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未注明时间的照片里，坐在显微镜后面的四名女性并没有被记录在任何文献中。
有这样一些女性，她们帮助创造了历史，却成为了科学史上的脚注。
我们都知道，在科研工作中，重要的贡献一般都会白纸黑字地落实在印刷品上，位于科研论文扉页的“作者署名”有助于提升科研工作者的名誉和职业生涯，而隐藏在“致谢”部分的贡献显然没有这样的效果。
一项专注于研究过去20年中遗传学论文 “致谢”部分的新研究发现，社会并没有给予女性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承认和肯定。
过去几年中，布朗大学的艾米莉亚·胡埃塔－桑切斯（Emilia Huerta-Sánchez）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罗瑞·罗尔夫斯（Rori Rohlfs）组成的团队在研究中发现，有十几名女性程序员在遗传学研究中贡献卓著，其中有几人在多篇论文的“致谢”部分被反复提及，但可惜的是，她们从未被列为论文作者。
科学史上的“无名女英雄”们
这项研究来自于2016年的电影《隐藏人物》（Hidden Figures）的触动。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中，3名黑人女数学家如何协助美国航天局的故事。
在看过电影之后，胡埃塔－桑切斯和罗尔夫斯惊讶地发现，从来没有听过3位主人公的名字。于是她们思考起了一个问题：历史上还有多少做出了杰出贡献却不为人知的女性科学家？
一个名字很快跳到了脑海中：詹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
胡埃塔－桑切斯记得，自己曾经读过一篇几十年前的经典论文，论文的致谢部分这样写道：感谢史密斯的“熟练编程，以及她负责的所有计算工作。”
这句话读起来感觉就是……怪怪的。
在今天，编程被视作科研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某位科学家负责了某项研究的编程工作，那么ta应该是有论文署名权的。
“我觉得很奇怪，史密斯居然不是那篇论文的作者，” 胡埃塔－桑切斯说，“（罗瑞和我）决定看看是不是还会有像她一样的女科学家。”
于是两人招募了5名学生，查阅了1970年至1990年间出版的所有《理论群体生物学》（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杂志。这支团队仔细阅读了近900篇论文，将致谢部分的每一个名字都挑出来，研究这个人是否负责了编程工作；如果可能，还对性别进行了验证。
罗切尔·雷耶斯（Rochelle Reyes）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学生之一。从小听着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解密DNA结构的关键人物）和海里埃塔·拉克丝（Henrietta Lacks，她的细胞推动了医药研究的变革）等“无名女英雄”故事长大的她表示，“非常有动力”参加这项研究，“我感觉自己很幸运，能成长在一个鼓励科研热情和社会公正的多元化的大环境下。”
雷耶斯和同事发现，上世纪70年代，在被致谢的程序员中，女性占到了59%，但仅有7%的人被列为正式作者。那十年正是人口遗传学研究的关键十年，为许多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那个时代的作者署名来看，只有少数独立科学家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这些科学家几乎都是男性，”这支研究团队这样写道。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研究团队成员
“很难知道过去的幕后工作者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瑞典隆德大学遗传学者杰西卡·阿尔伯特（Jessica Abbott）说。不过，上述研究表明，“如果你能创造性地进行思考，获得正确的数据也是可能的。”
比如，玛格丽特·吴（Margaret Wu）出现在1975年一篇论文的致谢部分，因为她“协助了数字工作，特别是表格1的计算”。而事实上，她参与设计了一种数据工具，在估算某个特定规模种群的遗传学多样性时，这个工具至今仍在被胡埃塔－桑切斯这样的科学家频繁使用。
这个名为“沃特森估值法”的工具命名来源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唯一作者是G·A·沃特森（G. A. Watterson），迄今已被引用3400多次。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对这些旧论文有所贡献的程序员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并没有到可以拥有署名权的程度。罗尔夫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在上述例子中，玛格丽特·吴、詹妮弗·史密斯和芭芭拉·麦坎（Barbara McCann）的名字在许多论文中反复出现。“正因为她们做的工作质量很高，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及，”她这样表示。
研究团队甚至还和史密斯在爱丁堡大学的前主管威廉姆·希尔（William Hill）取得了联系。希尔对史密斯的评价是：她的工作既有技术性，又富有创意。不过可惜的是，他并不清楚史密斯后来去了哪里，研究团队后来也没有联系上她。
不过在研究玛格丽特·吴时，团队的运气还不错。在多次邮件和致电之后，吴终于回应了。
吴告诉研究团队，在沃特森估值法那篇论文的工作期间，她担任研究助理，并在那个时候自学了编程。“我想，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是，女性只不过是秘书而已，输入编码、打打卡，并不会做一些智力性的工作，” 胡埃塔－桑切斯说，“但是（吴）在描述她所做的工作时，我们意识到，就是现在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做的事情。”
吴后来没有考虑申请博士后，不过她对研究团队表示，“如果当时有人建议她那样做，她可能会觉得这个主意挺吸引人的。”在作为统计学家和数学老师20多年后，她最终在自己40多岁的时候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吴是墨尔本大学的一名教职员工，她开发了一套分析教育数据的统计方法。
胡埃塔－桑切斯说，对于1975年的那篇论文，吴显然是抱有一些遗憾的。她甚至都不知道那篇论文后来被很多次引用。“（当时）她笑了，” 胡埃塔－桑切斯回忆说，“轻轻地笑了一声。我感觉自己比她更尴尬。”
重新思考：学术成功的衡量标准
上世纪80年代，将程序员的贡献轻描淡写在“致谢”里的做法开始被摒弃。部分原因是，这部分的工作逐渐移被交给研究生来做，而且她们可以获得署名权。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编程”从原来由低收入女性来操作的“粉领”（pink collar）工作，演变成了一个由男性主导的专业领域。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重新思考署名权和学术成功其它衡量标准的机会，”罗尔夫斯说。
即便是在今天，一个人要做多少工作才能获得署名权，依然没有清晰的标准。一位教授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同事发送了一些数据，然后成为了作者之一；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做了大量奠定试验成功基调的工作，但ta的贡献却可能被忽视。“看看我们身边的实验室技术人员，就能发现不少女性和有色人种虽然做了创意性工作，却没有被赋予署名权，” 罗尔夫斯说道。
即便女性真正成为了作者，现代科学圈里盛行的系统性偏见也可能对她们不利。
首先，女性科学工作者的数量不及男性。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科学圈中女性作者数量要赶上男性，还需要16年的时间——如果是在物理学领域，则仍需要258年时间。这种性别差异在高端学术杂志上尤其显著：女性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比例仅在25%～35%之间。而且，女性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少于男性为第一作者的论文——这至少在某些领域是真实的情形。
专业培训机会不够、薪水较低、发声机会少、负面典型多，外加被性骚扰的几率更高……种种原因让许多女性早早离开了科研领域。选择继续留在这个领域的女性，在和与自己能力相当的男性同事相比较时，会被以更严苛的眼光看待。甚至还有些女性，她们干脆就直接被遗忘了。
NASA的女工程师们（照片摄于1953年）
好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最近也有若干畅销书向世人重现了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中“无名女英雄们”的故事。
除了上文提到的电影《隐藏人物》的原著（玛戈特·谢特利<Margot Shetterly>著）外，还有：《火箭女孩的崛起》（Rise of the Rocket Girls，娜塔莉亚·霍特<Nathalia Holt>著，同样描写了NASA历史上的数学精英）、《宽带》（Broad Band，克莱尔·L·伊万斯<Claire L. Evans>著，讲述了帮助创建互联网的幕后女性的故事）、《代码女孩》（Code Girl，丽扎·蒙迪<Liza Mundy>著，关于二战期间破译德军和日军密码的女英雄们）。
罗尔夫斯希望，其它一些领域的科学家也可以做些类似的工作，去重新发现长久以来贡献被埋没的科研工作者。
“一直以来，女性在科学界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只不过她们的成就未被给予应有的认可，”参加上述研究项目的学生之一伊其基尔·洛佩兹（Ezequiel Lopez）说，“而这一点是可以改变的。”
来源 | 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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