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一幕常见的“活剧”，就是将军造反，好些“动静较大”的造反事件，有时更能改变一些王朝的历史进程。而面对那些惨烈的“造反过程”，许多后世读史者也都大惑不解：都说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那为什么有些将军造反时，其麾下的士兵们却毫无“效忠皇帝”的觉悟，甘心一条道走到黑呢？
这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吃谁家饭”的问题。
说起古代士兵的生活，我们常说“扛枪吃粮”，理论上说，历代大一统王朝里，士兵们确实吃的是皇家的粮，可实际操作起来，有时却并不是这么回事。赶上特定的时代，那些割据一方，拥有强大权力的武将，才是士兵们最直接的“衣食父母”。最能说明这个“吃饭问题”的朝代，就是唐朝。
唐朝立国的时候，军事上采取“府兵制”。这个制度自南北朝时期诞生后，发展到唐代已十分成熟：全国均田制下的农民进行编户，农民二十岁起服役（盛唐时改为二十五岁），五户为一保，征发两人为府兵。府兵们日常接受训练，战时为国出征，服役时享有免除个人租调的特权，立了功还可以获得勋官职务。
这样的士兵，从生活训练到个人前途，都有来自朝廷的保障，倘若敢跟着某些武将造反，那就等于砸自家的饭碗。所以唐朝前期，虽然也发生过“扬州之乱”等叛乱，但凭着忠诚度极高且战斗力强大的府兵，这类叛乱都很快被一一平定。所以哪怕到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的十几万大军都扯起反旗了，唐朝的好些官员依然自我感觉良好。宰相杨国忠就宽慰唐玄宗说：皇上您放心，安禄山的部下绝不会跟他一起造反，没准就把他绑了送来。
可是，这些糊涂大臣没搞明白的是：恰恰在“吃饭问题”上，安禄山的叛军士兵很不一样。盛唐年间，由于土地兼并等原因，府兵制的根基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唐朝的士兵主要来自募兵，边境上更设立了十大节度使，负责募兵等事务。这些镇守一方的边将，也就成了士兵们的衣食父母。以安禄山为例，控制东北三大重镇的他，掌握了财政招兵大权，嫡系兵马近二十万，精锐“曳落河”八千人，全都是自己百分百的铁杆。
这样的军队，吃着安禄山的饭，受着安禄山的管，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大唐王朝，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所以八年安史之乱里，他们造起反来也毫无压力。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藩镇里的士兵们，利益更和主将紧密捆绑在一起，因此也就有了一场又一场的动乱。曾经无比强大的唐王朝，在整个后半段，几乎都栽倒在这“士兵吃饭”问题上。
同样的例子，还有清初时发动“三藩之乱”的吴三桂。当时作为西南“平西王”的吴三桂，不但可以节制云贵总督，他的嫡系官员号称“西选”，几乎遍布西南各个要害岗位。其辖区内的盐井、金矿、铜矿等暴利行业，也几乎都被他垄断。所以吴三桂才有充足的底气，煽动起了八年“三藩之乱”，把年轻的康熙皇帝惊出了一身冷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历代王朝，在吸取了种种教训后，都在着力解决“士兵吃饭”问题，宋代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禁军，国家花钱养兵，明代建立了百万规模的卫所兵，清代的八旗绿营，也形成了严密的体制，确保军队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这些苦心也是立竿见影。但是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倘若一个王朝日益腐败，对军队的控制力下降，恐怕军队就算杜绝了“造反”的隐患，却又会生出新的毛病。
比如明末农民战争时，那些各地的明军遇到农民军时，有时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展开激烈厮杀，相反很多时候却是彼此“谈条件”，农民军在交出一部分财物和人口后，往往就会被明军“放行”。如此一来，明军在前线“捷报频传”，农民军却一次次有惊无险，反而在流动作战里滚雪球般壮大，直到最后双方攻守易型，李自成的百万农民军浩浩荡荡，把崇祯皇帝逼到了上吊。
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情况？明代的卫所制度，到明末时已极度腐朽。明末名将卢象升就曾看到，由于军队缺少衣食，许多士兵们走路都摇摇晃晃，校场上站一下队，就会倒下好些人。这样的军队，确实没有“造反”的能力，却也没有拱卫王朝的能力。不久后明朝的覆亡，其实也就从此时埋下了伏笔。“士兵跟谁”的历史话题背后，正是这样的兴衰教训。
参考资料：《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历代军事制度》《安禄山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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