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与玛丽莲的婚姻，可谓亲密关系的典范。
15岁那年，亚隆第一次见到玛丽莲。这个有着严重社交焦虑而又自卑的男孩脱口而出：“嗨，我是埃夫·亚隆，我刚才从你家窗户爬进来的。”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没救了——“我就像一枚被磁铁吸住的钉子一样，并且我立刻有一个感觉，不，不只是一个感觉，是一份确信——她会在我的生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认识玛丽莲之前的岁月是黑白分明的，在她进入我的生活之后，才逐渐有了色彩。”8年后，他如愿娶了心爱的女人。他们的婚姻持续了60余年，直到2019年玛丽莲去世。
在《成为我自己》这本书中，亚隆深情地写道，“我度过的几乎每一天，我都为能够与玛丽莲共度一生而感激不尽。”
如果我们从玛丽莲的视角来看这段婚姻，就会发现，哪怕幸福的婚姻，女性也有无数艰难的时刻，女性的付出远远多于男性。
他们结婚时，亚隆在上医学院，玛丽莲在哈佛大学读硕士学位。但是在蜜月旅行期间，玛丽莲就怀孕了。一年半之后，玛丽莲申请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的博士项目时，再一次怀孕。
玛丽莲博士面试时，哥伦比亚大学法语系令人生畏的系主任诺曼·托里，带着惊奇的目光瞟了一眼她8个月身孕的肚子。他也许从没有见过一位怀孕的申请者。
然后，当他得知她还有一个1岁大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更为震惊了。他用一种抱歉的语气指出，要获得助学金，学生必须教两门课，并且学习四门课，暗示面试已经结束了。
但是，玛丽莲立即回应道：“我可以做到。”
几个星期之后，录取信到了：“家庭主妇，我们有你的一席之地。”
两个年幼的孩子，繁重的教学工作与学习任务……几乎得不到丈夫的任何帮助，因为每隔一个晚上和每隔一个周末，他都不在家。唯一让她有点喘息之机的，是一个家政工偶尔帮帮忙。这就是玛丽莲当时面对的生活。
玛丽莲一直认为这一年，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
接下来的生活也不容易。亚隆在陆军学校服役的时候，每天的日程也排得非常满，一周有五六天整天都不在家。那时，玛丽莲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家庭生活是我职业生涯的负担，虽然我确定对玛丽莲来说可不是这样。”亚隆的这句话，说出了养育孩子对女性与男性生活与人生的不同影响。
养育孩子是一件既繁琐又消耗能量的事情，哪怕全职做这件事，也常常让人精疲力竭。如果一个女性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还坚持正常的工作与学习，她常常要付出比男性多出好几倍的辛苦与努力。
这些体力与心力上的消耗，对女性来说还好应付。最难应对的是，男性对女性付出的忽视与否定，特别是对女性梦想的贬低与打压。
最近接的几个婚姻咨询，不约而同地涉及考驾照的问题。我听到的对话是这样的：
男人：“她一点也不独立，去什么地方都非要我送她。”
女人：“让你送我的原因是，我心里很不平衡。车是我们共同买的，为啥你去哪里都开车，却让我坐公交车？”
女人想考驾照，但男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开车太危险，女人处理不了各种复杂的路况。网上有各种各样女司机危险驾驶的视频，成为男人反对女人开车的理由。
女人不能开车，是婚姻中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开车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女性来说，开车象征着自由。对男性来说，伴侣学会开车，象征着失控。
女性开车意味着失控，在沙特阿拉伯，这就不仅仅是象征层面的事了。2018年6月24日，10名沙特女司机开车上路了。至此，沙特摘掉了“全世界唯一不允许女性驾车国家”的帽子。
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在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旗帜下成立。瓦哈比派提出对女性诸多限制，其中就包括禁止自由活动以及开车。漫长的86年之后，沙特女人重新掌握了自主驾驶权。
为什么不准女人开车呢？
10年前，沙特主流媒体给出的理由是：“女人开车是反社会的，将间接导致家庭崩溃，且会损害卵巢健康。”
在某种程度上讲，女性掌握方向盘，就是掌控自己人生的开端。
不少男性不仅反对伴侣开车，还反对一切可以提升伴侣能力的事情。比如，学习心理学。对他们来说，一个更有力量、更有能力的伴侣，是一种威胁。
于是，男性有意无意地弱化伴侣的功能，而且是以爱的名义。有些被洗脑的女性，结婚之后真的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弱，离开伴侣自己什么都做不了。长此以往，男性会发现，伴侣对自己的依赖越来越强，很快让自己疲惫不堪。
男性对女性的功能弱化，有时候隐藏在温情的面纱下，但对女性的人生，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
“认识比尔之前，我有过一段不健康的感情经历。那位男友也会鼓励我，但在另一些时候，他故意阻挠我进步。他不希望我掩盖他的光芒，看不到我作为一个女人也有自己的梦想、希望和天赋。他只是把我看作他人生中一颗有用的棋子，为我设立了一些他理想的标准，一旦我无法满足那种要求，他就会对我加以折磨。”
在《女性的时刻》中，梅琳达·盖茨分享了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用了很多年之后，她才意识到这段情感对自己的危害。
“跟他在一起时，我还非常年轻。在那个年纪，我很难找到自我，或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十分困惑，感觉糟糕透顶，却不明白原因。这段关系中并不缺乏鼓励，它们足以让我劝自己忘了那些折磨，打消离开的念头。”
她有些伤感地写道，“回望过去，我意识到那时我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也失去了自信，我花了很多年才看清自己失去了什么，再把它们一件件找回来。”
在咨询中，我常常问女性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不在了，你是不是生活得更好？”
不少女性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正如梅琳达·盖茨所说：有时，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
女性坚持自己的梦想，会加持自己婚姻的幸福。尽管最初，这看起来完全相反。
玛丽莲用自己的60多年的美好婚姻，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在那个时代，要拿博士学位的女性并不多见。但她一直都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认识的已婚女性都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一直觉得她有一颗杰出的头脑，所以她决定读博士的决定在我来看是很自然而然的。”
欧文·亚隆虽然支持她的选择，但实在没有给她提供多少帮助。当时，她一边养育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
玛丽莲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同时也是知名作家，著有《乳房的历史》、《太太的历史》等书。每次玛丽莲作演讲时，亚隆都自豪得不得了，恨不得大声喊出来：“嘿，嘿，这是我老婆！”
哪怕拥有一个像亚隆一样支持自己追求梦想的伴侣，有时在婚姻中也需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像梅琳达·盖茨。
比尔·盖茨从小生活在性别平等的家庭，也非常尊重妻子的选择。2002年，在他们最小的孩子出生后，他们找到了一个维持婚姻平等的有效方法。梅琳达从事基金会的幕后工作，也满足于此。比尔较少接触基金会的日常运营。
但是，每当比尔·盖茨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总会提出与基金会有关的问题。所以，他自然就成了基金会的代言人，媒体也开始称之为“比尔的基金会”。
这不是事实，也不符合他们的设想。经过讨论，他们一致认定，梅琳达应该走到台前，以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的身份出现。他们想让大家知道基金会的决策由他们共同制定，工作也由他们共同承担。
“这个决定让我们逐步成为平等的伙伴。”梅琳达说。
基金会成立后，每年发布的年信都是比尔撰写的。但是到了2012年秋天，撰写2013发布的年信时，梅琳达想执笔自主计划生育的部分，但比尔觉得年信机制运转良好，没必要做出改变。两人因此激烈争执。最终，比尔同意梅琳达写一段关于避孕措施的内容放在年信里。
2013年，公开信的题目是《来自比尔·盖茨的2013年年信》。
2014年，公开信的题目变成了《2014年盖茨年信》。
2015年，公开信的题目变为《2015比盖茨年信：为未来下注——比尔与梅琳达·盖茨》。
“这标志着年信彻底从比尔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了我俩共同的工作”，梅琳达写道，“为了向平等迈进，我们做过许多努力，年信无疑是其中最有分量的。”
“我们不能单纯指望男性主动让渡权力。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世界早已改变。”梅琳达认为，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不会说：“来吧，我们是平等的，我把权力分一些给你。”
之所以女性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利，是因为女性力量的提升，会让婚姻受益。
梅琳达认为，女性如果能与男性互补，能够提升伴侣关系的品质，为它注入平等伙伴关系所独有的特质。譬如亲密感、归属感、社群意识、团结意识，还有那种互帮互助、和衷共济的感觉，这些都是不平等关系所不具备的。
如果女性找到自己的声音，坚持自己的梦想，占据自己的位置，争取自己的权利，更可能创造幸福的婚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