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资本投票中国创造，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绝妙的平衡，知讯者胜，谋远者新”。
2007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颁发给一名外国人，当时的获奖者正是69岁的帕特里克·麦戈文。
或许你对麦戈文和他所创办的IDG集团不太熟悉，但在国内互联网创投圈，IDG资本可是牢牢稳居头把交椅。
麦戈文一生来华130次，投资了300多个中国企业，上世纪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诸如百度、腾讯、搜狐、当当等，几乎都得到过麦戈文的资助，堪称李彦宏、马化腾等大佬背后的男人，更被誉为“中国互联网最伟大的天使”。
为什么在中美两国尚未建交之际，麦戈文就坚定看好中国、投资中国企业？经他创办成立的IDG，又有着怎样的发展传奇？今天这篇文章，身边君与你聊聊麦戈文的早年经历。以下，Enjoy：
格伦·里夫金 | 作者
身边的经济学 | 来源
01
1978：未获签证
独辟蹊径闯北京
1960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一年后，麦戈文与高中同学吉姆·肖特一道漫游欧洲。夏特是英格兰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两人会合之后，另外一位美国朋友乔伊斯·格里森也加入了他们，格里森是卫斯理学院的本科生，三人打算一起游遍欧洲。
大多数的美国青年看看巴黎、罗马就觉得很满足，麦戈文说服了两个同伴一起前往苏联。因为他已经坚定了信念，要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知识，他希望亲眼看看冷战时期的苏联是什么样子。
当他们旅行到列宁格勒附近时，被警察叫去问话，因为他们距离敏感的军事基地太近了。三人解释了半天才摆脱困境，继续前往莫斯科，在那里还做出了一个容易被人怀疑的决定——向著名的大都会酒店外的人群散发一份名为《美国》的小册子，这是美国政府印发的一份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杂志。
他们立刻被逮捕了。在夏特还在要求联系美国大使馆时，麦戈文则偷偷开溜并通知了使馆。经一位美国大使馆官员协调后，他们三人终于获释，但被要求立刻离开苏联，三位年轻人随后去了罗马尼亚。这段经历令麦戈文终生难忘。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够限制公民对信息的获得，但麦戈文却预言，科技的发展将使得控制越来越难。
麦戈文对潜在的利润市场特别敏感，不管壁垒多么令人生畏。1978年的IDG成长迅速，《计算机世界》简直就是一台印钞机，此时的麦戈文将目光转向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幅员辽阔，一穷二白。
麦戈文非常尊重美国的华人，因为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数学、工程以及科学等学科。麦戈文相信中国对于信息科技有着巨大的兴趣，市场爆发期即使不在当下，也会在不久的将来。他说：“我梦想要去践行使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获得信息，那就最好能够尽早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一次前往日本出席日本版《计算机世界》董事会的时候，麦戈文计划顺道参加莫斯科的一个计算机展览会。他留意到东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会在北京短暂停留，尽管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管制，他还是预订了这个航班的机票。他希望能在北京下飞机，进城逗留一天，之后继续飞往莫斯科。
那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麦戈文的计划野心勃勃，也实在有些莽撞。北京的美国人很少，旅行的手续非常烦琐。他想，即使只能待在机场，踏足中国大地的机会也是非常诱人的。在东京机场，边检人员要求查验中国签证。麦戈文自信满满地说：“不，我不需要签证，我只是过境。”
边检人员不是傻瓜。“中国不允许过境停留。”对方说。麦戈文回答说：“我订票的时候航空公司的人员帮我确认过，说没有问题。”难以置信的是，他竟然被允许登机。但在起飞之前，航空公司派出一个紧急小组登上航班，递给他一沓文件。他们说：“麦戈文先生，航班起飞前你必须签署这份免责声明文件。”如果他被控违反国际旅行管制规定，那么航空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当航班降落在北京时，他迈步下了飞机，来到航站楼，他对自己说：“他们肯定不能把我赶回飞机。”当他把护照递给海关官员时，官员说：“签证呢？签证呢？”他回应说：“过境，就是过境。我就待一天，明天晚上我就坐飞机走了。”
对于这个体形高大、咄咄逼人，又没有旅行文件的美国人的要求，海关官员回到办公室激烈讨论了大约20分钟，回来时给了他一张宣纸材质的文件，那是一张手写的签证文件，然后又指导他把签证夹到护照页上，离境时再撕掉。
在北京的那一天里，麦戈文四处乱逛，他留意到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书店里浏览图书的人排着长队。“这绝对是一个出版商梦寐以求的市场，”他想，“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这里开展业务了。”虽然所见有限，但他的所见所闻已经足够激发他的创业计划。
很显然，在中国拓展事业是非常困难的事，麦戈文选择对IDG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保密。传统的领导力智慧认为，达成一致意见后，计划才能启动。但麦戈文认为商机迫在眉睫，值得投入，因此他义无反顾地独自做出了决定。
1980年3月，麦戈文再次到访中国。他的行程没有通报IDG的任何人，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商业计划。他在北京组织了一场科技论坛，邀请了微软等高科技企业参加。在论坛上，他遇到了中国的电子工业部部长，并与他坐下来亲切交谈。
他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漫长的谈判，没想到部长说：“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信息经济和信息时代，你们的信息服务对于我们的经济增长很有帮助，我们愿意与你们一起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出版一份每周发行的报纸。”
02
创办《计算机世界》
领科技出版风气之先
对于所有人而言，时机就是一切。改革开放放宽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限制，给了麦戈文一个关键的时间窗口。1989年之后，中国政府不再允许外资报刊在华落地。但那时，IDG在中国市场已经开始风生水起。
由于IDG的出版业务是与中国政府通过合资企业的方式开展的，因此公司的运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IDG的出版物不涉及政治，因此政府官员给予了较大的弹性空间。部长告诉麦戈文，中国政府非常关注计算机和科技产业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愿意邀请IDG参与到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进程中来。
3天之后，麦戈文拟好了与电子工业部成立合资企业的条款和条件，计划以周报的形式发行中国版《计算机世界》，为此他将投资25万美元以启动项目。麦戈文兴奋地回到宾馆拟了一份新闻稿，塞进了《华尔街日报》北京记者站的门缝。记者站位于北京一家酒店的客房里，麦戈文不知道《华尔街日报》是否会重视这条神秘的新闻。结果，《华尔街日报》以“中美首家合资企业成立”为标题报道了麦戈文的新闻。
IDG的董事们看到这条新闻时，震惊之余还有点哭笑不得。可以想象，麦戈文一回国就遭受了他们的集体抨击。“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恼怒地询问，“你知道你在毁掉我们的品牌吗？没有董事会的同意，你不能那样做！但即使你向董事会提出申请，我们也不会同意。”
常言说，取得原谅比获得许可容易。麦戈文最终说服了董事会，他非常看重这个潜在市场的未来发展，也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乐观。中国的有关部门很快就批准了报纸的发行。1980年10月，中国版《计算机世界》第一期发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消息。不到两周，报纸就有了2.5万名付费订阅用户。
1995年，《华盛顿邮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IDG在中国发展的文章，麦戈文高度赞扬了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表现。他说，经过15年的发展，《计算机世界》的收入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份报纸。那时候，IDG在中国市场出版了12种计算机类报纸和杂志，年收入超过4000万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自1980年起年复合增长65%。IDG在中国的报刊总发行量达到120万份，月读者总数超过1800万人。
以《计算机世界》为龙头的IDG出版物，在中国的科技出版领域拥有实质上的垄断地位，它的影响非常广泛。时任中国最大计算机制造商联想集团总裁的柳传志对《华盛顿邮报》说：“如果不读《计算机世界》，我就不能做任何商业决定。”
在2017年北京的一次聚会上，4位《计算机世界》原中国员工对他们所创造的成就非常自豪，并表达了对麦戈文的钦佩之情。他们回忆起当时创业的情景，以及麦戈文如何关注他们的工作。“我们知道他是个百万富翁，”《计算机世界》最早的编辑之一汤宝兴说，“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富人，但当他来到我们办公室时，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和每个人都握了手。”麦戈文的谦逊获得了公司所有人的好感。
中国版《计算机世界》1980年10月的第一期
麦戈文把IDG总部的经理和编辑带到中国，举办出版业务的培训班，教初出茅庐的员工如何出版一份周报。当出版工作步入正轨之后，麦戈文对中国员工的要求就和全球其他地区一样严格。
“每次麦戈文到访，他都会说，‘你们必须扩大业务。’他还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成长这么慢，他总是激励我们以更快的速度成长。”汤宝兴说。麦戈文对员工所需要的资源和办公空间一概支持，并敦促他们在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不断推出新的报刊。
在鼎盛时期，《计算机世界》每年的广告页超过1万页，读者超过200万人。单期的报纸有时厚达250页，甚至无法被载有其他中文报纸的火车接收。在随后的岁月里，IDG在中国一共发行了40余种刊物。麦戈文的先发优势使得IDG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出版公司。
中国版《计算机世界》拥有300名员工，对于一家合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西方国家的其他出版商不得不与IDG合作，以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IDG通过与赫斯特（Hearst）和康泰纳仕（Condé Nast）等出版商合作的形式，在中国推出了时尚系列杂志，例如《时尚》《时尚先生》和《华夏地理》等。麦戈文得意地说，IDG最初的25万美元投资带来了8500万美元的利润。
“有些美国人曾警告我，在中国做生意很难，”他在文章中写道，“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我来到中国6个月后，我们的公司就在一座新大楼里开业。无视传统商业智慧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决策。”今天，我们的旗舰媒体《计算机世界》周报有11.3万名订阅者。每期有六七个内容板块，平均为256页，全部封装在塑料包装袋中销售。
“从第一次中国之行开始，我陆陆续续去了50多次，每次都会改变我对中国的看法，而那些持美国式自由观念的人总会对亚洲有所误解。我的经验则完全不同。每次访问中国，我都发现普通市民变得更加幸福，他们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正在改善，他们知道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动改革。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正在有效地运转着。”
03
发掘熊晓鸽
创办国内第一家天使基金
麦戈文对中国的迷恋可能带有一点天真。现代中国确实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稳步迈向世界第一。但一些问题仍然在困扰着这个国家。
尽管如此，麦戈文一生对中国进行了130多次访问，深受中国企业界的爱戴；他被尊为“荣誉市民”，并被授予其他西方人从未获得过的奖项和荣誉。IDG中国的员工称他为“老麦”，这是对长辈的尊称，意思是睿智的长者。
IDG中国的出版业务由当地的出版人、编辑和记者负责运营，年收入高达2亿美元。麦戈文深信，他在中国的努力不仅有利于IDG的发展，而且有利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它还将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双边关系的改善。
随着麦戈文越来越熟悉这个国家，他开始注意到许多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中国青年学生正在回国创业。1993年，他发起了一项更大胆的计划——投资成立IDGVC。这是中国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
这只基金由麦戈文年轻的门徒熊晓鸽和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周全共同执掌。麦戈文的愿景再度被人诟病。“每个人都嘲笑我们，”他说，“他们总会列举一堆理由，‘那儿没有股票市场，企业不会和你分享股份，也没有股票期权’。”
但麦戈文会见了许多高层领导人，他们告诉麦戈文，中国不仅要大力发展制造业，而且要努力发展技术创新。他们想要创造自己的产品：从发明，到制造，再到运输，这样他们就能获得销售收入的85%，而不是当时拿到的12%。“他们告诉我，‘我们会有股票市场、股票，还有企业家，就像美国一样。’我们相信他们。”麦戈文说。至少，风险投资基金可以有效利用IDG出版业务在中国产生的利润。
熊晓鸽毕业于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曾在波士顿的卡纳斯出版集团旗下的一份科技杂志当记者。熊晓鸽雄心勃勃，善于学习。在赴美之前，他曾在一家工厂当电钳工，月薪6美元。改革开放后，他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
当时熊晓鸽在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在一次商务晚宴上，熊晓鸽首次遇见麦戈文，并被这位充满活力的出版业巨头所吸引。他的朋友周全获得了罗格斯大学光纤博士学位。在周全的建议下，熊晓鸽给麦戈文写了一封信，希望获得去IDG工作的面试机会。令熊晓鸽吃惊的是，麦戈文的助手玛丽·多拉赫打来电话，并安排了45分钟的面试时间。面试最终持续了3个小时，麦戈文正在为他的中国出版业务寻找新鲜血液，他在熊晓鸽身上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麦戈文立即录用了熊晓鸽，并在IDG美国总部培养了他3年。到1992年，熊晓鸽成为麦戈文在中国的主要高管，拓展了出版业务，并最终成立了IDG中国风险投资基金，这就是日后IDG资本的雏形。
IDG资本于1999年起用合伙人制基金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实行合伙人制的独立运作的基金管理团队，彼时开始IDG资本与IDG成为标准的GP/LP关系。后来随着IDG资本的基金管理规模越来越大，IDG在LP中所占份额变得越来越小，但“IDG”始终保留在这家机构的名字之中，如同熊晓鸽缅怀麦戈文时提及的“不敢忘记第一个为我们交学费的人”。
回到1992年，麦戈文最初希望熊晓鸽寻找其他人来管理风险投资业务，但当时很难找到人。能干的硅谷风险投资家不会说中文，也没有兴趣到中国来工作。Charles River Ventures合伙人、IDG董事会成员斯蒂芬·科伊特来到北京，与熊晓鸽进行了一番交谈。
回到美国后，科伊特告诉麦戈文，熊晓鸽是唯一一个对开拓这项新事业满怀激情的人。虽然熊晓鸽没有运营风险投资的经验，但科伊特相信他能很快学会，麦戈文表示同意。很快，这位年轻的前记者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这份崭新的事业中。
熊晓鸽很有先见之明，他聘请了周全来帮助他建立基金。周全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获得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颁发的奖项，并拥有一种光纤设备的美国专利。他的技术悟性和直觉将为新的风险投资带来急需的智慧。他们两人成为开拓者，建立了后来的中国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人们说在中国做风险投资至少要再等10年，”熊晓鸽回忆说，“但麦先生信任我。”
1993年，IDG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共同出资2000万美元成立了一家合资的风险投资基金。熊晓鸽和周全会见了一批又一批聪明而有抱负的企业家，并尝试小规模的投资，在几家初创公司投资了30万～50万美元不等。如果某个企业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投资额就会更大。
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从零开始从事风险投资需要极大的耐心。正如熊晓鸽回忆的那样：“最初的7年几乎颗粒无收。麦先生一年要来中国五六次，他每次来访，我们都担心他会失望，撤回投资。结果，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总是很乐观，鼓励我们继续工作。”
直到2000年，许多早期投资的企业开始首发上市。尽管当时美国的科技股出现暴跌，但在中国投资的回报依然十分丰厚。例如，IDG向腾讯公司投资了120万美元，后来以2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腾讯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熊晓鸽并不想这么早卖掉，但麦戈文和IDG的财务人员坚持这么做。熊晓鸽心痛万分，他清楚地知道这笔投资最终将价值数十亿美元。另一笔对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的2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7亿美元的回报。发展到后来，风险投资为IDG贡献了70%的利润。
“风险投资的成功在于对人的信任，例如信任熊晓鸽和周全，让他们做自己的事情，”张朝阳说，“没有一家硅谷大公司在这里取得成功，因为它们把中国当作分支机构，团队没有主动积极性。IDG在中国就像一家创业公司，麦戈文自己就是一个企业家，所以他明白这里需要什么，这就是IDG能够成为中国Kleiner Perkins（凯鹏华盈）的原因。”
麦戈文在中国各地旅行，在这些访问中，他看到了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机会。他与深圳结缘，和这里建立了牢固的联系。麦戈文把深圳定位为一个创新中心和风险投资的理想地点。1998年，IDG签署了一项协议，10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0亿元人民币（约合1.25亿美元）。
仅仅几年时间，IDG就在深圳投资了20家初创企业，麦戈文被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的称号。后来，他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这也是外国人从未获得过的荣誉。在他的影响下，深圳成了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热土。
麦戈文荣获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这是一项外国人从未获得过的奖项
04
敢于踏上陌生土地
将艰难旅程化为丰厚回报
IDG在近100个国家开展业务，麦戈文对每一项业务都感到自豪。但他对中国有一种偏爱，因为他曾经大胆行动，在没有获得签证以及没有一个朋友的情况下在北京下飞机，沿着自己的“丝绸之路”独辟蹊径。
对于曾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政治事务助理的虞俊来说，麦戈文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宾之一。虞俊表示，麦戈文对中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关键性的。虞俊后来到IDG中国公司工作，并多次担任麦戈文的翻译。
通过在中国创立科技出版业务，麦戈文成为中国发展自己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催化剂。“正是因为这些出版物，人们开始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化。”虞俊说，“在那之前，中国对IT领域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通过与赫斯特、康泰纳仕等出版商的合作，中国读者接触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类期刊。突然之间，随着国内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中国人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生活方式问题。
在风险投资方面，IDG开创性的努力推动了海外留学生回中国创业的进程，因为突然之间，中国市场有了资金，有了新的市场需求，有了他们未来的事业。
通过在三所大学设立脑科学研究院，麦戈文使得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意识到脑科学在中国即将迎来繁荣发展。
“他的影响持续了30多年，”虞俊说，“他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帮助了中国。正是麦先生让人们的工作、思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敢于走出去，踏上陌生的土地，这是有效发现早期机会的唯一途径。
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市场，要培养一名深谙当地文化、会说当地语言的可信任的经理人，他能够把艰难的旅程转化为丰厚的回报。
关于作者：格伦·里夫金，一名资深记者和作家，为《纽约时报》商业版撰稿超过30年。为许多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比如波士顿咨询集团、光辉国际咨询顾问。
本文整理自《导向未来》，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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