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人：YuanC 协作成员：YuanC, Ozean, 水墨画, wy_nemo, abigale岑, TsongWho
2013年最热门十篇文章大盘点。第三篇：曾经世界上领先的可可生产基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一袖珍岛国似乎已从世界版图中陨落。萨曼莎·韦柏格（Samantha Weinberg）[1]一年走访此国两次，揭开了一段黑暗的历史。
在我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前，我本不能从一排热带水果列队中指认出可可果。但在这个西非岛国待上一段时间后，你不可能不对这里的巧克力文化着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有两大主岛：圣多美岛大一些，犹如一个绿色逗号，尾巴张弛着逼近赤道；普林西比岛位于圣多美岛以北，面积相对小一些，树木却始终要更为繁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是非洲第一个种植可可的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是世界领先的可可生产国。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第一次去往圣多美是被巧克力引诱的。那是一个阴冷的仲冬时节，我在下一份工作到岗前正好有一周的空闲时间可以消磨。在伦敦的一家巧克力小铺里，我看到一小袋纽扣巧克力上标着“原产地：圣多美”。这轻轻触动了我对一位朋友的记忆，20年前他从安哥拉被疏散到了一个岛上，这个岛让他觉得自己身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对圣多美的听闻仅限于此。事实证明，遐方绝域和巧克力的美好是难以抗拒的。
一个月后，我已经在葡航[3]每周一班从里斯本始发的飞机上了，挤坐在两位编着麻花辫的女士中间。当我们开始降落经由几内亚湾上空时，我苏醒过来，探头望向窗外瞥了这些岛屿一眼。我不知道该期待些什么：网上四处搜寻了下，得到的信息少得可怜。只知道经常下雨，还没有方便游客的自动取款机。但这就是圣多美：郁郁葱葱的连绵群山，绵延向修长如新月一般的洁白沙滩，洁白的沙滩又掠向森林与蔚蓝海洋的交接之处。大约1470年，两位葡萄牙籍探险家胡安·德·圣塔伦(Jo?o de Santarém) 和 佩德罗·埃斯科瓦尔(Pedro Escobar)发现了圣多美，那时或许是杳无人迹的。但即使是今天，也很难看出这里曾是葡萄牙最多产的殖民地之一。
尽管这些岛屿在水汽雾蒙中很美，但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让葡萄牙认为这里会是一个有用的殖民地。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很小，面积仅共约1001平方公里；两岛都是火山岛，而且植被茂盛。探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过程中，无论是步行，开吉普，抑或是骑单车，我一再地被这里自然的力量所震撼，无论是养育的力量——这里的庄稼生长进程非常明显——还是摧毁的力量。圣多美市（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的首都）的人行道因树根奋力生长穿破厚重的石路而破裂开来。在原始热带雨林，巨大的无花果树长势凶猛侵占了橡树的生长资源 。一旦停止照料，无论是可可树或是咖啡灌木都会马上被浓密的葡萄藤完全覆盖至难以喘息。所以想要辨认出曾经废弃的种植园遗址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早期的移居者以及他们从非洲大陆带过来的奴隶在这儿不得不克服疾病，同时还要适应这里孤绝封闭的环境。他们在森林中开垦出空地，种植甘蔗和胡椒。这一定是一场持久的战役，他们需要不断地种植、培育、收割，甚至在这热带的湿热气候中还要不断清理庄稼里的杂草。当时巴西胜过圣多美，因为巴西的地形更适宜大面积耕种。
直到19世纪20年代，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才建立了他们的可可产业。早在阿兹特克人统治中美地区[4]的时候就有人开始种植可可，但仅限于赤道附近的狭长地带——位于北纬18度到南纬15度之间。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人的舌头已经被这味道挑逗到了极致，以致于可可豆开始供不应求。“于是可可开始了它的大迁徙”，保罗·理查德森（Paul Richardson）在他2003年出版的《嗜好：巧克力环球搜索》（Indulgence: Around the World in Search of Chocolate）中这样写道。“然而它是怎么迁移的还是个谜，因为可可豆在几周后就会失去发芽的能力，而携带式沃德温箱[5]......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 一位名叫若昂·巴普蒂斯塔·席尔瓦（Jo?o Baptista Silva）的巴西人不知用什么法子成功地在横跨大西洋的航行过程中保留了种子的发芽潜力，于是在1820年，第一批可可就被引进了普林西比。当它们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后，被船运到了圣多美。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随着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种植园的面积也越来越大，它们迎来了更多的奴隶（主要来自安哥拉）、移居者和机器，当然，还有更多的可可。
图片：普林西比一个被废弃的火车头。在可可生产的鼎盛时期，大多数种植园都铺设了成百上千公里的窄轨铁路。
卡洛斯（Calors）作为岛上最好的向导被推荐给我。他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年轻人，但他就像是连接新旧圣多美的桥梁，融贯古今。他会说四门语言，穿着流行的垮裤，还有脸书（Facebook）的公共主页[6]。但他也知道哪种植物可以用作洗衣粉，哪种可以对抗邪眼[7]，他还能像爬楼梯一样迅捷地爬上一棵椰子树。
我们开始探寻分散在两个岛屿上的旧种植园。我们一路向北，卡洛斯调转车头离开了唯一的柏油路，停了下来。他下车快步走进了林荫处，再次出现时一手一只像是黄金榴弹的东西。它们约莫同样大小，从头到尾都是锯齿状的条纹。他将其中一只猛地砸向吉普车轮胎，剥去厚厚的外壳，露出一坨凸圆的白色果肉，包裹着里面的种子。我掰下一块，吮了一下，又甜又涩，就好像半熟的芒果。但当我吐出种子打算把他们丢进灌木丛时，卡洛斯抬了下手：“等一下，不是这样的。”
我们重新回到吉普车上，又开了一段，穿过一对破损的门柱。道路拐了个弯，在我们面前，宽大曲折的台阶上矗立着一座两层建筑，外表是Germolene抗菌霜[8]一样的粉色。从远处看它非常引人注目；瓦片屋顶下，二楼有十三扇窗户，这一排窗户底下两侧分别是长长的阳台。“这里曾是种植园医院”，卡洛斯说道。
我们将车停在一辆老式拖拉机旁边，并环顾了下四周。靠近了看，医院像一个贝壳，双扇门紧锁着，百叶窗闭合着。一只山羊站在台阶的高处，在斑驳的天空下勾勒出轮廓。沿着来时的车道望去，越过曾经雪白的墙头，可以看到一堆低层建筑的瓦砾废墟。孩子们开着临时改造的卡丁车(go-kart)[9]在鹅卵石道路上全速冲刺着——这些卡丁车只不过是在不一样大小的轮子上安上板条而已——高声呼喊着，欢笑着。与此同时，一对老人坐在路边的凳子上，看着这一切。
卡洛斯将我们引到一个开放的谷仓式建筑里，一个巨大的石头平台几乎占满了整个屋子，上面堆着第一眼看起来像是杏仁的东西。我抓起一把发现这些都是种子，和我刚才吮吸的种子一样，只是这些种子经过烘烤的外壳很酥脆，还留有余温。我用手指揉搓一颗种子，它的种皮随之剥落，露出里面深棕色、光滑油亮的果核。卡洛斯小心地从种子的一端剔出一根细小的尖刺，然后将剩下部分递给我，“这是可可豆，也是这些小岛存在的意义。来，尝一尝。”
我们来到了咖啡山种植园(Ro?a Monte Café)，其掩映在圣多美市的群山之间。原味巧克力的精华——苦涩、味浓有着坚果一样的味道——萦绕在我的舌尖。我停止美妙的品尝，转而给一位戴着时髦灯心绒帽子，穿着锃亮的鞋子的老人照了相。他有着令人愉快的笑容和温和的声音。他不断地重复地说着同一件事：“50年前我就从佛得角被带到这里，一个实实在在的奴隶”。卡洛斯翻译道：“这50年来，我像奴隶一样工作”。
葡萄牙于1876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可就不能盈利。于是种植园主们设计出一个强制劳役的隐式方法，通过合同“雇佣”工人，这些合同写明他们繁重的工作只能获得最低标准的报酬，并且自愿遣返的机会渺茫。当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卡洛斯向我们介绍了一座漂亮而古老的大房子，那是地主们从葡萄牙来这里查看时暂住的地方，也是以前的医院。“所有大型的种植园都设有医院”，他说，“他们还有学校、太平间和公共坟场。大多数来种植场工作的人再也没有离开过。”
一个衣着破烂，头后绑着蓬发玩偶的小女孩牵着我的手，领着我沿着一条铺满鹅卵石的路走着。古老的奴隶宿舍与一片杂乱木质窝棚的身影相重叠。这里很繁忙：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在公共石质水槽中一边洗衣服一边哼着歌，一个女人蹲在三株矮小的角锥状西红柿前。这里再没有其他的了：一辆旧坦克的残骸以及一家利比亚人开的小咖啡店，除此之外，这里没有商店，没有酒吧，也没有任何车辆。
回小镇的路上我们在阿瓜伊泽种植园停了下来。卡洛斯向我们介绍了一家古老的医院：有着弯曲的阶梯和塔群，可以和日落大道上诺玛·戴斯蒙的宅邸[10]相媲美，如今却渐渐衰落。有一家人在医院背后的一间房间里宿营，院子里有一头打盹的山羊，以及长出围墙的树木，但除此以外，这里空荡荡的。“我母亲就在那个医院出生”，卡洛斯说，“我的祖父在可可种植场工作，但是他成功地离开了这里并且在普林西比开始经营酿酒的小生意”。他的母亲现在是Bom Bom岛[11]上的一名洗衣女工，Bom Bom岛是一个雅致的度假胜地。我问现在那些人以什么为生。“他们种植粮食，然后卖到商店；有些人以打渔为生；还有一些人继续在可可种植园工作，岛上仅有的营生方式不多，这是现存之一”。我们找到工头，让他帮我们打开仓库的门。第一间仓库中放着排得整整齐齐的麻布袋，这些麻布袋中都装着满满的可可。第二间仓库中是一个木制发酵水槽——虽然只有小部分装有可可果实。水槽的味道很刺鼻，让人倒胃口，闻起来就像是潮湿的秋末时节里果园的气味。大型的干燥箱很安静地待在那里，后面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里有一个带滑轮、泵和压力机的庞大机器。阳光从高处的窗户中照射进来，屋内所有梁上的蜘蛛网都看得清清楚楚。工头带着自豪的神情按下一个按钮，机器就咯吱咯吱地运转起来；海瑟罗宾斯的想象变成了现实[12]。
在最后一天的下午，我在博物馆买了巧克力。它和我之前吃过的任何巧克力都不一样：口感柔和，伴有颗粒感，在口中融化时香气会变得愈加浓郁。这是由一个名叫克劳迪奥·科拉罗(Claudio Corallo)的意大利人制作的，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出这么美味的巧克力的，于是我们拜访了他位于主海滨大道上的住所，却发现他到欧洲去了。
我转而前往可可中心，那是老火车站中的一个文化场所，我坐下来独自观看了一部反映19世纪后期种植园生活的电影。在模糊不清的黑白画面中，一个身着褪色西装戴着遮阳帽的监工走了出来。钟声响起，上百名男女奴隶匆忙跑出来等待点名。我认出了那条长长的大道，它就在我们去过的第一个种植园——后来被称为里约德奥罗（Rio do Ouro），即黄金河种植园——有着粉色医院的那条大道。尽管电影中的一切与我之前所见相比是那么的完美，草坪被修剪过，建筑物也白得发亮。电影中有腰间系着白布的年轻壮实的男人们，还有身着笔挺围裙的女人们，其中有些还背着孩子。电影中的这些人会不会是我曾看见的那些坐在凳子上的老人们的父母亲，那些正在卡丁车上玩耍的孩童们的曾祖父母呢？回去的飞机上，看着小岛上渐渐缩小成一片绿色，我突然有些伤感，既因即将离去，也因我所刚刚开始了解的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图片：首都圣多美市的街道，林立着破败的殖民建筑。
八月底，旱季(Gravana)即将结束。高大的凤凰木开始绽开橘红色的花朵，这预示着雨水将至。我再次来到这里，不过这次是与家人一起。我想向他们展示普林西比的海滩，在那里我曾目睹一只巨大的母海龟为庇护龟蛋而刨了一个完美的巢穴；我还想与他们穿过雨林爬到山上去看拉古亚·阿梅利亚火山湖（Lagoa Amelia），这湖泊是以一位葡萄牙姑娘的名字命名的，她曾掉入到这个茂密藤蔓遮覆着的火山口；我还想和他们在蓝湖（Lagoa Azul）那一大群微光闪闪的沙丁鱼群里畅游，我还决心去见见克劳迪奥·科拉罗。
回到英格兰，我读完了米盖尔·索萨·塔瓦雷斯（Miguel Sousa Tavares）的小说《赤道》（Equador），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伊始的圣多美，那时半个世界都在享用以圣多美产的可可为原料的巧克力。他笔下的这片岛屿满是我所熟悉的地点：他的男主人公，路易斯·贝尔纳多·瓦伦西亚（Luís Bernardo Valen?a）游过七波海滩（Seven Waves），穿越原始丛林到达黄金河种植园（Ro?a Rio de Ouro），还在靠近欢乐港（Porto Alegre）[13]的南部地区待了一阵，我曾在那里看到刚刚孵化的大头龟重返大海怀抱。不过他所描绘的种植园文化与我所知的缓慢生活节奏以及自豪友善的人们截然不同 ：全天不休三班倒换的工人，滥用鞭子和枪支的残暴监工， 以及劳工们的深情悲唱。
塔瓦雷斯的故事走向因一位英国密使的到访而发生改变，他被派来检查葡萄牙人是否遵守了废除奴隶制协议的所有条款。这个场景取材自吉百利巧克力（Cadbury）的威廉·卡布里（William Cadbury）的一次真实到访。他拜访了种植园主们并撰写了报告，其中写道：“大部分死亡是源于两种疾病——贫血和痢疾；低落的精神状态下，人们很容易产生抱怨情绪…这恰恰是当我们知道这些人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去工作却有去无回时所能预见到的结果。”卡布里的报告在葡萄牙人看来是为了让大众转而购买产自黄金海岸（今加纳）的英属殖民地的可可，这对葡萄牙在圣多美的可可产业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英国巧克力制造商联合抵制圣多美产的可可，当地的可可产业开始渐渐衰落。
我们开车穿过丛林驶向彭班种植园（Ro?a de Bombaim）。那里有微微的雾，这不仅让雨林的墨绿色变得柔和，也为空气增添了一丝活力。门房几乎淹没在扼杀者无花果树的怀抱中。当我们驶入一个宽敞的庭院，三个小男孩边招手边向我们叫着：“白人！白人！”当我们减速停车时，他们又摆出架势，一人拿起一根甘蔗，开始说唱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听出他们唱的是英语，还是杰斯（Jay-Z，美国著名说唱歌手）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歌声刚落，我们鼓起掌来，他们向我们鞠了一躬，然后蹦蹦跳跳地沿着这排破旧衰败的老建筑跑进了转角的旧奴隶宿舍。接着，我们出发去附近的瀑布水潭游泳，在路上遇到一对穿着橡胶高筒靴的老头。他们的牙所剩无几，胡须也犯了黄，而且很明显喝棕榈酒喝醉了。一看到我们就立正敬礼，并开始唱葡萄牙语国歌，但是完全不在调上。
1975年，葡萄牙人退出了在非洲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安哥拉、佛得角和圣多美。他们迅速迁离非洲，几乎是抛弃一切——房子、家具、拖拉机、火车，以及大约8万名奴隶后代和受雇劳工，他们中绝大部分人从未脱离过种植园严格管制的生活。
卡洛斯与两位老人闲聊打趣，得知他俩在这片森林里慢慢耗尽了一辈子，随后又麻烦他们为我们买瓶新鲜的棕榈酒。在我问到对过去有何感想时，他摇了摇头，说：“有太多人还活在过去，我们必须放手，开始新的生活。葡萄牙人给我们留下了种植园和房屋，但我们却任由它们变为废墟。”
一幢浅橙色的卡萨格兰德风格的别墅以其独特的屋檐与环绕式的木质阳台，凸显着一股淡淡的茶室风味。站在它楼上，我几乎可以看到当奴隶们挤在狭小的奴隶宿舍里歌颂家园时，旧时的奴隶主们和他们着束身衣的妻子翩然起舞的幻影。别墅里发电机燃料早已用完，我们是唯一的访客。晚餐十分美味，有新鲜的剑鱼，围墙花园里种植的蔬菜，给孩子们准备的清淡的五香鸡，还有新鲜的木瓜和杨桃布丁。我们伴着烛光享用了这顿晚餐。晚餐过后，卡洛斯教我们玩当地的一种纸牌游戏——俾士卡（Bishka），这种游戏极其复杂。当然了，要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多年里只有一种游戏存在，它会演变得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
这时一辆车在外面停下来，耀眼的车灯晃进屋里，整个房间都沐浴在光芒里。电视里正上演着一部巴西肥皂剧，四个圣多美人笑着叫着自夜色里闯了进来，姑娘们身着紧身裙，小伙子们的光脑袋上都顶着一副太阳镜。有人把音乐声音调大，我们就在远眺森林的阳台上跳起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雾蒙蒙的水汽正从树梢上升起，鸟儿在歌唱，昨夜一切幻影都已经消失不见。
彭班种植园的旧奴隶宿舍
当我们从普林西比旅行归来时，我与克劳迪奥·科拉洛还有个约会。他曾同意我们参观他的植物园。雨季已经来临，接下来的四天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暴雨，我们时而藏在拱悬于美丽海滩之上的茂密棕榈树和杏树荫下，时而在一波波的海浪中冲浪，当太阳出来时就在黑礁石上晒日光浴。
拥有6000人口的普林西比岛是圣多美岛的浓缩版，首府圣安东尼奥是世界最小城市。粉刷过的木屋排列整齐，普林西比人的生活十分惬意。我觉得它与小说《蝇王》截然不同，在小说里与世隔绝带来的是分裂与邪恶，而现实中与世隔绝却给普林西比带来了明显的和谐。我们在Bom Bom岛度假村度过了一天，这里有两个更大的种植园和另一个海滩，最近被南非高科技亿万富翁、太空旅游者马克·沙特沃斯（Mark Shuttleworth）收购。马克运来了农学家、建筑家、社会学家以及可可、咖啡、热带森林方面的专家，梦想将普林西比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岛屿天堂。克劳迪奥·科拉洛认为他将把普林西比变成“迪斯尼乐园”。
科拉罗的种植园“老院子”位于一条布满车辙的小路尽头。老屋的百叶窗闭合着，看上去有些荒凉。但是，南面有如波浪般起伏的原始热带雨林，伴着空旷的海滩与高悬的瀑布，这美景蔚丽壮观。这些低矮的可可树长有油亮平滑的绿叶，从树干里直接伸出来的分支上挂着豆荚，并且按色谱变化，从深紫红色变为西瓜绿到最后变成和熟木瓜一样温暖的金黄色。有高大的树冠荫蔽，它们看起来被照料得很好。
在这些豆子发酵、干燥之后，在发往科拉罗在市内的基地之前，它们被船运回圣多美，脱壳、去刺、剥皮准备好改头换面。清晨一早到达，我就被领着绕过他黄色别墅的边缘地带到达后面一个低矮的、顶着铁瓦楞的木质建筑处。克劳迪欧·科拉罗正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人很精干，皮肤晒成棕褐色，并蓄着一副白色小胡子。在他金属框眼镜后是一双充满活力的眼睛，克劳迪欧言行精准而且精力充沛。
他一边讲着法语，一边打开工坊的大门。温暖柔和的巧克力香气随之扑面而来。我们坐在一个高大的实木工作台旁的高脚凳上环顾四周。房间里排列整齐的架子上放的都是瓶子，瓶子里盛满了浸泡在自制可可液三个月的葡萄干；之后，这些葡萄干将会被黑巧克力包裹起来制成香浓醇厚，超越以往的巧克力棒。工人们身穿白色外套，头戴着护理员帽和口罩，他们不停的搅拌巧克力使它们更加均匀，而其他人要切割、包装巧克力并在小巧的纸板箱上贴标签：100%可可，80%砂糖，70%可可豆软颗粒等等。我的女儿两眼发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一直在竭力地保护这两箱科拉罗巧克力，每晚只允许自己吃一小块巧克力。在普林西比我们这间简陋、偏远的旅社里，科罗拉巧克力就像查理·巴克特[14]那藏有金奖券的生日巧克力一样珍贵。
科拉罗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在佛罗伦萨念完大学以后，他移居到比属刚果，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地带经营一座咖啡种植园，种出的咖啡豆沿刚果河运送出去。1650公里的历程已经超越了刚果国境。在1993年，时局动荡不安，他举家迁至圣多美。当他发现了老院子，被迫选择的生活方式却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执念。“当时我完全不了解可可而且也不喜欢巧克力，”他说。“我买下了所有顶级品牌的巧克力来记下他们的味道。”他抽出一条瑞士莲巧克力分给我们一人一块。“最先你会尝到甜味在嘴里扩散开，紧接着是非常强烈的香草味，之后是苦味同时伴有胶粘的口感。这里没有可可的一丝味道。”他攥紧拳头，“它应该像美酒一样，像一段香甜美味谱写的乐章。”
他清理了土地，修剪了树冠——“你需要像纸屑一样细碎的阳光”——重新种植可可树并且开发了他独创的巧克力烘烤精炼技艺。一切准备就绪，巧克力就被船运到他在里斯本、瑞士尼翁和加州伯克利的店铺中去，还要送到遍布欧洲的零销商手中。“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本地居民的精神力量，他们的品格与一丝不苟的态度。每天我都对他们讲，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而且胜之千里。”
我们在天堂烧烤店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这家烧烤店开在海滨大道上的一只蓝色船用旧集装箱里。我们吃了本地特色菜刚恭，在半边圆桶做的烤炉上烹制飞鲂鱼，还喝了当地的啤酒。人们不断的加入我们的餐桌：卡洛斯和两位自行车骑手朋友，一位社会党领导人，一位首席法官以及一位种植瓷玫瑰[15]的男士。晚餐过后，我们参加公园里庆祝旱季落幕的聚会，那里有许多食品摊和老式爆米花机，让人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的集市，还有儿童游戏、音乐和舞蹈。那里没有悲伤，没有葡萄牙人，当然，也没有巧克力。
清晨一早我们便离开了，带着几箱沉甸甸的科拉罗巧克力和一句真挚的誓言：品味巧克力。我们知道，这一别，再也不能尝到和这味道一样的巧克力了。
萨曼莎·韦柏格是我们的编辑助理，也是《深海潜鱼4亿年——追踪活化石腔棘鱼之谜》[16]的作者。
图片：在工坊里倾倒熔化的巧克力
图片来源：盖提和马克·弗莱彻
------------------------------------------------------------------------------------------------------
译注：
1. 萨曼莎·韦柏格（Samantha Weinberg）生于伦敦，毕业于英国剑桥三一学院。曾在南非、美国、伦敦从事记者工作，现居于英格兰，并旅游于各地为报纸与杂志撰写文章。著有《深海潜鱼4亿年——追踪活化石腔棘鱼之谜》和《最后的海盗：寻找丹纳德的足迹》等。
2.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由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个大岛及附近的卡罗索、佩德拉斯、蒂尼奥萨什和罗拉斯等14个小岛组成。
3. 葡萄牙航空公司(TAP Portugal)， 星空联盟的成员之一，（简称葡航）是葡萄牙国有航空公司，IATA缩写为TP，ICAO缩写为TAP。葡航以里斯本为该公司基地，主要业务是经营欧洲、非洲、美洲的业务。经由Global Traveler杂志读者投票选为欧洲区域最佳航空公司。
4. 中美洲（Central America）：是指墨西哥以南、哥伦比亚以北的美洲大陆中部地区。
5. 沃德温箱（Wardian greenhouse）：是一种早期的密封式植物保存容器。
6. 脸书公共主页（ Facebook Page）：在脸书网站www.facebook.com上建立的特定主题（如明星，商业等）的页面，任何人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均可以创建。
7. 邪眼（evil eye）：具有目视他人而使之遭殃的能力。
8. Germolene 是拜耳医药旗下一个抗菌系列产品的品牌。
9. 卡丁车运动于1940年在东欧开始出现并逐渐推广，20世纪50年代末才在欧美普及并迅猛发展，当时这种运动称之为“高卡( GO KART ) ”。
10. BOM BOM岛：普林西比边上的一个小岛，该岛是一个私人度假村.
11. 电影《日落大道》讲述了落魄的编剧家乔·吉利斯偶然间闯入一间荒废的豪宅，邂逅过气演员诺玛·戴斯蒙，诺玛希望借乔之力重返事业巅峰，却被乔背叛的故事。
12. 海瑟·罗宾斯（Heath Robinson）是英国的漫画家，因常常画出结构极其复杂但功能却十分简单的机械而出名，后在一战期间以其名字表示稀奇古怪却不实用的玩意儿。
13. Porto Alegre在葡语中是HappyPort的意思。是圣多美岛上的一个村庄。
14. 查理·巴克特为英国作家罗德·达尔（Roald Dahl.）的童话故事《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中的男主人公，讲述小男孩查理·巴克特与古怪的巧克力工厂主威利·旺卡之间的故事。
15. 瓷玫瑰：原产热带非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等地也有分布。性喜高温高湿。
16. 《深海潜鱼4亿年——追踪活化石腔棘鱼之谜》A Fish Caught in Time: The Search for the Coelacanth的作者韦柏格（Samantha Weinberg）把上一世纪人类发现腔棘鱼的来龙去脉，讲得宛如一则充满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甚至还有些童话的味道。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