个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的首都做出。对于中国来说，要继续保持其显著的经济进步，政府与民众则要培养一种可以称之为“全球良知”的观念。换句话说，在继续扩大中国的全球势力与影响力的同时，中国决策者需要经历制定决策方面的重大转变，不但要反映国内需要的认知，而且在更大范围反映全球选民的认知。当然，面对这一挑战并非只有中国一家; 美国及其他先进国家的经济困难同样存在使他们过分注重内部需要的风险。对我们这个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来说，无法培育越来越广泛的认识，就可能引发经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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