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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碰撞与“科学帝国主义”的博物学
2015-07-13 04:00 | 豆瓣:Polybius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个词。

有人把它译作“自然史”,虽然是英文直译,但是似乎并不符合这门古老学科的本意。希腊词“historia”更接近于研究或调查,从古希腊伊始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博物学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虽说被冠以博物学家的巨匠数不胜数——诸如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以及达尔文,但这门学科的命运类似于其他古老的学问(比如哲学)一样,不断的被自己的子女分支学科众叛亲离,逐渐消亡。如果说哲学还在苟延残喘,那么博物学已经彻底寿终正寝。从学科内容上笼统的来讲,博物学是未被分化的植物学、昆虫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综合母体,通过对自然的全面观察和描述,对自然世界做出体系性的分类和描述。

作为一门不复存在的学科,我们现在似乎所做的工作都是某种意义的知识考古学。所以,博物学研究被当今归入到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同样的,我在阅读此书之前的关注着眼点和兴趣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福柯激发了我对博物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词与物》中引用博尔赫斯作品中对“中国某部百科全书”里充满异域情调而又怪诞无比的动物划分;以及对林奈的植物归类法的精彩理解,上升到所谓“知识型”的阶段,在我看来无异于提出了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某种程度受到胡塞尔《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对现代学科不断精细化和自闭化的忧虑,相反博物学作为一种前现代学科分化的古老学问,对世界和自然的关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视角所涵盖,对自然的敏锐洞察,对世界的原初把握,对知识内在的协调和把握都有着现代自然科学俱已丧失的优良品质。

还有,博物学被嵌套在西方思想史的框架下去加以理解,能够更清晰的洞察和把握每一时代中被假定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及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互动协调(最典型的例如约翰雷)。

最后,博物学图册真的很好看(⊙o⊙)……,博物学画册和艺术史领域是交叉部分。广州的早期博物学绘画,都是由中国画匠执笔,这种风格是一种中国俗民画和西方写实主义的混合。广州画师采用了西方写实主义的技巧,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包括透视法和明暗对比,但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西方博物学插画讲究一种绝对的写实性,这种对客观性的理解是超出中国传统画匠的认识范畴的,但出于雇佣关系,画匠必须迎合和揣摩博物学主顾的意图,在想象力和准确性上达成一种妥协。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博物学内容对同一事物的侧重点差异很大(比如植物学更注重植物的生殖器官,那是作为分类的依据;而园艺学家更重视的是花朵的颜色和形状。)



但是阅读此书之后,范先生详实而又生动精彩的研究给我带来了好几个新的思考进路。在此书中,他处理了好几个或明或暗的相互交叉而又层次不同的问题域。查了一下,作者范发迪的学术生涯相当丰富而有趣,原先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到了美国打算学电影,但是发现了历史的魅力,转行做了科技史。作者还提及自己在大陆的童年成长经历,认为自己对博物学的兴趣追溯到幼年时期,大陆的乡村生活给他带来了对博物学的原初热爱。(我对博物学感兴趣也在于小时候对牛津百科全书的阅读和痴迷,现在越来越发现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研究兴趣转折都是有自身根源的。)作者认为,尽管博物学是西方人在近代中国致力最多的科学研究,但是这段历史几乎完全被学者忽略了。不过原因不难想见,其一在于,博物学引入中国之初就备受冷落,在西式课堂中只是基础课程的一小部分,更被重视的当然是军事和技术。不过有趣的在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知识精英们对博物学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抱歉阅读出处我忘掉了,如果对中日对博物学的态度做一个对比也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全书分成两个板块,即第一部分的“口岸”和第二部分的“地域”。作者解释说,这个分类方法来源自“接触区”(contact zone)和“边境地区”(borderlands)这两个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概念。范先生对当代(社会科学)历史学的拿捏十分老练,娴熟地理了很多新的社会科学思考概念,并对不同的理论使用提供了自己谨慎恰当而又富有依据的说明。例如对东方主义(萨义德)和殖民主义理论的频繁使用——这也是本书处理的一个问题之一(但似乎只见萨义德视角,未见法农视角);对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的使用等等(十分合理的拒斥了这一说法)。新的思考进路在于问题框架的全新性,把博物学研究架构在近代中国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的背景之中(注意,还不是耶稣会士来华的明清早期,作者聚焦在19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这样就生发出了很多新的思考面向。

第一,正如同本书副标题所言: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的现象就在这个背景下呈现了出来,这是单纯理解和思考纯净的西方博物学叙事和文本不太容易见到的。范先生指出,科学帝国主义道明了科学和帝国殖民事业二者的共生关系,说明科学发展与帝国想象的扩张,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反馈回圈。以世界历史为例,它的成长多少建立在帝国机制、想象与欧洲帝国势力在各大陆的扩张上;相对地,帝国主义机构也会援引地理学知识作为其前进发展和控制的工具。此外,博物学研究的对象,很多都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无论是对帝国的国家政策,还是资本公司自身的需求,都是很大诱惑,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政治权力、经济欲求和知识生产三方复杂的互动过程。

第二,在帝国背景下,博物学的活动不仅代表探求事实的科学研究,也反映出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发现”一种新的鸟类和植物——用林奈分类法加以分类,用严格科学拉丁文加以描述,用西方制图传统以及技术加以再现,将实物标本转变成为抽象科学观念以及专门术语的体现。在19世纪,科学考察的核心观念与行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全面而精确的书写全球博物史。这种信念源自于与欧洲扩张相伴而生的地理自然观念,也源自然于认为欧洲科学家有权“客观地”游历观察世界其他大陆的假设。他们处理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内容有时候过于自负武断、简单粗暴,不加反思的把中国的传统经验积累纳入西方博物学框架中,显示了汉学博物学家以西方科学为透镜来看待中文著述。遗憾的是,正如同本书所言,这些西方在华博物学家,并未和中国对应的“同行”(例如李时珍之类的专业学者)有过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例如1765年为本草纲目写了补遗的赵学敏;吴其睿(我文盲,本来这个老师的名字是三点水加睿字,但是我在搜狗打不出来……抱歉)的《植物名实图考》),更多的是依仗一个中国通的助手和一个农民团队加以完成。

第三,传统的关注东西方认识差异和科学史的讲法,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就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二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对东西方做了并不加反省的二元划分)在这种不假思索的前提下,每个文化都变成一个固定僵化的结构,而不同的文化则被视为互不相容。这个观点终究不过是预设并假定了文化,并未对其作出解释,使得对文化相遇的任何精微诠释都变得不可能。这也恰恰是作者想重构在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的。

第四,对于科学史的研究来说,科学实践(scientific practice)变成了科学社会学史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我所关心的。对科学实践的重视意味着不再局限于钻研既定的科学题材,或只讨论科学精英与主流科学机构。这样的转变,让我们清楚的看到科学行动者的多样性,和他们之间在知识生产、审定、传播过程中复杂的折冲和协商。此外,也促成我们注意到,科学事业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密切关联性。有趣的是,正好博物学的行动主体并不是传统的学院派精英人士,而是从高到低都有分布,维多利亚时期对博物学的痴迷和狂热是自上而下的,东印度公司的普通员工在广州都可以做标本收集工作。基于这个历史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近代科学知识生产的复杂机制,即不仅仅是由上而下的传播,更又自下而上的反馈。

同样,由于题材和篇幅限制,这本书虽然开启了新的视角,但不少问题都还未曾深入探讨下去。我其中的一个槽点(不过很难说是缺点)就在于,此书不够“科学”,而过“史”了,我想这也是这本书被归入“清史编纂译丛”的原因。也就是说,关于这一时期博物学文本呈现的问题并未太多着墨。对于科学知识生产和知识型的问题关注太少。

此外,关于博物学图画,也埋藏着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即视觉认知在近代认识论下的地位转折,“眼见为实”(视觉图像)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同书中所言:“博物学图画作为一种科学交流的媒体,通常可以传达一种直接精确的印象,这是语言描述无法做到的。这种绘画的‘写实风格’援引一种客观观察的权威性,一种视觉的权威性。然而,博物学图画并不是一面反映大自然的镜子,原封不动的反射在面前的任何东西。它们之所以能够有效的承担科学交流媒体,是因为依靠了某些编码和解码的共享系统;它们是以一种图像语汇对物体进行诠释。”图像是固定的,某种意义上也比语言的交流客观许多,但是不同的文化主体对同一图像的理解所呈现的偏差又是细微和值得玩味的。

还有就是,回到开始提出的福柯引文,那种奇妙(葩)无比的种类界定好像也并不是中国传统的对世界分类标准呀!例如《本草纲目》按照旧有传统将动物归类成五“部”——虫鳞介禽兽,每一部再分若干类等等,有些种甚至与现代生物分类学的物种相对应。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博尔赫斯的那个奇妙的中国百科全书到底指什么。。嗯,也就是说,作者并未深入探讨的就是作为文化碰撞和交流的不同知识型和分类标准,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思维结构和人类学问题。

另外,就帝国主义和博物学本身的关系来看,虽然提及一些,作者并未太多理解和说明的是,西欧民族国家的学术政策本身和博物学的关系,这对于理解现代学术建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实用性倾向有着史前史的作用。西欧国家对科技事业的支持可早就有了,早在绝对主义国家的时期,国王就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对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例如学术圈交际花梅森会劝谏路易十四通融和照顾笛卡尔对科学的研究(但这个胆小谨慎的白羊男在知道消息之前就隐匿了刚写完的le monde<论世界>);以及Mario Biagioli的Galileo, Courtier,研究的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科学实践的文化环境问题。

嗯,我不是做博物学研究的,甚至感觉连票友也算不上(不过大陆也没几个做的和懂的),瞎写书评是因为不懂,一般稍微懂点的书和倒不敢写了,无知者无畏嘛。如果有问题欢迎指出讨论。多说的一句,现在中国不仅仅学院派研究需要重新重视博物学——基于上面提出的理由,普通民众尤其是孩童科普教育也需要这样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博物学,但是如今低劣无比的科普书籍远未能起到这个作用。普及“博物学”,不仅在学院,更应该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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