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应该是2016年11月3号早上，日本的媒体报道了中国留学生在中野被杀案件。中野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对中野也比较熟悉，新闻播完后我给中野警察署的朋友打了电话，当时他没有接，我在他的录音电话里面留了言。这是我关注江歌案的开端。
过了大概五六个小时，警察朋友回了电话，问我中国的微信怎么用，内容是不是在删掉以后还能找回来。我说了微信信息删除的几种情况，最坏也应该可以在腾讯后台找到。他说日本警方不具备干预中国企业行为的权利。
除此之外，警察朋友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案件信息，每当我试着问询案件情况，他便支支吾吾地把话题转移开。当时我觉得可能案件比较棘手，警方很被动，现在我知道，其实他们第一时间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 陈世峰。只是他们在批捕之前，不能向外界透露情况，尤其我还是记者身份，他的职责必须回避我。
一天后，江歌妈妈在微博上发出了信息，呼吁在日本的中国人，帮她找到凶犯。直接引发了国内外的关注，其实在日本，杀人案件是非常被重视的，不会因为国籍不同而区别对待。陈世峰在案发第二天被警察传唤，虽然他具备了所有的杀人嫌疑，但当时没有证据，警察不能抓人。陈世峰是在案发后一周左右被正式拘捕的，罪名是恐吓罪，对于刘鑫和江歌，他确实存在恐吓行为，警方以此拘捕了他。有些人觉得拘捕得太慢，这涉及到日本司法程序与警察办案方式。
司法程序在前文说过，没有证据是没办法批捕的，批捕之前还需要去裁判所申请相应的逮捕令，所以陈世峰最初被警方拘捕是以恐吓罪的罪名。由于江歌身上刀伤太多，日本警方曾怀疑是团伙所为，控制了陈世峰的通讯方式，看是否有同伙会联系，这是日本警察经常采用的办案方式，前提是嫌疑人没有自杀倾向。陈世峰在被拘捕后一直没有开口，沉默和不配合对嫌疑犯来讲，都是基本权利，警方或者检方，只能把所有的证据弄出来以后去重现现场，嫌疑人不配合是被允许的，同时，日本严禁刑讯逼供。
江歌妈妈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我托朋友请她来我的店里坐了坐。那是第一次见江歌妈妈，在听她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当天招待的另一个中国朋友，当场拿出两万块钱表示捐助。那时陈世峰还没有被拘捕，江歌妈妈和我加了微信，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拘捕消息，拍了照片给她，告诉她嫌疑人已经抓到了。
不过拘捕新闻里没有提及江歌案，只是说以恐吓罪拘捕了陈世峰，至于他恐吓的是谁，如何恐吓、和凶案的关系，新闻都没有提及。从我给江歌妈妈拍摄电视画面，到江歌妈妈捧着江歌的骨灰回到中国为止，江歌妈妈并没有从警方得到杀人嫌疑犯就是陈世峰的消息，日本媒体也没有这样报。日本这方面非常严谨，媒体只能根据警方正式公布的东西报道，不会引用社交平台上的猜想和评论。
大概两个月后，媒体上才把陈世峰称为江歌案的犯罪嫌疑人。陈世峰也是那时候开的口，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出于自保，他需要在所有证据面前重新编故事，他必须说话了。毫无疑问，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开口，都是律师教给他的做法。
这期间，江歌妈妈第二次来到日本，跟我提出想做一个签名的活动，以舆论去影响日本警方和媒体，希望能够判陈世峰死刑。她说名古屋有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案件，最早判决不是死刑，后来二审到高检的时候，因为征集到30多万的签名以后，又改判为死刑。 江歌妈妈想借鉴那次请愿活动，希望我可以支持，当时我并不是很了解名古屋的案件，但我还是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她给我的链接。除此之外，我能做的只是告诉她，在日本，这类活动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我曾帮助协调日本媒体对江歌妈妈的采访，我和助理都在现场，两个小时的谈话，江歌妈妈一直处在悲伤之中，一直在流泪。从个人的感情来讲，我一定是站在江歌的妈妈一面，我能理解一个母亲的愤怒，可我同时并不希望影响司法判决，我更想告诉日本人，中国人对这起案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在法理之外的道德上，加重对嫌疑人的惩戒。后来我做电台节目时说过，在这件事上我没有过度追求客观，只是想把两国民众对案件的态度呈现出来，大家可以因讨论而多些理解。
或许你会觉得矛盾，为什么我即支持江歌妈妈的死刑请求，又希望司法系统不被干涉，那到底是支持不支持。其实对死刑的看法涉及到我们看待死亡的差别，在中国，死亡是生活的忌讳，人死如灯灭，死亡意味着结束，人世恩怨两清；在日本，死亡的意义可能更丰富些吧，不仅是菊与刀这些老概念，从《入殓师》这样的电影里，也能多少体现出日本对死亡的态度。正是因为对死亡态度的不同，所以江歌妈妈的诉求在情理上说得通，在执行层面却并非易事。
旅日法学教授王云海曾在江歌案的采访中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 日本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一般不是完全依靠司法机关的刑法处罚，更多是靠社会惩罚。你有犯罪前科，你在找工作，和周围人相处中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你的家属也会受到影响。
依照判罚结果，陈世峰在20年刑满之后会被遣送回国，但是日本还有另一条法律，无论哪一国家的犯人，只要其配偶是日本人，就可以在刑满释放后要求不被遣返原籍。日本有些 NGO 组织会帮助一些犯人在出狱之前寻找配偶，以此获得留在日本的权利。所以，如果陈世峰的日本妈妈或者NGO组织愿意帮他这个忙，他是有可能留在日本的，但是，作为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从监狱出来后，他还将接受日本社会对其的惩罚，这点不可避免。
虽然日本没有废除死刑，但对死刑的判决一直极为谨慎。日本从二战战败的那天开始到现在为止，在法庭上判决死刑的人也就一千多一点，而真正执行了死刑的更是只有一百人左右。2016年至今，两年时间内，只有九人被执行了死刑。后来我去查询了江歌妈妈说的名古屋签名改判死刑案。那次改判与签名关系不太大，当时几位涉案人员造成了社会恐慌，动机恶劣，最终被该判为死刑既是对民众恐惧的安抚，也是对极端犯罪的警示。这点与江歌案在性质上有所区别，所以江歌妈妈申请改判死刑几乎没有可能性，且她不具备上诉的资格。更何况，死刑在日本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判决。
日本的死刑需要法务大臣签名才能执行。日本政坛有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是哪个党执政，法务大臣都很少有人愿意去当。因为作为职业的政治家，不会想要去签一个剥夺别人生命的名，即使是为了正义与良知。这个现象或许也体现了日本对于死刑的态度，起码在一定程度上。
我还问过一个参加庭审的日本女记者如何看待这起案件，她说，死去一个总比两个都死要好。当然，她不是说江歌应该死，因为当时那种情况，刘鑫如果开门了，也一定会死，人在那时候选择逃避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案件中，当刘鑫成为网络民愤的众矢之的时，我们似乎忘记了一点：她也是受害者，无论她锁门与否，都不影响这个事实，当然，从道义上谴责完全可以理解，但这个不会上升到司法层面。
庭审第一天，我去了现场，几乎都是中国人和媒体。现场翻译的水平很高。这里有个很值得一说的细节，就是日本庭审现场请到的翻译通常会避开犯罪嫌疑人所在地，比如嫌疑人是南方的，会请一个北方的人做翻译，以免同乡之嫌。日本在这点上非常严谨，不过现在放宽了一点标准，允许国内翻译参与，在以前，江歌案的现场翻译工作很可能邀请台湾人或者香港人来做。唯一不好的事，这个翻译的声音太小，好多地方听不清楚，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便在法庭上喊了一句，请大点声音。这不是一个值得说的行为，因为破坏了法庭的秩序，而之所以提及，是因为当我喊完这句话，我身后一个法政学院的学生用中文小声提示我，法庭上不能大声讲话。我觉得这个法政学院学生的行为，是为司法系统以及司法教育赢得尊重的。
在庭审现场，我没有记录案情的进展以及问询经过，作为有几面之识的朋友，我想记录的是江歌母亲的反应。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中国媒体人，他一直陪着江歌妈妈。我跟他打过一次电话，他说他看过所有的卷宗，江歌妈妈请他做翻译的时候，他没有让江歌妈妈看那些有伤口的照片，因为那样对江歌妈妈来讲是非常大的刺激。江歌妈妈原本不需要出席第一天的庭审，但是她自己要求来到庭上。后来正如我这位媒体朋友担心的一样，庭审现场，当屏幕上显示着伤口的照片，翻译在说这一刀一直刺到肋骨，刀子被折断。江歌妈妈的头趴了下去，像是这一刀重新捅在了她自己的身上。
有很多人不理解日本媒体为什么不关注这件事，相比与国内的报道力度，日本媒体似乎一直缺位。其实日本媒体不是不关注，而是他们觉得应该就是由法院，或者是法庭来判这个刑，他们负责报道的是判决结果。至于道德层面的讨论，以及刘鑫回国后将面对的一切，已经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了，毕竟，陈世峰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在法理和程序上并无任何争议，江歌母亲的改判死刑要求是基于中国的善恶有报逻辑，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人感同身受。同时，也没有人希望法律被情感和舆论左右，失去独立性，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
文中所有图片除特别标注外 皆由作者提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