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午当涂6小时前
前几天风闻社区中一篇《“清朝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这个说法是否准确？》的文章引起了读者们的热议，200多条评论含英咀华，读起来如沐春风。
强烈驳斥清朝版图功绩说的突出论点是，各个朝代版图因袭损益，肇基南服、威加胜国克夷狄而复诸夏的大一统朝代众多，为何满清却要贪天功为己有呢？
几天前读杨联陞（余英时授业恩师）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是《朝代间的比赛》，饶有趣味。历朝历代的文臣官吏都自发地要和前朝比较，历数一下本朝的优越感。
清朝的袁栋在《书隐丛说》的“超越前代”条目中有这么一条，说“大清台湾青海，亦入版图，幅员之广，二也。”
有相当数量的清朝文人把清帝国的疆域问题拿来和前朝比较，认为这是大清运数之绵，外方平治的表征。
晚清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化1.0”时代，恰逢西夷诸列强笃志战功海外扩张，国祚日穷蹙，以致外侮不断，内政颓糜，虽有大批的维新保皇派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然大厦终倾，帝制遂亡。
国际法意义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续了清帝国的法统。去年中印在洞朗边界问题上出现纷争，当时外交官员和民间的智库、学者据理力争时，其“理”便要上溯到清帝国时期有关尼泊尔和西藏问题的处理方案，这是边界勘定“以清为法”的典型案例。
本文有意探讨一下明朝边疆拓地问题，以西北边防为例，作为清朝边界、版图问题的一个侧面参照。或许从中我们可以探到些许的华夏疆域问题意识下的历史螺旋前进的辩证法。
汉地十八省之外，挺近大西北
风闻社区有一个名叫“威武副将军”的网友，把元末明初的那段历史做成了系列文章，知识性和趣味性统一的不错，而且已经写到了洪武大帝的北伐，可堪一观。
朱元璋基本收复我们通常说的“汉地十八省”，时间是大约在洪武二年，即1369年。之后朱重八剩勇追穷寇，立志北扫胡尘，之后的三年之内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北伐。我们着重阐述的是第二次。
当然第一次的意义也不可估量，这一次是两路大军并行，前锋大将徐达统摄西路军，一路连克兴元（陕西汉中）、河州（甘肃临夏），收复了被吐蕃霸占了几百年的地区；另一路则是主力军，由李文忠率领，利剑直插北元的腹地，迫使爱猷识理达腊向东逃窜。这一次北伐，扫清了继续进攻漠北的一系列沿线据点，而且让扩廓帖木儿实力受到重创，在西北方向上，明军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汉唐除河西走廊以外的地区。
朱元璋第一次北伐
洪武五年，一次更大规模的北伐拉开了战幕。
这一次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意图主导者是谁，明史的各路记载不一，抵牾之处甚多，《明太祖实录》认为是徐达力主继续北伐，并且说服了疑虑重重的皇帝，而明中后期的官员笔记中，如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和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则认为一开始拍板的就是老朱。
无论如何，综合各有关这次北伐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遁居和林的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游魂尚在，始终是刚刚诞生的明朝政权北部边疆的心腹大患， 这一点徐达和朱元璋臣君二人可以达成共识。然而劳师远征，深入沙塞，军队的后勤供给以及对前线地形的模糊认识，是朱元璋犹豫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大明君臣上下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派出了十五万大军，分布三路，向北进发。
我们看一下这三路军的配备和军事分工。徐达毫无疑问承担的任务最重，而且要做好遭遇战的准备，左将军李文忠率领东路军，目的还是要把敌军主力往西靠拢，打一个围拢歼灭战；西路军的冯胜任务相对最轻，他的目的主要是占领甘肃，牵制敌军的西北兵团，阻滞其驰援王保保。
魏国公徐达
然而很遗憾的是，前期准备工作不足的徐达犯了冒进的错误，在岭北和林遭遇惨败，“死伤上万”，让负责合围的东路军也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局面，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众多史学家已经指出来，徐达的这一次岭北惨败，对后来的明元关系造成了的一系列重大影响，其连锁反应甚至可以波及到后面的土木之围，这个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略去不讲。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三路大军战果最为丰盛的其实要数之前战略任务最轻的西路军。
西路军在冯胜的率领下一路先后占领甘州、肃州，并且拿下了永昌（甘肃酒泉），沿着河西走廊，已经拿下了除了察合台后王的一个分支——出伯后代占领的沙州、瓜州和哈密的以西几乎所有的地盘。在北上集乃（现内蒙古额济纳旗）大破敌军之后，冯胜认为已经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回撤过程中捎带手又拿下了沙州和瓜州，这样，西北经略的据点，就只留下了哈密。
冯胜撤军，居然完全放弃了甘肃
在大明王朝确立“天子守国门”将政治中心向北转移之前，洪武年间朱元璋的主要策略还是打击北元的有生力量，其北伐军的羽翼尚未丰满，且当地的群众运动工作还没有做起来，驻守相当困难，所以经常会出现打完之后完全战略性撤退的局面，只留少量兵力建立粗略性的北地卫所作为前哨。
冯胜塑像
但冯胜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情况要好得多。熟读汉唐历史的读者肯定知道河西走廊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汉族政权在此地以走廊为军事重心，重点经营就可以以非常高的性价比阻断西北游牧势力，而且相比于更西更北的地区，这个地带有相对成熟的城市形态和完善的农耕体系。
但冯胜还是放弃了甘肃，全线退了回来。到底是何原因？
查阅万历年间编纂的《肃镇志》和甘肃地区的方志《五凉全志》，发现冯胜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地而不得人。
“元守将闻胜等将至，自知不敌，已先将境内人民、牛马、驼羊尽拘出玉门、阳关二塞，所得者尽是空城。”
这让笔者联想到刘备得汉中的整个过程，两件事非常相像。
冯胜孤军深入，受到东路和中路军队战败的影响，军心士气受到打击，面对孤城空城，有严重的挫败感也是正常。
而且冯胜的随军都指挥使俞本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的传记《纪事录》中，也提供了另一则重要信息，说冯胜“畏回鹘之兵”。
那么，这个回鹘之兵又是什么呢？
甘肃——三方夹缝中的真空地带
这个回鹘就是文中前面所述的东察合台汗国，其实军事势力最远的辐射范围大致也只是在哈密一带。冯胜拿下瓜州和沙州之后，已经和东察合台汗国直接打了照面，但冯战意全无，选择了退却。
而东察合台汗国却也并无东进的打算。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以非黄金家族篡位的东察合台汗国的首领哈马鲁丁将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二者本同为察合台汗国）视为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虽然哈马鲁丁觊觎河中地区优良的农耕条件是重要原因之一，更主要的乃是法统之争。作为同为中亚的蒙古后裔政权，哈马鲁丁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同行是冤家”，确立汗位的正统性才是首要的战略目标。他们之间的内斗也是冯胜的西路军更快速占领甘肃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北元的统治中心和甘肃则更为隔膜，对收复甘肃几乎毫无兴趣，将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作为大本营而不愿拉长战线，在北元统治者看来，哪怕是朝鲜半岛都比甘肃有战略价值（朝鲜和明、元的三角关系还可以独立成篇）。
这样，在西北蒙古后裔政权、北元政权和大明政权中，甘肃一时间成了三不管地带。不过，这也给了大明在西北设立关西七卫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上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西七卫只是明朝中后期的一种历史叙述，“七”并不是代表只有七个，比如洪武五年就已经设立的甘肃卫废弛，想必是默默地就被裁撤了。
从时间的流程和地域分布看，大明在西北还是有一个从东往西的经略过程的。但甘肃卫的废弛，以及庄浪、西宁诸卫相隔甚远，凉州和甘州的其他地区也没有卫所，说明明军在此地的军事防御相当稀疏。
而且经略西北的明朝著名将领宋晟的主要镇守区域是凉州以东。
西北诸卫所设立的时间
很显然，明朝的关西七卫是羁縻卫所，可以遥控牵制，但无法实际深层次统治西域。而且处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明朝采取了萧规曹随的策略，沿袭了元朝出伯一系的察合台后王牵制察合台汗国的策略，以藩属和朝贡的模式维持和内陆京畿重镇的关系。
明朝的关西七卫
在明初，西北边陲的这些卫所，起到了平稳过渡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但无疑随着大明王朝的四海晏平，羁縻所带来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大，即放弃了垦殖计划和对西北的深耕原则。其直接后果，便是最终丢掉了哈密。
哈密的丢失
哈密地处新疆东部的塔里木盆地，东面毗邻嘉峪关，西面就是东察合台汗国，北面后来有了崛起的蒙古瓦剌部。
朱元璋虽然出身草莽，但战略眼光非常毒辣，他把哈密看做“西域之襟喉”。洪武二十四年，国力渐强的大明没有按捺住身段，朱元璋找了一个哈密人经常抢劫过往商旅财物的理由，派左军都督金事刘真、宋晟大举攻伐哈密，迫使其臣服。
朱元璋采用的是“以夷制夷”，“天子之地守在四夷”的方针，这个策略被后来的朱棣所继承，建立了以安克帖木儿为首的大明傀儡政权。
哈密之争
从朱元璋到朱棣，再到仁宣二帝，明朝政府对哈密的积极经略，是要把此地打造为西北前哨，在政治上给予哈密忠顺王的特殊待遇，表示明与哈密的关系有意打破“羁縻”模式而变成实际干预。哈密的军政大臣任免权和忠顺王的废立完全掌握在明帝手中，可以说，明朝前期哪怕是在大西北军力不够，再加上冯胜弃地未能建立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下，仍能有效管控西域。
今天的哈密
但在土木之变之后，形势马上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大明朝的精兵良将几乎在土木堡之变中丧失殆尽，让经略西北的政治、军事资源愈发紧张。
哈密本身地处四战之地，加上良好的生态和自然资源，被周围各部落实力反复明争暗夺，是拉锯战的热地。
其中野心最大的要数吐鲁番汗国。转折点是1473年，即成化九年哈密被吐鲁番汗国攻破，这这个事变让哈密几乎彻底丧失了为大明朝护送商旅，保护丝路畅通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汗国的首领自称为“速檀”或“锁鲁檀”，就是sultan（苏丹）的意思，说明这个政权带有浓重的伊斯兰教的印记。
而当时的“哈密”的宗教形势什么情况呢？帖木儿帝国使臣火者·盖耶速丁的记载如下：
“他们筑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
说明当时哈密及其文化辐射区域还是佛光普照的地方。
吐鲁番汗国裹挟着、蚕食着哈密，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洒扫应对”，哈密最终还是开启了伊斯兰化的进程。
而这时候明王朝在干什么呢？在明英宗之后，文官势力崛起，取代皇帝，成为了西北边防政策的主导性权源。
从明弘治年间开始，我们看到明史的各类记载中，对哈密的态度此类的话语越来越多：
1 哈密“边方事重，难以遥度，井索难扶”，即离统治中心太远，鞭长莫及，井深而汲短；
2 “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诸夷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
3“非为不得哈密丝毫藩篱之利，而反为西陲增一祸”，“其存亡绝续，皆不足为中国轻重”， “夫国家立哈密，欲以为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连祸结，其害何如也…… 置之度外可也”……
到明嘉靖年间，哈密从朱元璋的“西域之襟喉”沦为了文臣口中的“羁縻之虏”，意思是治理资源的投射投出产出比太低了，哈密就是大明西北的一个累赘，不如弃之而后快。
从吐鲁番汗国试探性骚扰哈密，到最后完全吞并哈密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明宫廷政治武将势力的退化和文官政治的变异。
甘肃巡抚许远曾经痛心疾首地说：“堂堂天朝不能发一镞塞外，何以慰远人”，对庙堂的边疆政策的制定者“以何以效陈汤故事”的拷问，他的呼吁却未能带来任何积极回应，淹没在了为西陲增一祸消极退缩的言论中。
公元1524年，即嘉靖三年，吐鲁番汗国二万铁骑踏过哈密包围了围肃州城。 丢失了哈密的大明帝国首次面临着嘉峪关以东的兵燹之灾，一个王朝生命跳动着的火苗在疾风之下显得忽忽欲灭，半个世纪之后，朝鲜半岛和辽东战事此起彼伏，满目疮痍的大明帝国当然也更无力再整顿西北边防了。
余论 明朝西北边防一直衰苶不振的深层次原因
司马迁有这么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检寻历朝历代的发迹史，司马老师的这句话简直成了一句相当精确的政治谶语，但明朝是一个例外。
明朝是一个作事、收功皆起于东南的朝代，确实是一个另类。
从地缘格局上讲，明朝是一个缺乏“内亚属性”的朝代，这使得此政权从建立之初便缺乏坚挺的治理西北边陲的动力，永乐帝天子守国门，其较量的对象始终也是北元而非西北。
笔者之前有幸听了一场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老师的演讲，他提到，往往是北方游牧属性的民族统治了中原，才有浓厚的兴趣搞草原和耕地二元治理模式，而农耕民族往往对开拓塞外边疆动力不足。
清朝疆域的广阔，威孚蒙古、新疆、西藏（可不是羁縻这么简单），一大原因就是这个朝代本身带有强烈的内亚性。
朱元璋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力复诸夏衣冠。然而很遗憾的是，“嘉峪关画玉斧以界华夷”，西北的版图比较汉唐旧疆，一开始就已经大为内缩。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北地区在明初之前就有了大规模伊斯兰化的问题，而且自唐末以来，此地是“胡化”程度相当深的地区，让冯胜等明朝将领深感西北“几成化外之地”，是几百年来神州陆沉的缩影和一面镜子，文化上的隔断也是大明朝经营西北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反驳近日中国疆域起于清帝国者可以自问：若以大明的姿态迎西夷番邦和日寇的劫掠，今日之神州版图，还会有西藏、新疆和东三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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