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传
大卫·休谟传
大卫·休谟，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建立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本书1954年出版了英文首版，1980年出版了第二版，200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再次以平装本形式修订重印。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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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堪称典范的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一本传记的价值。它是对 18 世纪的热烈的智识研究的回应；它不仅是关于哲学面向，更是面向众多读者的书。——C.E. Vulliamy， 观察家
欧内斯特·C. 莫斯纳，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英语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文学与 18 世纪哲学。他的大半生都在研究休谟，撰写了关于大卫·休谟的数十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历史、文学和哲学期刊上，并与 R. Klibansky 合编了《休谟新通信集》。他还出版了《被遗忘的大卫·休谟：好人大卫》作为撰写这本《大卫·休谟传》的前期准备。
1954 年版序言（节选）
自从大卫· 休谟1776 年辞世，其生平故事迄今已以一本书的篇幅讲述过三次：1807 年由T. E. 里奇（T. E. Ritchie）所讲述的，1846 年由约翰· 希尔· 伯顿（John Hill Burton）所讲述的，1931 年由J. Y. T. 格雷格（J. Y. T. Greig）所讲述的。里奇的著作为伯顿内容翔实的两卷本著作所超越——它现今依然是最为翔实的休谟传记，尽管格雷格的休谟传记显然更具可读性，也更饶有兴味。詹姆斯· 鲍斯维尔（James Boswell），虽然具有与休谟相熟稔这种无可估量的优势，但他并未打算写一本休谟传，此诚为憾事。而在“鲍斯维尔文稿”中间或出现的关于休谟的那些逸闻趣事，对我而言无疑大有裨益。
对于一个选择一位文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作为其传主的传记作家而言，他所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他将并行不悖地同时处理传主的思想及其生平事实（the external facts of life）吗？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里奇· 伯顿在撰写休谟传记时所试图做的。格雷格只是在“导论”那一章论及休谟的哲学，而且还漫不经心地提醒读者：如果愿意，他们可以跳过这一章。康龙· A. A. 卢斯（Canon A. A. Luce）近来指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贝克莱主教传》（The Life of Bishop Berkeley，1949）中表达了如下的观点：“生平故事”和“思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因此他将尝试他所命名的“一种花开两支式的传记”（a separate life）。然而，卢斯博士也愿意承认：这一点大有商榷的余地。
尽管承认生平故事和思想研究这两者在重心上大为殊异，但我坚信：一部主要致力于智识问题的文人的传记，如果不在其思想活动（正是这种思想活动使其值得成为一名传主，或值得拥有一部传记）上多花一些笔墨，既难成就大的气象，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兴趣。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要在其思想活动上花费多少笔墨？在我看来，一个传记作家必须充分地呈现其传主的思想，以便能够诠释其行为，但与此同时，也不至于在这方面走过了头，以至于以其系统性的诠释累及叙事，从而对那些对其观念的兴趣小于对其本人兴趣的读者构成了一种理解上的困难。这就是这本书的基本计划。人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而其观念只是为其行动提供了理据。
第一章 文人（节选）
我几乎将一生都花在文字生涯上。
大卫·休谟生活在各种观念和社会力量风起云涌的启蒙时代，正是这些观念和社会力量使 18 世纪成为现代性的源头。休谟的与众不同——如果不是说独一无二的话——之处在于：他在奋力革新人性研究的同时，也从未失去对普罗大众的理解和洞见。通过将哲学、学问和文学结合起来，休谟不仅成长为一名专家，而且还按照 18 世纪的智识理想，将自己成功地塑造为一名“文人”。像其稍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同道一样，作为启蒙时代的理想文人，休谟并未画地为牢，而是涉足全部的知识领域。但是，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人类历史上，休谟的读者圈首次涵盖了普罗大众。毫无疑问，休谟的哲学受众必然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而其对于政府、经济、伦理、宗教和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许也只能激发相对有教养的那部分人的兴趣；但休谟的国史著作却能够吸引绝大多数识文断字之人。
文人生涯一直是大卫·休谟勃勃雄心之所在，而且也很少有人能像休谟那样以这种纯粹且坚定不移的态度投身于学术生活。对于休谟而言，文学表达是他据以克服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支点，自远古的苏格拉底时代以降，这种理性主义传统一直主宰着欧洲思想。 1739 年，当还是一位 27 岁的年轻人时，休谟就第一次提出了思想革命，此后，终其一生，休谟不断地以各种文学体裁践行着其形形色色的思想革命。而这也构成了其人生的首要动力：“实际上，对于眼睛和心灵而言，晦涩总是令人痛苦和不适，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辛劳，澄明总是赏心悦目，让人喜不自胜。”因此，我们只能在思想层面上寻找休谟文人生涯的关键。任何忽视其思想的休谟传记都无法标榜自己的厚重。
尽管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哲学，但休谟能够遵循自己所立下的诫命：“但依然是一个人。”而本传也主要致力于呈现作为一个人的休谟。作为一个人，休谟具有诸多美德。法国人习惯于称其为“好大卫”（le bon David），但很难将这个“绰号”转译成英语。称休谟为“善的”（good），这必将误导大众，因为他毕竟不是圣人。然而，休谟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个大好人：他富于同情心，仁慈，平和，宽容，对他人总不吝溢美之词；他在道德上真诚，在思想上诚实。他总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但他有点易于猜忌——猜忌自己的名声，猜忌友谊的忠诚，猜忌祖国的威望。就智识而言，他是一位世界公民；就情感而言，他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不仅如此，休谟还是一位凡夫俗子，他乐享生活中的各种美好之物，如美酒，如佳肴，如机智、谈话和理性的论说。虽然自制力超群，但休谟同时还是一位多愁善感、激情洋溢、并非对女性素所不敏之人。借用法国人的话来说，他是“好大卫”。
在不列颠，休谟是第一个仅靠文学就挣得不菲家业的著名文人。莎士比亚确曾富甲一方，但那主要是靠其作为一名演员、经理和股东的收入。德莱登（Dryden）确曾衣食无忧，但那主要是靠大人物的恩庇；艾迪生生活优渥，但那主要是靠政府的津贴。蒲伯确曾资财渐丰，但那也是通过第三种形式的恩庇，也即预先的征订。通过给书商做枪手，约翰逊勉强可以维持生计，他也只是在晚年获得一笔政府年金之后，才算是解除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在 18 世纪，这种政府年金被视为文人所应得的酬赏；而休谟也曾适时地获得了他的那一份。但是，休谟最主要的成功，源于其作品在公众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休谟从不曾将其著述献给任何一位恩主，也从未想方设法提高其著作征订的数量，他的富足仅仅得益于书商。
尽管时至今日，休谟普遍被认为是启蒙时代最真实的声音，但启蒙时代本身很难认同这一点。在启蒙时代，尽管他的《英国史》和《随笔集》读者甚众，并确保了其文人生涯的外在成功，他的哲学却依然应者寥寥。但哲学——包括“宗教，它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却一直是休谟主要兴趣之所在。在英格兰，休谟遭受过挫败和羞辱，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一位苏格兰人，并置身于一个反苏（格兰）情绪高涨的时代，一方面是因为他所提出的不同于流俗的观点。而在他的祖国苏格兰，休谟在社会上经常遭到讪笑，并总是受到极端正统派的攻击。只是在爱丁堡狭小的文人圈中，他的才华才得到充分的赏识，尽管还不是全面的肯定。而在这样的一个社交圈中，唯有其挚友亚当·斯密对休谟给出了毫无保留的称许。如果说他最终在法国被颂扬为不列颠的头号文人，但即便是在那里，他的哲学也未被完全理解。社会绝不会善待它所不能完全理解之人。休谟的一生就是不断地与各种困难作斗争的一生：休谟不仅要与经济上的拮据、糟糕的健康状况和家族的雄心作斗争，而且还要与名声的力量、观念的惰性、迷信以及不宽容作斗争。
休谟倾其一生所阐明的“人性科学”，要么被其同时代人所忽视，要么被误解。当康德对其做出更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时，他早已辞别人世。在 19 世纪，休谟的哲学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但主要是为了对其进行批驳。只有在 20 世纪，休谟才始获知音，并得到了同情和理解。今天，他的观点常常被讨论，无论是褒是贬，它们总能获得应有的礼遇。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承认：正是在阅读休谟哲学著作的过程中，他发明了狭义相对论——它拒绝了时间的绝对性——所需要的那种批判思维，才得到了决定性的砥砺和提升。仅就哲学而言，休谟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虽死犹生。
透过伯特兰·罗素《名人的噩梦》（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中的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休谟思想之当下传承的一个饶有兴味、富有启发意义的诠释。文章称，地狱里专门有一间囚室，里面住着的全都是曾批驳过休谟的哲学家。对此，罗素不动声色地评点道：“即便是到了地狱，这些哲学家的智慧也没有多大长进。”尽管我本人尚无机会去验证罗素但丁式的幻景，但我倾向于认为它极有可能是真的。
休谟那无所不包的“人性科学”，现在已成为各个领域专家——诸如心理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家、政府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在当今各专门领域的所有专家中，只有少数学者试图保持启蒙文人的整全性（universality），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杜威。这种对于人的整全的研究进路基于如下信念：他们相信人之本性的尊严。而在休谟看来，对于所有的哲学而言，这种信念至为根本。
大卫·休谟的一生是文人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是为人性尊严这一永恒的主题提供精当注解的一生。
题图为休谟，来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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