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黄金
绿色黄金
这是一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植物的传奇历史。从古时候的“冷门”饮品到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商品，茶叶是如何被人类发现的？它为何以及如何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又是怎样登堂入室、走入英国人的...
这是一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植物的传奇历史。从古时候的“冷门”饮品到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商品，茶叶是如何被人类发现的？它为何以及如何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又是怎样登堂入室、走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茶的种植和加工对这个行业里的那些劳工以及他们的邻居产生了什么影响？茶的苦味是否说明它含有某种人们还不知道的物质，某种对人体有益的具有收敛性的“药物成分”？茶叶对喝茶国家的文明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茶叶的传播和几个同时崛起的强大文明国家之间是否具有更为广泛的联系？那些可能的保健效果的真实性又如何？本书从一片鲜为人知的叶子开始，为大家讲述了饮茶是怎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让人着迷的一种嗜好的，从理论上探索了茶对于塑造当今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推动作用。
城市
一部关于茶叶以及茶叶贸易、茶叶传播和茶叶如何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有趣的书。《金融时报》如此评论道：“这本书的精彩只能用我手中这杯茶来描述。”
艾伦·麦克法兰，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士，著作等身，研究视角遍及全球，其作品曾被翻译成日、法、德、西等文。麦克法兰曾在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和阿萨姆）有过三十年的田野调查经验。
艾丽斯·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的母亲，一位阿萨姆地区茶叶经营者的妻子，在阿萨姆地区的茶园居住长达二十年，与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序言（节选）
从小到大，我就一直生活在一大堆有关殖民地的奇怪谎言里：“在印度那个地方”，人们皮肤黝黑，人种差得要命；幸好，有我们在那里管着他们。在我读书的所有寄宿学校里，看着世界地图上大片的粉色区域，我充满了自豪之情。从小大人们就给我灌输了这样的看法：东方人天生就是受管束的人种。所谓“印度人的智力”（Indian Mind）是不会有什么起色的。整个次大陆都是这样。
父母亲、爷爷奶奶、叔伯和兄弟都去过那个地方。在几张红褐色的照片里他们站成数排，倚靠着步枪、马球杆或死老虎，眯起眼睛傲慢地直视着太阳。女人们慵懒地躺卧在轮船甲板的折叠椅上或横坐在毛色闪亮的骏马上，头上的软边帽换成了遮阳帽。在斑驳的热带树荫下，她们神色安详——旁边戴头巾的男子替她们勒着缰绳。
几个身穿小号骑马裤的小男孩骑在驴背上，另外的几个仆人在周围忙碌着。照片里，仆人的数量比我的那些亲戚多，他们恭敬地站立在一边候命。在印度那个地方，家里的男人都要去当兵，进部队后，大都被晋升为廓尔喀军团的军官。据说，廓尔喀军团的士兵对他们的白人长官爱戴有加，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那些当地姑娘们嫁人之前一定要纵情享乐一番。事实上，印度就像是一个垃圾箱，被倾倒其中的都是些蠢笨、肥胖、长满粉刺，根本不适合与之过日子的低劣人群。
当然，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印度人很幸运，因为有我们在那里；还被告知，在让他们见识了我们的学者、传教士、商人在才智上的权威之处后，他们才晓得了我们的恩泽。我们的那些男子都在韦斯特沃德霍（Westward Ho）的联合军事学校（United Services College）或类似的公立学校读过书，接受过“善待土著”的训练。 1815 ~ 1914 年，世界上 85%的土地被殖民，因此，欧洲人遍布世界各地。贝尔福（Balfour）等一批政客鼓吹“在我们管理下，他们拥有了历史上最好的政府”。这种言论流行各地，并不断被强化。欧洲人是“无私的管理者”，他们“生性聪颖”，是“天生的逻辑学家”；男性白人个个富有。印度人则都是“邋遢鬼”，除了邦主之外，人人穷困潦倒。
1938 年，带着满脑子的这种荒唐印象，我离家远行，就像是前往一所贵族女校学习，为的是打磨我的棱角，把多余的英镑花掉。十六岁的我准备去度过一段被母亲描述为成长期派对的印度生活。当时，我的希望和想法是，两年后，我可以体态轻盈、举止自若地返回英国上大学。而我的母亲在我们踏上“纳瓦河谷”（Strathnaver）号轮船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为我筹备嫁妆。她说，印度讨不到老婆的中年男子有的是，他们不但对“相貌”不挑剔，甚至还可能看上我爱思考的头脑。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那个社会里，喜欢操心儿女婚事的母亲认为，喜欢想问题是女儿的一个要命的缺点，而我母亲正是这样的家长。
在杂乱无章地向远方延伸的建筑群中，我们居住的兵站（当时父亲从正规部队调派到这个兵站工作）是一个整洁有序的小天地。印度人住的地方往往凌乱不堪，这是他们被称为“邋遢鬼”的一个原因。在我们周围，篱笆是白色的，树干也被刷成白色，还有院门、户门统统被刷成或重刷成白色，也许是象征着我们的肤色。在我们居住的白色平房的四周，生长着万寿菊、牵牛花、鼠尾草（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这些植物）。兵站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建有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的会所。兵站大院里有教堂和医院，但没有商店。厨子每天上午都去一趟集市，母亲在她欧洲女士的专用账簿上记下厨子的所有花费。那些东西都很便宜，但母亲每天还是要将厨子汇报的数字逐笔核对一番。印度人都很“chilarky”——这个词包含了说谎、欺骗和耍诡计（当然是天生的）的意思。
兵站里驻扎着一两个团，文官部、警察局和林业部门的一些职员，几个医生，负责补给安排的皇家陆军后勤团（Royal Army Service Corps），还有一些铁路工人。这些工人一般都是有色人种，很少在我们的视线中出现，他们和尚未接到正式任命的军官共用一个下等会所。天气炎热的时候，所有机构，除了低级职员和铁路工人，都要迁到山里。
山里有一个湖。这里的游艇俱乐部（Boat Club）是社交活动的中心。即使在这里，也一样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山顶上，那幢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并被数百英亩的开阔绿地环绕的别墅是总督的下榻之地。掌管东方司令部的将军（General in Charge of Eastern Command）的官邸则略为逊色。将军坐在那里，向所有无法回应其粗鲁嘲弄的人吹胡子瞪眼。他任命儿子当副官（ADC），女儿当管家。两位大佬的邀请是推辞不得的；积极赴约可以巩固受邀者的地位，让自己的座位位置不致发生改变。在英国统治印度的那段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人们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一步。印度医疗协会（Indian Medical Association）医生的地位要高于皇家印度陆军医疗队（Royal Indian Army Medical Corps），可以坐在总督或总督夫人旁边。我被安排在餐桌最下首的位置，旁边是总督或将军的副官。副官往往是时髦帅气的骑兵军官。他身穿饰有金色穗带的鲜亮制服，脚上是闪亮的靴子和马刺。网球派对、高尔夫球赛，甚至晚上的舞会，都没有受到我十七岁生日后不久的那个九月里爆发的战争的影响，但将我不久后回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不过，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说了敦刻尔克撤退和不列颠之战，卷了一些用作绷带的纱布，以备当地急需。一整旅的士兵被送到这里来操练，整个兵营一下子到处是身穿制服的年轻人。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娶了我，母亲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战争结束之后，他成为茶园主。有点可惜的是，“拎包客”（生意人）在我们家族的语言里几乎就是平头百姓，但是在人们的印象里，茶园主都很有钱，一般住在远离喧嚣的偏僻地区。在我临行前，母亲给我装了一大箱子的面包架、盘子、中国汤碗，放心地送我踏上前往那个大英帝国东部前哨的旅途。驻守那个前哨的种植园军官新招募了一个团的士兵，为的是训练阿萨姆邦的山民。后来，这个阿萨姆邦军团，以及我的丈夫，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而我则去了其他地方。直到五年之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才在一个茶园开始了稳定的生活。在我先前的憧憬里，茶树开花就像是果园里果树开花一样，我们第一次稳定下来的家将被芬芳浓郁的景致所环绕。至于怎样将这种散发着芳香、被广泛种植的东西变成壶里的饮品，我一无所知。1946 年 7 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头脑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战争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父母亲待在一起，他们不愿意相信，也无法相信印度会独立。在他们那个圈子看来，甘地和尼赫鲁最好待在监狱里。游艇俱乐部的人们谈论的是稀稀拉拉地举着“退出印度”牌子的游行队伍是多么滑稽，那些在游行队伍中喊叫和挥舞旗子的人只是一些用几个安那雇来的孩子。即使退休后，我的父母亲还是这种想法。抵达阿萨姆邦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那些错误的看法里，就像当地那些被层层包裹在蚕茧里的蚕。
二十九岁时，在有了两年的种茶经验之后，我的丈夫马克接手了一大片地产的管理工作，先前那对在那里熬到战争结束的夫妻从此可以离开了。经理居住和办公的大平房几乎和我来印度时乘坐的“纳瓦河谷”号轮船一样宽敞，同样也是木头结构，中间隔出来上下两层。我们住在上层，孩子们在楼下绕着柱子蹬三轮车玩耍。一楼的中央有一个上了锁的储藏室，我们找到钥匙打开了它，里面放着美国佬留下来的食物、冰箱、缝纫机和机器备件，一直堆放到顶棚。我们取用了两三罐冰激凌粉，但是冰箱和风扇需要等经理回来，付过钱之后才能使用。
我这时候才知道茶叶长在离这幢平房一段距离的茶树上。不过，我没有见到任何采摘和加工茶叶的人和工具。因为没有轿车，又要照管好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陪他们玩耍，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闪失，我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不停地擦拭流进眼里的汗水。硕大的黑色马蜂将巢筑在天花板上，大如鳄鱼的蜥蜴吐着芯子在走廊上爬来爬去。一天，我从走廊的最高处往下望，看到一头弓着背、长着分叉犄角的公牛低头探向孩子的婴儿车。幸好，像所有温和的婆罗门牛一样，当它看清面前只是一个小生命之后就走开了。周围可能还游荡着蛇，或许还有老虎，但最惹人讨厌的是蚊子。不管走在哪里，我都随身带着灭蚊喷枪。
和各种色彩斑斓的野生鸟、蝴蝶和野兽一样数量繁多的是争奇斗艳的紫色、鲜红色、金黄色、杏黄色和珍珠白色的植物。它们或如瀑布般从高处垂下，或如喷泉般一簇簇向上生长，或四处攀爬蔓延，根本无须园丁照料。园丁在修剪了大片的草地之后，就坐在树荫下用喷壶喝茶。马克告诉我，园丁和其他仆人都住在那几排棚屋里（他们的生活区），但对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些来去无踪的皮肤褐色的人而已。他们不如我母亲身边那些身穿浆洗得笔挺的白外套，闪亮的铜扣环扣着腰间彩色饰带的仆人精明能干。他们住在花园尽头叫作“下房”（Servants’ Quarters）的那一排排棚屋里。听说本地人不老实，所以我经常要数一数咖啡桌上银盒子里的香烟，记下瓶子里威士忌的数量。这些园丁一个个邋遢不堪，不知道如果让他们穿上浆洗好的白色上衣会不会有点起色。
我盼望能有一辆轿车。几个月之后，我在美国佬留下的另一个旧货堆里意外发现了一辆陈旧的希尔曼 Minx 汽车。有了它，我们总算可以去俱乐部了，我兴奋异常。守着几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一个很少能帮得上忙的丈夫，日子单调枯燥，我需要和其他茶园主及其太太们见见面调剂一下。这天下午，我们穿上挺括的棉布衣服，顶着热浪出发了，开始了长达八个礼拜的第一次出行。孩子们吮吸着大拇指，烦躁地打着瞌睡，马克咒骂着路上慢腾腾的牛和坑洼的路面。我第一次看到茶树和背着篓子弯腰采茶的女子。树荫下的她们看上去从容而美丽。我暗想，那该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日子过得就像在绿色茶海上游弋的天鹅一般轻松。
到了河边，我们爬上一只敞篷船，这船虽然有些不结实，不过孩子们醒来以后很喜欢在船上摇摇晃晃、不时有水溅在身上的感觉。出门挺括的衣服现在因为潮湿而变得软塌塌，凌乱地贴在身上。我努力用想象中的各种俱乐部活动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心情。我想象了发亮的地板、摆放整齐的鲜花、印花棉布沙发，以及身穿白制服腰系饰带的仆人们端着的茶水托盘和冰镇饮料。我还想到了图书室、棋牌室、孩子游戏室。实际上，我还听说了印度另一个地方的会所，在那里，法官、林业官员、警官、医生、上校亲密地一起，促膝谈论工作和兴趣爱好。他们的太太们会速写，善驾船，还弄园艺、打桥牌。所有上等圈子和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俱乐部是一个文明人的去处，那里有友谊、笑声，让人心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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