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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

2016-02-28 20:00 | 豆瓣:不系舟

2015年11月16日

我走在解放路和青年路口的时候,想到给妈妈去个电话。

“妈,算命的说,我要多和你在一起,会比较顺,要不你来杭州住一段时间吧。”

“女儿,妈妈近段时间肯定来不了,家里出了点事”。

“啥事?”

“你外婆查处癌症晚期,活不过明年春天了。所以,我的重心肯定是她了。”

“……”

“你不要哭啊,你是名人啊,哪有在街上就哭的。”

我哇啦哇啦一路哭到店里,有点措手不及。

外婆,清末四大藏书家陆心源曾孙女;父亲陆思安,浙江省农民银行(抗战胜利后)行长,复旦大学商学士,杭州市人大代表,杭州市政协委员(解放后)。外婆姐妹三人,她居中,相貌、家底、性格,都可分别对应宋家三姐妹。

要骗一个知识分子并不容易,她习惯了自己读诊断报告,看药片说明书,因此,要是把药瓶扔掉只给药丸,等于不打自招。亏得大女儿还灵光,接过话:“是的是的,我们故意撕掉的,因为说明书上写抗癌,我们是怕你胡思乱想。”

她是明白的,毕竟病痛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她也乐的跟你们捉迷藏,半开玩笑地说:我怎样都好,但不想被疼痛折磨,要真不行时,请给我准备麻醉或是镇定。但就一件事,她追得特别紧:我到底是不是到了晚期?

“不知道啊”“医生也说不清楚啊”这些说辞明摆着不奏效,反倒引她给你道个原委:你们得如实告诉我,我有自己的安排的啊。

外婆强势了一辈子,就算在病床上,也要做主。

胰腺癌,肝癌,晚期,病情不超过10个字。

“你们不是说我这种年纪不会再得这种病了么?”她幽幽地嘟哝,转而又给自己打气:我一定会活到九十岁的。

过完乙未春节,她89岁。

2015年11月25日

降温,外婆给杭州的大姐打了个电话,只说想去杭州见见她,但死活不过夜,因为她怕,怕一不小心就客死他乡。不明就里的姨婆(这又是另一个关于浙大法律系毕业生、陆氏长女、终身未育的名媛故事了)就说:那明年春天来,我们去太子湾看樱花,现在毛冷咧。外婆说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她是活不到明年樱花开了的。

但叫她怎么说呢?要是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告诉大姐,那个疯女人肯定会冲回湖州,继而丧失精神支柱。但是不说呢?很可能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最终还是被知道了。是该让她知道,否则,亲姐妹连最后一眼都见不成才是残忍。意料之中,她确实发了会儿“疯”,比如,要马上奔来湖州。人问她怎么来,她中气很足又很有条理地说:“我有钟点工,我付她钱,先打车到北站,大巴,再打车到妹妹家”;比如,把外婆家中子女臭骂一顿——为什么给她吃止痛药?这是麻醉你们知道哇?为什么让她长时间躺着?

姨婆是个没有抚养过子女、又长期独居的老太太,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事,并默认全世界都应该在她的意念下运行。

外婆哭了,在电话里嚷嚷:“大姐,求你了,别来烦我了”。尽管这样,姨婆还是会不断地来电话,大部分由家人代接,说外婆在睡觉,或是在客厅里走动,也会让外婆接到,她说:“妹妹,你现在好好养着,我年纪也大了,94了,不方便再来来回回的了,你要真不行了,我再来看你。”

2016年1月1日

今年回去的次数增多,每次都说“回去和外婆说说话”,但事实上我只负责“过去”。哪怕这次回去是为吃大团圆饭、拍全家福,我还特地用新车载外婆去了饭店,依旧没有“说说话”。

我一直是那种和任何人都亲不起来的人,走路就各管各,不拉不挽不勾肩搭背,和情感深厚没关系,就是习惯。电视里那种小辈坐在床前细声细语的情景我没法演绎,大多时候,进了房门,叫一声“外婆”,然后退回,靠在门边,有时候看她,有时候看手机。

一心两用是可以的,比如我在看手机时,七大姑八大姨和外婆的对话都能听进去,但也没什么可听的。名媛又怎样,藏书家的小姐又怎样,她已经没有精力去回顾自己的一生了,那些潜园遗事都是前朝旧事了,没有生活的鸡毛蒜皮重要——至少我回去的几天里,她一直在交代我妈要给以前的钟点工买这买那,说是答应过人家的。

外人看来是“君子有信”,而局内人看来,你的子女你的亲人,到头来都比不上一个钟点工。

从小到大,我的三口之家一直不算大富,也不知道怎么养成了这种不爱计较的豁达,比如关爱,比如遗产,比如每个大家族到这个时候多少都会出现的比较:你陪夜了,我不是买菜了么!你烧饭了,我不是在联络医院!

我跟爸妈说的是:等老人家去了,你想付出都没地方了,有心去比,还不如睡一觉。然后默念一句:烦不烦啊。

真的,我一直是这么“吃亏”的,独处的时候我总是想:你这么豁达,你怎么不在大家面前抱一抱外婆啊。也怪不到其他大人总看不惯我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摄于2016年1月1日的全家福

2016年2月7日

过年回去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前两天,外婆精神特别好,已经读了遗嘱,就我不在,然后外婆说让我妈替我拥抱一下。既然我回去了,就自己和外婆抱抱。

和元旦时截然不同,外婆彻底变了个人,跟她说话时,习惯性的要拿笔记。一支黑色记号笔在她床头,她左手握着,对着顺手抄起的报纸,腾空比划了好几下,最后放弃。“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就像一把推倒积木时的小孩子的那种泄气。“返老还童”是真实存在的,她眼神茫然,语言不清,看到人来就兴奋。

那天是小年夜,外婆躺在床上,头发银白,我凑上前去,她就哭了,不放我起身。

那晚她情况很不乐观,我们私下里说:年关年关,就是个关卡啊,很多老人都过不了这一关。

2016年2月8日

年三十,表姐为了拍几张照片发给家族群里的人,扶外婆坐起身。照片是有了,但她很快倒了下去,甚至不想吃东西——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预感,哪怕最极微的征兆,这就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

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二货一定会骂我无情无义,但我却驱不散它。我从一开始就对一个生命在行将灭亡时的心理活动怀有极大的好奇。当然,用姨夫的话说,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这也是另一种关切或担忧的表现形式,尽管普世价值里,只有哭,而且要大声哭,才是孝顺。

2016年2月11日

年初四,凌晨4点半,一阵电话声把我吵醒,迷糊中听我妈在说:“哦,知道了,好的,妈妈。” 我一直独居在杭州,家里并无固定电话,因此对电话铃声毫不敏感,一开始以为闹钟,但在妈妈放下电话后,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还是说了句:唉,这个点打电话来,是要把人吓死啊。

人最怕凌晨的电话。

外婆打电话来是特地告诉我妈她还好着,以及叫我妈好好同我们去旅行。事实上,因为前一天大家族里闹了点儿矛盾,妈妈的车票已经退掉,而我和父亲虽然按原计划出门,也做好了时刻回来的准备。(旅行是之前就计划好的,考虑到今年情况特殊,没法出国,所以就近定了松阳。)

她一定是经历了千回百转。内心是想让妈妈留下来陪她的,却又顾及我和父亲,毕竟,我是唯一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第三代,她总是愧疚我要比其他几个小孩辛苦,因此更加替我们珍惜一年一次的家庭旅行。就开始“作”,“作”到我妈退掉车票,她又开始哭,说是对不起我们老五一家。

2016年2月22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天气晴好了一阵,前一夜开始落雨,凌晨醒过一次,雨声淅沥。

七点半,手机还没有从静音模式调整过来,我在床上盘算了下当天要做的事情,以及想穿的衣服,就红色毛衣好了,很久没穿,阴雨天就拿它来提亮灰蒙蒙乌糟糟。翻身去看手机,有两个未接来电,十五分钟前父亲打来的。心头一紧,便去家族群里张望了一眼,没人发言,便放松下来,估摸着关于汽车保养诸事。

但事实就是,清晨的电话不会无理由。我迅速买了高铁票,抽出黑色毛衫、大衣、长裤,路上看到朋友发了一句话:雨洗元宵。

“洗”字精辟,可以是雨,也可以是泪。

我是哭不出来的,反倒是惊恐大于悲哀——活这么大,从没去过太平间,尤其是那种埋地下的太平间,刚停完车就感到丝丝阴气。前方越来越暗,我怔在坡道上。

可能是头一记情绪崩溃已过,没有哀鸿遍野,我低着头,偶尔瞟见女眷们都是眼睛通红。各家认领各家的姻亲,比如奶奶、叔叔婶婶、姑父姑妈这些父亲面上的亲人来,就由我父母前去接应。我一到,自然由自己妈妈“接待”,她给我带上黑臂章,叫我去遗像前祭拜,再领我去棺材前看看外婆,我一一照做。流不流眼泪和感情深浅没有关系,就是觉得这个迅速被寿衣包裹起来的老人似乎只有一寸长。

灵堂里分两桌,女眷在一起,折锡箔元宝;男人们一桌,抽烟喝茶吹牛。我死死地背着书包,靠墙站着。表姐、表哥们来过后都去上班了,我不用上班,也不想回家。姨父说:“你要么开始写文章吧”,然后他向旁人介绍:“这是最小的外孙女,最能干。”

我坐下来,将进门后得到的信息拼凑起来。外婆是早上六点多没呼吸的,在自家的床上。前一晚因为病痛,闹腾得厉害。我好奇的是,有没有告知杭州的姨婆,以及,姨婆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是,老人家没有失控,而是相当理智地说:人都已经去了,我就不过来了,要不然我有个三长两短,更是给你们火上浇油。

这和一部分人的“不哭”如出一辙。

我给那个说“雨洗元宵”的朋友发了个信息:名媛外婆走了。

他是我在快报的前辈,朱晓东,意外得知外婆就是皕宋楼主人后代,清末四大藏书家之后,就鼓励我要留下口述史。

他回复了。第一条:节哀顺变;第二条:写点什么吧,哪怕一点点。

我告诉他:可能要到出殡那日哭过一场后才写得出,今天显然不行。

前辈回:节制是一种美德。

我们爱老人,是在生前,不惜一切地抢救生命、满足愿望、陪伴呵护;而人死,就该坦然接受,毕竟,对于她自己,以及轮流看护、提心吊胆的子女都是解脱。

我们,恰恰就是无情世代里的有情人。

外婆去世的当天晚上,表姐的女儿来了。表姐是外婆唯一的孙女,真要计较起来,她的地位和我们作为外孙(女)还是略有差异。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是家中唯一开化了、并可与之对话的第四代。

几乎所有人都失控地抱着小孩哭时,她非常困惑,一个人跪在外婆遗像前看书。让她换个地方,她说“不要,这里软,舒服”;而当得知“太婆去天堂”时,她反问她妈也就是我表姐:“那么你以后也会去天堂吗?”

在我们身强力壮、尚且青春时,是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垂死那天的。可怕的是,难以想象等到我们这一辈老了,还会不会这么团结帮衬,至少可以一起哭,一起坐下来叠锡箔元宝。

外婆家曾是我和表姐、表哥三个人的周末阵地,大卧室用来玩捉迷藏,表哥躲床底下,他偷偷掀起床单,通过大衣柜的镜子反观蒙眼者的动向;方凳上摆几本书,再架一把条凳,正好当跷跷板玩;找一盘空磁带每个人说一句话,我记得自己从头到尾都在狂笑,真是三岁看到老啊;周六晚上(那时候还没有双休)聚餐时要吃豌豆饭,加猪油,配番茄蛋花汤,好吃又省事,早点吃完做游戏。那时的外婆远没有后来那么慈眉善目,她是名人后代,是教导主任,血液里始终流淌着高傲的基因。对于小孩,并不见得多么宠爱,多数时候只是尽一个长者的本分。

但这并不妨碍在她家里有每周一次的欢乐时光,只不过,这些童年时光随着各自念书轰然落幕。我们第三代从寒暑假偶尔见几次面,到每个大年初一趁着拜年约见,再到我不怎么回湖州,他们也各自成家,连我也成了姨——我抱着小外甥女,心里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亦舒笔下那个永远风流和想得开的“姨妈”。

外婆家不再是我们的战场,偶尔去一次,她都会说“不要占用你太多时间,你来看外婆已经很高兴了”。她越来越老,越来越喜欢我们,而我们却越来越忙,越来越淡泊。

都是需求不对等啊。


左一是我,右一是表哥,小时候在外婆卧室里玩


兄弟姐妹四人

我们看一个人,最客观应翻童年账。十五六岁时离开亲生父母,从杭州回湖州,过继给亲戚,从陆姓改为沈姓,家庭、母爱始终缺席,这也造就了她刚毅的个性,就像我们说她一辈子强势,和性别、年纪没有关系,她不止一次叮嘱子女:每年冬至、清明,以及我和你爸的生日、忌日都必须要来。

有一次,据说我妈无意中说了句“她(指我)最不喜欢双鱼座了”,被外婆听到,便问大家,双鱼座是几月份的。3月8日出生的她,恰恰就是双鱼座,于是她讪讪地说:那外孙女就是不喜欢我咯?

要说,她全身上下充满着双鱼座的傲娇和敏感。

“今天天气真好啊”,她说。要是碰到我这种一根筋的直肠子,多半只会应和:是啊,天气不错。而她的内心戏其实是:你们谁带我去公园里走走。

双鱼座一辈子都是“你们怎么感受不到呢?”“你们怎么就不懂呢?”据说有一次,一个高情商的远房亲戚来做临时保姆,同样的一句“天气真好”,她当下接灵子:“阿婆,天气这么好,我来给你洗个头吧。”外婆顿时周身舒坦。

2016年2月23日

我们选取远房姨夫作为此次仪式的总指挥,他就像一位清道夫,不偏不倚,刚正不阿,家族沉疴一旦爆发也有能力妥善处置。

晚上十点零八分,是定下的入殓时间。土工入场,亲人们排好队,仪式就此开始,一直到次日下午暂停,其中包括凌晨的道别、焚化、入土、回家跨火堆、爬梯子、吃豆腐饭。


最后也是最喜欢的贴身之物:拐杖、枕头、放大镜、签字笔

仪式感总是要的,死者为大,也是让活着的人有事做,心里好过点。而仪式感也是维系家族的一种手段,哪怕对我们来说,很多进进出出的人已经不大认识了。

2016年2月24日

殡仪馆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生死之界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

三杯茶的工夫,人就被烧掉了,同样一条通道里返还回来的是一具骨架。亲人可以进屋拣骨头。我没进去,隔着玻璃窗,他们挑出一些不明物,原来是钉子,10枚,不多不少,当年骨折时留下的。该留下的总归会留下,其余的灰飞烟灭。

上次来这里是2009年,外公去世,别的场景都已经模糊,只在殡仪馆里,也是这样,遗体被送进火炉,外婆巴在窗口,她说:“我以后跟谁说话啊”。子女们安慰她:“你有我们啊!”她说:“不一样的”。要说爱,他们两人是有的。因此我在得知外婆得病并活不过三月份时,觉得并非坏事,她可以去见老伴了,只是希望外公不再被“欺负”;而我设定的外婆,也应该是不害怕,不慌张,从从容容的,甚至她一直在期待这一天,毕竟,他们分别太久了。

先走的人总是先解脱的,留下的人自己过活了7年,倒不是我的外婆特别坚强,而是女人,全天下的女人都如此,她们有关照料理身边人的本能,也有过好自己生活的信心。旁边人说:“是啊,所以这个社会那么多老太婆”,言下之意,女人走在前面的,老伴随后就去了。虽然偏颇,也是事实。

我对葬礼的印象停留在6岁时太婆去世,天还没亮就被父母叫起坐船回祖籍地长兴。那是农村里的葬礼,灵堂搭在村口简陋的宗祠,来帮衬的都是族人,干活的叫“土工”,不是“葬礼设计师”,每个人都叫得出名字,见面搭搭肩膀,客气但不生分。

那时候,葬礼就是葬礼。

后来,06年爷爷过世,09年外公过世,印象都不及那次童年时参与过的葬礼深。尽管“送亲人”是一件悲伤的事,但一到殡仪馆,我们和工作人员立刻构成了买卖双方。

如果要进行遗体告别,先去登记,专人便将遗体转到隔壁布置好的灵堂,司仪和摄像接到命令后随后就到。司仪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问了一下死者的姓名和年龄,说不定是用来进行场景选择。也就是说,殡仪馆设置了不同年龄的悼词scenario,以便即兴切换。

哀乐响,姑娘开始读悼词,注意是“读”,不是“朗诵”,那词写得极为肉麻,你都感觉不到在与自己家亲人永别。但你不是她的甲方,无权对其挑三拣四,不仅如此,还得顺从她的指挥。

“好了,现在绕遗体走一圈”,我们照做。

又进来一个人,询问是要拣骨灰还是一般的烧,然后记下,叫我们等着,父亲形象地称呼其为“客户经理”,他向我们进行业务介绍,告诉我们该司推出的个性化业务。而我就像在看《大腕》,或是《甲方乙方》,不过是一场戏,如果外婆也是假死就好了。

所有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指挥着悲痛的人们,“去那里交钱”“等一下才轮到你家”“可以进来了”,你当然不可能指望这些人也能轻声细雨,“哦,老人家去世了呀,不要悲伤”,效率!效率!这是一个讲究效率的社会,烧完了你家的,还有下家,都是生意,单子越多就越发达。

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想得开。就像后来到了墓地,看到土工在外公外婆的双人墓碑前,把外婆的名字由原来的红色转为金色,我第一个反应是:到时候我死了,就直接在这块墓碑上把我的名字(儿孙辈名字都早有刻)描红即可,省去了置地的花销,以及晚辈在无数墓地前的奔波。

大人说我不正经,不吉利,而对于死亡,确实是一代比一代开化。

失去亲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老子今天最悲伤”的微妙感觉,直到在太平间,在殡仪馆,与不止一家披麻带孝的人共处一室,不觉愕然:咦,死的人还挺多。而事实上,同样的时刻,医院里又有无数声啼哭,新生儿降临到这个世界,所谓生生不息。那么,就让离开的人去完成我们海阔天空的愿望,珍重。

最后

写完这些,我要回杭州了,这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段行程,步履不停。我在想下一次来可能要过很久了,而家里的双亲还在期盼我很快就能再回老家。

我了解关于生命的哀伤,总是静默的,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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