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于2012.5.02
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正给美国带来麻烦，国际资本主义的瓦解也导致了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在《从开罗到华尔街：源于全球之春的声音》(由Anya Schiffrin 和 Eamon Kircher-Allen编辑)一书中，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全世界终将起来反抗并要求民主。在这里，人民而不是美元说了算，再好的政府若会被金钱收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Darrell Willis戴着一个“99%”胸章和美国国旗，站在拉塞尔大街与杰克逊大街街角参与2011年10月3号（周一）“占领芝加哥”的抗议活动。周一的“占领芝加哥”的示威抗议起于联邦储备银行和芝加哥贸易局附近，示威者大声疾呼，反对公司的贪婪和社会不平等。
历史上有多次，全世界的人们似乎要起来反抗，抱怨世事不公，并寻求改变。1848和1968的动荡年代是这样，2011年当然也是这样。许多国家都充斥着失业、收入分配和不公平的愤怒和不快，人们感觉这样的制度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坏掉的。
1848和1968结果都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2011年可能也是这样。当今的全球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全球化有助于观点的发酵和国际间的传播。这场起于北非海岸小国突尼斯青年暴动传播到附近的埃及，然后是其他几个中东国家，随后是西班牙、希腊、英国，华尔街以及世界上的诸多城市。在一些地区，抗议的火花似乎，至少暂时，被熄灭了。然而，在其他地区，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促成了社会剧变，造成埃及的侯赛尼?穆巴拉克，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以及其他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下台。
出了问题
在埃及和突尼斯专制统治下的青年人起来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程序来寻求改变。然而选举政治在西方民主国家业已失败，越来越多的人从政治程序中幡然醒悟。2010美国选举中青年人的参与度表明：令人难以接受的20%的低投票率与难以接受的高失业率是相一致的。奥巴马总统允诺过“我们相信改变”，但他提出的经济政策似乎大同小异，这些经济政策由正是当年制造了这场经济灾难的一些人来设计和执行。在像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青年人对那些以其他社会群体为代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年老僵化的领导人感到厌倦。
然而，在这些青年抗议示威者的占领运动中亦有希望的曙光，青年人与父母、祖父母、教师结伴出现。他们不是革命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是在试图推翻整个制度，他们仍怀有这样的信念，即如果有来自大街上的足够强有力的声音，选举程序可能有效。抗议者走上街道目的在于推动整个制度的改变，在于提醒政府他们应该对人民负责。
愤怒（los ?indignados），年轻的西班牙抗议者们为活动取的名字，概括了全世界人们的情感。他们对太多的事情感到愤怒。在美国，活动的口号成了“99%”。拿着这样标语的抗议者们呼喊着我在2011年早些时候为《名利场》（Vanity Fair ）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Of the 1%, for the 1%, and by the 1%”。该文章援引了描述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大幅扩大的相关研究，1%的人口控制着约40%的财富并为他们自己积累了约20%的总收入。在其他国家，机会的缺乏、失业以及感到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之外导致了人们的不满。在他的文章中埃及活动家Jawad Nabulsi讨论了制度是如何被设计成是有利于上流阶层的，同时他重复用“公平”一词来形容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到底缺什么。
其他东西有助于使抗议者们更有力：不公平感。在突尼斯，埃及和中东的其他部分，不仅是工作难以找到的问题，而是可找到的工作被有政治关系的人得到。在美国情况似乎更公平一些，但只是表面如此。从最好的学校以最好的成绩毕业的人有更好的机会找到好工作。但这样的制度是不好的，因为富有的父母会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高中，那些学生有更好的机会进入名牌大学。在许多顶级学校中，大部分学生来自最顶层的四分之一人群，来自底层人群却很少。想要找到好工作，你需要经验；想要获得经验，你需要实习；同时，想要获得好的实习机会，你需要关系和钱，从而能够在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在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触发了新的不公平感，或者更确切地，对我们的不公平经济体系的新认识，一种过去被人们隐隐地察觉到而现在不能被忽视的感觉。这个体系中的报酬分配一直被人们质疑：有些人获得高收入，而有些人却很低。不平等的辩护者们论证了为什么这种不公平是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是有利的。不公平程度经年累月慢慢扩大。有时候据说察觉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就像察觉草的生长一样。一天天的，人们看不到任何变化。但是那些住在被遗弃的次贷房屋附近的人们非常了解的是，精心修理的草坪很快就会被矮树和野草代替。久而久之，这种变化就会很明显了。同样，久而久之不平等也会扩大到人们难以忽视它的程度。在美国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着。
甚至在不倾向于阶级斗争的美国现今业已达成广泛共识，即高收入人群应当被课以重税，或者至少不应是低税。然而一些富人会认为他们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赚取他们应得的，他们有权拥有这些财富。现实是，没有人可以只依靠自己获得成功（许多最富有的人确实认识到了这一点）。穷人的工作通常比最富有的人要辛苦。在发展中国家，穷人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缺乏资金，并且他们的经济体功能失调，他们要花费大量时间挑水、砍柴、从事辛苦的手工劳动。甚至在发达国家，人生的机遇会受到出生地和父母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影响。通常机会结果变成了在恰当地点恰当时间的运气。
令2011年抗议者们不满的不仅仅是不断恶化的不平等，而是他们意识到有些人的收入来路不正。不公平激励着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正如它激励着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青年一样。如果有人由于杰出贡献使社会上其他收入大幅增加而自己获得高额收入，他获得了他所贡献的一部分，或许很大一部分，似乎也是公平的。确实，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说明（我应该说是“假设”）收入的差异与边际生产率的差异相关来论证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谁的边际生产率高，谁的收入就高。
占领华尔街的面孔
现在，在危机的余波中银行家们带着高额奖金离开了，而那些由于银行家们鲁莽和掠夺性的借贷行为而为危机所害的人们失业了，这非常不公平；政府出资救助银行，却不愿意为那些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业的人们提供失业保险，并且只为几百万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象征性帮助。过去发生的事情逐渐破坏了不平等的正当性,那些对社会贡献越大的人应该获得越高的报酬。尽管银行家们对社会，甚至对他们的公司的贡献是负的，他们获得了高额报酬。在其他部门，那些把公司经营到导致股东和工人利益受损的CEO们获得了高额的奖金。
如果没人该为此负责任，那么问题一定出在经济制度上。这是必然会有的结论，也是抗议者们的愤怒之所以正确的原因。每个桶中都有烂苹果，但正如麻省理工教授Susan Silbey写的那样，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整桶苹果都烂了的时候才会出现。
许多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缺乏道德。许多工作在金融部门的人的道德标准出了问题。如此多的人丧失道德标准，检举的人不被重视，当社会信条以这样的方式变化时，俨然道出了社会的症结所在。这不再仅是个人丧失道德标准的问题，而是社会本身的问题。
抗议活动告诉我们，有抗议就有不满；有不满就有希望。美国人一直都是理想主义者，这反映在这反映在学校教学和政治辞令中。孩子们读《独立宣言》，“人人生来平等”，他们一字一字地读，人人，白人和黑人，并且他们相信这些。他们背诵《效忠誓言》，它保证所有人的公正，孩子们相信这些。
市场失灵
反对大公司的抱怨的清单很长，且长期存在着。例如，烟草公司偷偷地把他们危险的产品做得更容易使人上瘾。他们甚至试图说服美国人他们产品的危险性毫无科学依据，而他们的文件充满了与此相反的内容。类似地，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试图花钱说服美国人全球变暖的证据是无效的，尽管美国科学院曾联合所有科学机构声明该证据是有效的。化学公司让水变得有毒，并且当他们的工厂爆炸时他们拒绝为造成的伤亡和破坏负责。医药公司利用他们的垄断力量收取数倍于产品成本的价格，从而判了那些无力支付药费的人的死刑。
金融危机本身也使得一些混乱更明显。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遭遇欺骗性的信用卡条例，而穷人则会遭遇掠夺性的贷款条例。当美国经济仍在谬误中蹒跚前行时，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又暴露出了另一方面的鲁莽：钻井时的不谨慎已经给环境带来威胁，并威胁到数以千计的以渔业和旅游业为生计的人的工作。
甚至在危机之前，市场经济也没能使大多数美国人受益。GDP上涨，但多数人却变穷了。甚至长期被右派拥护的经济学定律也站不住脚了。早些时候，我们解释了被用来阐述收入与社会报酬相关的理论是如何被大萧条篡改的。该理论认为，高度有效的市场中的竞争是非常强的，以至于超额利润（资本获得的超过正常利润的报酬）接近于零。然而我们发现银行每年拿走了高额利润以至于我们认为这样的市场富有竞争性太不可思议了。正规的经济学课程谈到供求定理时认为价格使供求相等同。在该理论模型中，没有像失业，信用评级这类变量。但实际上，我们的世界仍有巨大的未被满足的需求（如，用于脱贫的投资，用于把发展带给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大陆上的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大量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如，工人和机器被闲置或没达到最大产能）。截至2011年12月，美国约有2500万失业人口，与欧洲的失业人口数量类似。
创新和全球化为观察茶市场失灵提供了最新，最重要的背景。两者都被认为让我们的经济更加繁荣，然而两者似乎让多数人更贫困。
在近期研究中，Bruce Greenwald和我找到了大萧条的根源，即农业生产率的急剧提高导致越来越少的人需要去为世界提供粮食。在1900年的美国，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农场劳作；如今低于2%的人口生产的粮食超过了庞大的人口所能消费的，并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剩余用于出口。久而久之，大部分在农业领域工作的人不再被需要，他们需要寻找替代工作。但有时，逃离农业领域的运动很不顺利。在1929至1932年间，农作物价格暴跌，人们收入据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收入的急剧减少导致工业品需求量的相应减少。农村地产价格急剧下降，信贷枯竭，再加上农民原有的低收入，他们被困在衰退的部门中。当脱离农业部门的人口本应该增加的时候，它却突然停住了。如果人们一直能够重新定居，如果新工作一直被创造出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会是增加人们福利的，但是正相反，城市和农村部门都遭遇了市场失灵。
在大萧条期间，当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要一份全职工作而不得时，人们发现商店用机器替换了工资很低的收银员，这似乎很奇怪。创新让人印象深刻，甚至会产生利润，但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应被忽视：当供求的天平倾向不利于工人那一端时，会带来更高的失业率和无技能工人更低的工资，从而带来更大的不平等。
政治失灵
政治制度看起来像经济制度一样失灵，并且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制度在阻止危机发生上失灵，在矫正危机上失灵，在检查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上失灵，在保护底层人群上失灵，在防止公司职权滥用上失灵。并且当他失灵时，日益增加的赤字预示着这样的失灵会在未来持续进行。
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们为他们的民主制度感到骄傲。但抗议者们对这是否是真正的民主表示怀疑。真正的民主不仅仅是两年或四年投一次票，选择必须是有意义的，政治家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然而，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似乎越来越类似于“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市场制度在纠正这些失灵，而政治制度却在强化它们。
亿万富翁巴菲特所付税率低于为他工作的人，为全球经济的低落推波助澜的投机者的税率低于那些为收入而工作的人，这样的税收制度强化了政治是不公平的观点，并导致了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政治上的失灵和经济上的失灵是相关的，他们相互强化。一个放大富人影响力的政治制度为法律法规和法律法规的监督提供了机会。他们被设计成不仅不能保护普通市民以反对富人，而且以社会其他人群为代价使富人更加富有。
全球化和市场
我对全球化的批判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的管理方式：它是一把双刃剑，并且如果管理不好，结局将是灾难性的。当管理得好的时候，它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至少目前为止有些国家成功地管理好了。
市场经济的情况也是如此：市场的力量，好的和坏的方面，非常大。过去两百年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超过过去两千年来的水平，市场在这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政府也起到了同样作用，自由市场者并不认可这一点。但市场必须被驯服，必须是温和的。它必须被反复驯服从而保证市场为多数人谋福利。市场调控出现于美国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当时市场竞争法则首次被遗弃了。这发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当时通过了社会救济，失业和最低工资方面的相关法律。占领华尔街的人们和世界各地的抗议者们所要传递的信息是市场需要再一次被驯服。在中东部分地区，当经济上涨时，底层民众并未受益。
从开罗到华尔街
我到发展中国家游历超过四十年，很多问题仍然历历在目。整个2011年，我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埃及，西班牙和突尼斯，并且我在马德里雷蒂罗公园，纽约祖科蒂公园与抗议者们见面。在开罗，我与青年男女进行了交谈，他们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抗议活动中起到主要作用。当我们交谈时，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明白制度是如何在多个方面失灵的。抗议者们一直由于没有日程安排而受到批评，但这种批评误解了抗议活动的意图。这是对选举程序感到沮丧的一种表达，它们是警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抗议者要求的很少：使用他们技能的机会，获得体面工作和工资的权力，更加公平的经济和社会。他们的要求不是突变性的而是渐进性的。但在另一程度上，他们要求了很多：一个人民而不是美元说了算的民主制度，一个做该做的事的市场经济。这两个要求是相关的：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受约束的市场不可能运行良好。为了让市场像它应该的方式运行，必须要有适当的政府监管。为此，我们必须要有民主制度来反映普遍利益，而不是特殊利益。再好的政府若会被金钱收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从某种角度上说，抗议者们已经完成了许多：智库，政府机构和媒体肯定了他们对于高度不合理的不公平程度和市场制度失灵的控诉。“我们属于99%”成了人们的普遍意识。没有人能确定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前路在何方，但是我们能肯定的是，这些青年抗议者们业已改变了公共演讲以及普通市民和政治家的意识。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1990年代中期，他曾先后担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成员和顾问团主席，后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获得过克拉克奖。他曾是剑桥大学富布莱特学者，是万灵学院和牛津大学Drummond 客座教授，并执教于麻省理工，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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