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一种集体耕作方式
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这不仅仅是偏见.过去20多年的许多心理研究表明, 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比东方的亚洲人的更具个人主义,更辩证,更抽象.为此,人们提出了许多假设来解释这一观点.
其一,现代化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日本是一个超现代化的国家, 但是他的人民却还保留了一种集体主义的面貌.其次,某个地方的更盛行的传染病使接触到陌生人更加危险,并使群体更亲密,这并不更好的.欧洲有一定份额的瘟疫,很有可能要多于日本或韩国.众所周知,尽管华南是传染病的发源地(流行感冒经常在那儿开始出现),但是,这种情况在这个大国的其他地区并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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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发了佛吉尼亚的Thomas Talhelm 和他的同事们对第三种暗示的调查:最关键的区别是农业方面的.西方人的主食是小麦,而东方人的则是大米.在农业机械化之前,一个种稻子的农民花费的时间是一个种小麦的农民花费的时间的两倍.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尤其是在耕种和收获时,那些种稻子的国家,包括远在印度马来西亚和日本便发明出来一种交换劳动力的方式,那就是错开彼此的农耕计划,这样就能在这样的关键时期互相帮助了.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活着的人都是农民,这样的假设仍然是合理的:这种集体主义的外观将统治一个社会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并可能被证明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在现在,当绝大多数人都以别的方式谋生时,它仍然有助于描述他们的生活.
Talhelm先生明白,这种想法是可以被检验的.中国广大境内,尤其是在北方,人们的主食不是大米而是小麦.正如他在<科学>这篇论文中解释的,这让他和他的队友为这篇文章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使之有血有肉.
这个团队召集了近1200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志愿者,通过问问题的方式让他们评价他们自己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些答案和志愿者的出生地的财富没有关系.而在Talhelm先生看来,这些答案是志愿者对发源地的现代化程度的投票,或者是对发源地的公共健康的投票.不管它是大米种植区还是小麦种植区,他们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性.这种差异性使得即使是在有着不同的农耕传统的邻国的人们得以区分开.他认为:东西方的不同心理至少部分是他们的不同的农耕方式的结果.这种假设因此而值得进一步探究.这种探究对于既有大米种植区又有小麦种植区的印度来说是可能的.
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将会是什么样将在他们失去了农业根本后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来自日本的以及来自其他更加现代化的国家,如韩国台香港和新加坡的信息似乎相当有弹性.对于某些人来说,亚洲的价值观-----集体团结行动的基本原则是颂扬的目标.而对于其他人来说,这种价值观是令人窒息的,是社会进步的障碍.但是,不管你同意哪种观点,如果Talhelm先生是正确的,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早在新石器时代,亚洲大陆的许多农民已经发现稻子是比小麦更容易耕种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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