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富裕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可以促进繁荣，让生活更富裕，但户籍制度必须改革 。

译者：shog、trans-life、并木、hokai3

审校：陈金永（原文作者）

城市化可以促进繁荣，让生活更富裕，但户籍制度必须改革。

2011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6.9亿，占到了总人口13.5亿的51.3%，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座里程碑。中国近年的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大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其为21世纪中改变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

2012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全球经济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欧洲深陷债务危机，美国和日本竭力维持增长，因此很多人把亚洲当成世界经济的救星。他们基于对整个亚洲地区中产阶级迅速崛起的预期，认为亚洲市场有巨大的潜力，可望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和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增长。

毫不奇怪，中国将在亚洲地区的消费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国梦”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更加真切。预计未来15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还将增长3亿至4亿人。因此，许多财经作家和顾问都预言中国消费者数量将迅速增长。

然而在国内，中国将继续面对调整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需要促进国内消费，降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要快速扩大中产阶级，从而提高消费的比重，使经济机器持续运转，城市化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吗？

长久以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令观察家着迷，但其中充斥着误解和错误的预测。中国的城市化的确非常复杂，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城市化的经验来推断中国的发展。

在诸多乐观预测之中，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卡拉斯（Homi Kharas）提出以下的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0年的12%增长到2021年的50%。也就是说，中产消费阶层人群将从1.5亿上 升到6.7亿，在十年多一点的光景里迅速增加了5.2亿人。这多达5亿的新中产阶级到底从自哪里来？这究竟是幻景，还是依据真实的经济和社会的流动而作出的合理预期呢？

在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中产阶级扩大的主要来源是到城里打工的农村人口。农民离开土地到城里打工，会有更高的收入，有更高的消费力。他们抛弃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再务农，而投身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当中，可以住在公寓里，可以购买家电设备。有时也可以上上馆子，甚至将来送儿女上大学。这是大家熟悉的“城市化带动消费”的描述。

如果只是单纯地从迁移人口的数量和新建楼房的数量上看，中国确是在迅速地进行着城市化。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表面上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一些流行的观点往往忽视了中国的一些特殊国情，尤其忽视了户籍制度等体制所维系的城乡分割制度。

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民可以去城市工作，但不允许在城市落户。我最近的分析表明：在2010年6.66亿的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多只有约4.6亿人有城市户口。剩下的2.06亿人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城里居住和工作，但仍然拿着农村户口。

这支拥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大军，是中国庞大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也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些低收入者和他们的家庭也不能在城市里享用公立教育、公共住房和社会保障。由于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进入中产阶级的农民工的数量微乎其微。

户籍壁垒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进城务工人员向上一阶层的流动，而且未来的二三十年，城市的自然增长率会徘徊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除非对城市化的政策进行大的调整，否则前面所希望的——通过城市化促进消费——只是个神话。这条致富的道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让大多数农民最终能够向上流动。要走这条路，中国不能把农民工仅仅当成劳动力，而要平等对待他们，包括给他们城市户口，以及让他们和城市市民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

2月末，中央政府颁布了小幅度的户籍改革的通知，新政策允许外来人口申请在一些城市落户（不含40个最大的城市）。虽然这一举措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但改革还是远远不够。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个与促进国内消费同样重要，并亟需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定居城市意愿。与前一代的农民工相比，他们有更好的教育程度，他们也更加了解自己的权利，以及令他们不满意的环境待遇，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情况。新一代农民工的诉求，不能置之不理。否则，这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在中国，要求更深入的户籍改革是大多数人的共识。当然，一夜之间废除户籍制度是不现实的，也许甚至是鲁莽的。但像近几年那样，继续缓慢地进行小幅度户籍制度改革也是不行。我认为，鉴于上述的新局面，用10—15年的时间，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不仅是合理、可行的，也是非常需要的。

按照这个时间表，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加快，实实在在地每年解决约1500—2000万外来人员的城市户口（而不要像在有些城市一样，仅仅是换了个叫法就罢了）。根据我的估计，过去十年每年平均只有300万农民工转换城市户口。要达到这个更高的数量，需要在最大的40座城市开展更深入的户籍制度改革，包括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多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找到工作）。而且中央政府必须起到主导的作用，因为大城市的外来人员大多来自较远的地方，任何户籍制度的重大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涉及省际间的财政、人口和管理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让地方政府在它们自己的管辖区内，推行部分的、有限的，甚至有时是歪曲的户籍制度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近30年，但这是通过一个扭曲的城市化模式来取得的。这一模式受不合时宜的户籍制度的阻碍，限制了中产阶级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只有进行更全面的改革，才可以把中国的经济从这个枷锁中解放出来。一朝改革到位，我们就可以开始设想一条迈向富裕的中国城市化道路，这也会同时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

作者是华盛顿大学地理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城市化、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本文观点不一定代表《中国日报》的立场。

（Kam Wing Chan [陈金永]，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本文系作者授权翻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