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定与习俗中的节假日
中国节假日制度，据史料记载，最早记录追溯到孔子时期：“孔子假期玩年，至于韦编三绝。”(晋代陆云《请吴王观书启》)在西汉时期，节假日制度基本形成，在《汉书注》里讲：“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即休假。这一天，为官者可以擦洗一下，即“休沐”，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子打扫一下卫生，探望一下亲朋好友。这种“休沐”，后逐渐规定了时间，即法定假日5天休息一次：“每5日休沐”。每5天休息1天的假日，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后来，“每5日休沐”变成了十天，也由此更加制度化，唐朝称之为“旬休”，比起我们今天“周末”很接近。不过，这个法定的节假日规定得很严格，它不像今天，一到周末休息是自然而然的事，那时候的休假，提前要“告假”，假期满后要“销假”，否则一个月的俸禄没有了不说，期间出了问题，严重者，朝廷还可以“罢官”。
古代法定与习俗中的节假日
到了明清时期，许多假期就被完全免掉了，除有父母死后退职3年(实际上是27个月)的“丁忧假”外，其余作为特例而有待于皇帝许可才能休假。
法定假日，只是对官员而言，对于老百姓来说，法律规定放假这一说就没有了。因为农桑手工之事，没有法律规定“上班”，也就没有法律规定“告假”。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假日完全是一种习惯习俗。
习惯习俗中的“节假日”
节日虽然在古代对老百姓没有法定之说，可它在人们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节日以及各地的庙会等，都备受老百姓的重视，它有时比法定还来得重要。一是老百姓平日节衣缩食，到了年节要把它花个精光，大量消费换取一年劳作的满足感、幸福感，拿消费来“慰劳自己”。二是节日伴有重大的文化活动。诸如中元鬼节、腊月二十三灶君升天、二月二龙抬头、端午龙崇拜、七夕节和中秋节拜星月、寒食节拜火、腊八节与清明节拜祖先等。他们把节日看作是一年劳作的航船追寻的一个个目标，节日像歇脚的驿站和港湾，经过一个个假日后，又要开始迎接新的工作，也就是孔子说的：“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短暂的娱乐和松弛，从春到冬漫长的煎熬被“切割”了，于是乏味的日子消失了，生活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波澜，“过罢小年过大年，正月元宵挂红灯”等等，生活有了“盼头”。
我国的节日，大多有着多重功能，商品贸易集会、文化娱乐竞赛、探亲访友的社交等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图乐”。元宵以观灯为乐、中秋以赏月为乐、重阳以登高为乐、除夕以守岁为乐，“图乐”是老百姓节日的普遍要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载，旧日许多地方重大传统节日，均有“人看人”的风俗。他们不是亲自参与自娱，是观赏取乐。这一习俗限制了自娱性活动的开展，但对只需介入感情、不需直接参与表演的戏剧活动来说，又正是一件好事。鼓乐喧天，色彩绚烂，载歌载舞的戏曲演出，正切合渴望热闹的心理和观赏取乐的习惯。由此戏曲演出装点节日，节日伴随着戏曲活动，成为我国节日民俗和游艺民俗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古代节日中的戏曲传播
应该说，中国古代戏曲命运很不佳，它从诞生到发展，都受到官府冷落。在为官者看来，戏子等同于娼妓、戏曲是“诲淫”、“诲盗”。再则，戏曲聚众取乐，对只“驯民”、只要求人们做“顺民”的官府来说是破坏农事、伤风败俗，甚至有扰乱人心之嫌疑。因此，从元代开始，朝廷就都颁布禁毁戏曲的法令。虽然统治阶级拼命追求声色之娱，宫廷蓄养优伶乃至戏班并不鲜见，但权贵们却贱视戏曲。清代就曾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尽管如此，戏曲不但屡禁不止，相反它在下层群众中的传播极为广泛、深入，尤其是在重大节日，戏台一直是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
首先是过节要看戏。在古代农村，只有佳辰令节才搭戏台演戏。张岱的《陶庵梦忆》记录明末清初南方的戏曲演出活动：舞场歌台，车马交错，游人毕至，可谓热闹。在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重大节日，演出尤为盛大，尤其中秋节，“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无不鳞集。”
其次是神会聚戏。神会即迎神赛会，是乡民祭祀土神一类，多在春节过后或者是社日活动中。“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因为这种活动与土地崇拜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所以是老百姓的重要活动。清刘曾《梦园公牍文集》卷四说：“乡社春秋祈报，演剧酬神，乃古人琴瑟迓田祖之遗意。”鲁迅先生有《社戏》一文，也生动描述晚清绍兴乡间社日聚众演戏的情形。在神会节日中，有神诞、庙会、求雨和禳灾等各种各样的敬神祈福活动，演戏是这类“淫祀”的重要内容。南宋陈淳就写有专文说到“淫祀”和“淫戏”。每逢如此，江南可谓百里外舟楫咸集，浦滩上下，泊舟万计，媚神信鬼;名班演剧，百技杂陈，笙歌之声，昼夜不歇。
每年春播夏锄和秋收冬藏的几个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避忙就闲或农事完毕之后，农民在新的一年春耕生产尚未开始或庄稼未收割或收割了，有较多的空闲和宁静的心境看戏，农事丰歉，人畜休咎，都要搭戏台聚众演戏。南宋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说：“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忧人作戏。”岁末年初节日是戏曲演出的旺季，这在广大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
节日活动的禁忌与禁止
中国古代的法律，对于老百姓的权利提及少，要老百姓履行的义务多。对一些节日民众的一般集聚活动，官府大都采取策略限制其发展，因势利导，加以利用，引导到宣扬三纲五常礼教上来。两汉时期对节日聚集活动官府不加禁止，允许其存在。但一些大的活动，必须得到官府的允许，地方政府的批准。如不符合官方的规定，违背国家的法律，将受到禁止。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分裂割据状态，民间节日集聚活动基本处于自由发展状态。两晋时官府对民间节日聚集的控制也不是很严，加之节日集聚活动多是属于祈福禳灾、从事造像修寺等有宗教色彩活动，也威胁不到封建政权的安全，所以官府大多采取放任的态度。
还有的一些禁令或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属于进步的，或说是一种“文化”。如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或一日，这一天禁火(寒食)、祭墓。唐玄宗时，朝廷就以政令的形式将民间扫墓的风俗固定在寒食节，由于寒食与清明紧密相连，寒食节俗很早就与清明发生关联，寒食禁火，清明取火，寒食与清明的节假日也增加到7天之多。
《周礼》中有一段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什么意思?是说中春二月，万物萌生，这样的时节应该顺应天时，让青年男女自由约会，甚至私奔交合也不必禁止。郑玄认为，这是“重天时，权许之也。”可见三月三日在制度化的道教中被赋予了明确的求子功能。
唐代开始，寒食与清明并列放假，不同年号分别有四至七天的假期。宋代为了让人们能够在清明扫墓、踏青，特地规定太学放假三日，武学一日。
大唐时在寒食与清明两节日，不但给官员放假，连老百姓也一连放假七天。《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时日的民间百态。晋文公为纪念介子推，号令百姓从清明节前一天不得生火。介子推与晋文公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施恩”与“感恩”的故事。提倡“感恩”，有助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
元宵节是我国一个传统的“喧闹”节日。这一节日，春节刚过，人闲天暖，“喧声驱逐夜阑，灯光掩盖夜色”，人民就聚集社所，观戏赏灯，大开所禁，放胆热闹。元宵节夜里，规定夜禁开放，在古代，元宵节前后有“放偷”规定、即“放偷节”，偷盗在元宵节前后几天可成为名正言顺之事。放偷节起源于辽金时。《魏书·东魏孝静帝纪》记载：“天平四年，春正月禁十五日相偷戏”，说的是北朝在元宵夜时，相偷戏盛行。除了元宵节，辽金是严禁偷盗的，一经查获，依法论罪。但在元宵节的“放偷节”，人们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偷窃的：“官府不禁”。《帝京景物略》曰：金元时期，“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南北朝的契丹族规定正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夜连续三天“放偷”，女真族则于十六日夜进行相偷戏，“相偷”即为互相随便偷窃。清初查嗣瑮在《燕京杂咏》中言：“六街灯月影鳞鳞，踏遍长桥摸锁频，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门犹有放偷人”。物主对这类“偷窃”行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大多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因为你偷我的，我偷你的，偷窃在元宵节只是嬉闹玩乐的一种方式而已。元宵节放偷是一种别致的馈赠形式，古人在元宵节不仅玩得不亦乐乎，也是“偷”得不亦乐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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